一、私学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原因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了禁私学、焚书坑儒等极端措施，但私学并未被禁绝，一批儒生学者隐匿民间，继续以私学教育私相传授，尤其是齐鲁一带仍保留着私人讲学的传统。史料记载的种种事实表明，秦朝一直有人在齐鲁一带私人教学。在秦末战乱之时，私人教学仍然在继续。
汉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文化教育事业更依赖私人教学维持，而汉初在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许多名儒学者，有不少就是秦朝以来隐匿民间的私人讲学大师及其弟子门徒。私学师生成为汉初朝廷中官吏的重要来源之一，汉代重视任用儒生实自此始。
文景之世，政清治平，隐贤逸材相继复出。这些人多是长年在民间从事私人教学颇有成绩者，不少人还继续从事私人教学。汉初，私人教学不仅有儒家学派，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人传授。此时，法家有相当势力，传授法律、刑名之学者为数不少。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这些人对汉代刑法律令建设起过重要作用。此外，如田蚡学杂家，主父偃学纵横术，司马季主以卜筮带弟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初算学历律也颇有人私相传授。传授卜筮学的学者也包括着一部分自然科学内容。史料表明在私人教学中颇有重视自然科学教育的传统，后世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也多通过私人教学或家学。
汉初的私人教学，还保留着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遗绪，又显示出各学派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有的人既学儒学，也学黄老、律令，这是汉初私人教学的重要特点。
汉初私人教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封建统治者由武力征讨逐步转入政治、经济、文教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建立日益庞杂的各级官僚机构，因此急需大批治术人才，然而又来不及兴学设教立即培养，只能大力搜集吸引民间的隐贤逸材，一批从事私人教学的学者及其弟子得到仕进之机，如叔孙通及弟子百余人皆得为仕，在客观上激发了私人教学的积极性，促进了私人教学的发展。第二，汉初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政治比较清平，经济渐有复苏，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和城乡富户愿迁子弟入学受教，谋求进一步发展，但国家尚无力办学，而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载也。于是靠私学来满足这一要求，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汉武帝时期，根据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立太学、置明师，开始兴办和发展官学。但私学并未因此而停顿，反而在官学发展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繁荣。这是因为：第一，西汉官学主要设在中央，地方官学未得到发展，直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当政时才开始建立地方学校系统，郡县比较普遍建立学校。第二，中央官学设在京师，路途遥远，入学困难，并且名额十分有限，难以满足众多读书人的入学要求。私人教学容纳的学生人数远比太学为多。实际全国大部分教育任务仍然靠私学来承担。官学和私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一历史现象值得认真总结。
西汉在武帝之后，私人教学相当发达，一些硕学名儒在未从政或任博士之前一直从事私人教学。西汉官学立博士充满着斗争，未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仍坚持私人传授，逐渐发展成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激烈论争，从而更促进了私学的发展。有些人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罢官后仍然继续从事私人讲学。
东汉时期，私学更加繁荣。原因是：
第一，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大师名儒政治上不得势，或被当权者排斥，或不愿卷入政治风浪，或中途退隐，或征召不就，皆避世隐居，私人收徒讲学。
第二，古今文经学之争更趋尖锐激烈。古今文经学之争，起于西汉末，至东汉更加尖锐。学派论战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反映。随着不同政治势力的消长，古今文经学之争更趋尖锐激烈，古今文经学的地位也不断变化。但终汉之世，在官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主要是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家多以私人讲授的方式进行研究和传播，因此，古今文经学之争常常表现为私学与官学的斗争。
第三，官学管理不善，行不修，学不实，师生关系也不融洽。一些学者不愿去官学任教，甘愿私人收徒讲学；读书士子也不愿进官学习业，宁愿自择名师求教。王充对汉代学风和学校教育进行过尖锐的抨击，他终生居家讲授，致力著术。郑玄亦是私学大师。汉代官学最高额达三万人，可谓甚众，然而私人讲学，一名师著录弟子最多者达一万六千人，所以受教于私学者当数倍于官学。
第四，汉代兴办官学，无论中央太学，还是郡国学校，都以讲授经学为主，其他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东汉时仍极发达，乃全赖私学和家学传授。
第五，汉代官学无蒙学教育阶段，初识文字、术数和基本行为规范又是进一步学习或为人处事所不可缺的，所以，启蒙教育的任务主要由私学或家教承担。东汉时期的私学除了讲习专经的精舍之外，还有大量初等教育性质的书馆，这是汉代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私人施教的书馆已相当普遍。
由上所述，可见从秦末到汉初，由西汉到东汉，私人教学始终长盛不衰。
在官学建立之前，私人教学成为教育事业的主体；在官学建立之后，私学教育仍继续存在，并有进一步发展，承担着相当繁重的教育任务，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和汉代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官学和私学也是有斗争的，但又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这是汉代教育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二、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及其内容
汉代的私人教学或私学教育在先秦私学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按不同层次，建立了不同类型的私学教育。根据现有史料，大体上可以认为，汉代的私学教育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或三种不同层次，也可以说，有低、中、高三种程度。这就是以书馆为主要形式的蒙学教育，以“乡塾”为主要形式的一般经书学习，以“精庐”或“精舍”为主要形式的专经教育。其中一般经书学习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的蒙学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据考证可单独作为一种类型。而这种分化的时间大体是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开始的。
启蒙教育。汉代启蒙教育的场所主要是书馆，教师称为“书师”，始于汉代，为私学性质，“书师”由私人教学的蒙师担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识字、习字。汉代的“书馆”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书师以家室或公共场所，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入馆就学，人数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多达百人至数百人；一种是贵门富户聘书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在家受教，也叫“家馆”。在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专设“宫邸学”，专教贵胄子弟之前，皇帝子女也是通过私学性质的“家馆”接受启蒙教育。
汉代启蒙教育阶段的私学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通用教材，教学内容和要求趋向统一。中国很早就有识字、习字教材，通称字书。最早的一部字书是《史籀篇》，相传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四字句，不过久已失传。秦代实行“书同文”，重视字书编写，李斯作《仓颉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多选自《史籀篇》。西汉初，闾里书师综合秦时三种字书写成《仓颉篇》，断六十字为章，凡五十五章。汉武帝后又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其中《凡将篇》收入字数超出了《仓颉篇》。
汉代启蒙教育阶段的私学除学习识字、习字为主外，兼习算术。《九章算术》为书馆的通用教材。启蒙教育犹重品德伦常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并且寓于书算教材和教学之中，以收课程简化、重点突出之效。
初读经书。学童学完字书后，接着进入初读一般经书阶段。这一阶段一般由“乡塾”来承担，其教师称“塾师”或直接称“孝经师”，主要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尚书》或《诗经》，个别有学《春秋》的，但《孝经》、《论语》为必读。尽管记载的学习内容不尽相同，但在识字、习字、学算之后，进入学习一般经书阶段则是比较肯定的。这个阶段既是为了巩固识字、习字的成果，又是进入更高学习阶段的准备和过渡，也是进一步深化品德教育的需要。汉代许多人都想通过这个阶段学习而成为才行出众的人。
文章来源：史仲文，《中国全史·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