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张华（231—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著《鹪鹩赋》①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瓖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见《文选》卷十三。

 

　　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著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著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①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幹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著《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张林说：“你想要害忠臣吗？”张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张林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1）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