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在南方建立的东晋朝廷拥有的书籍只有三千多卷。到东晋太元年间，经济有所恢复，社会安定，孝武帝试图复兴学术文化，开始大规模聚集图书。晋宋之际，造纸业有了很大发展，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不论官私，书籍聚集都越来越多。到梁代，聚书达到了高峰。《隋书·经籍志》序称：“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梁元帝《金楼子》专设“聚书”一篇，很能反映当时的风尚。①
从东晋中期到南朝，持续不断的聚书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围绕着书籍的不断聚集，各种类型的整理工作相继展开，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也大量问世。梁陈相继灭亡之后，被迁移到北方的南方学者仍然在继续从事着这类带有明显南方特色的工作。可以说，南朝的学术文化传统并未随着南方王朝的灭亡而结束。
一 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
书籍增多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编制目录、校书。这是易于理解的。图书不断增多，目录也必然随之调整。这一时期史书往往没有《经籍志》《艺文志》，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单行的目录很多，史书中没有必要再专门列入。在抄本时代，同一书往往有不同的抄本，所以校书也是书籍整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除去一般意义上的整理之外，当时学者还在众多旧书的基础之上编撰出了新书。这些新书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集注，第二是钞书，第三是汇聚众书为一书。
(一)集注
《隋书·经籍志》经部此类书很多，如朱异集注《周易》，李颙《集解尚书》，姜道盛《集释尚书》，崔灵恩《集注毛诗》《集注周官礼》，孔伦《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王俭《丧服古今集记》，范宁集解《春秋穀梁传》，崔豹《论语集义》，孙绰《集解论语》，江熙《集解论语》，沈琁《集注尔雅》等等。从书名上看，《隋志》史部正史类所载东晋南朝时期带有“集解”字样的书并不多，仅有姚察《汉书集解》。但实际上很多以“注”相称的都属于集解、集注性质的。裴骃的《史记》注，《隋志》仅称“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注”。但是裴骃自己在《史记集解序》中早已说，“号曰集解”。《史记集解》才是裴骃书的本名。又如《三国志》，《隋志》仅记“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但刘知幾早已指出裴松之是“集注《国志》”②。裴注以众书注一书的方式的确就是集注，刘说不误。刘知幾还说：“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③可知上述史注均属同类，都是集注性质。
(二)钞类
《隋书·经籍志》经部有庾蔚之《礼论钞》，王俭《礼论要钞》，贺玚《礼论要钞》，何佟之《礼杂问答钞》等。史部有张缅《晋书钞》《晋宋起居注钞》，陆澄《地理书抄》，任昉《地理书抄》，王僧孺《百家谱集钞》。此外，如梁阮孝绪《正史削繁》可能也属此类。子部有庾仲容《子抄》，萧琛《皇览抄》，集部有谢灵运《诗集钞》，沈约《集钞》，丘迟的《集钞》以及大量不知作者的《集钞》《集林》《集略》《文苑钞》等等。
“抄”并不是全文照抄。《梁书》卷四九《袁峻传》：“除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学士省，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可见“抄”实际是摘抄。这样的例子很多。《南史》卷二五《到洽传》：“迁司徒主簿，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为十二卷。”《梁书》卷五○《庾仲容传》：“仲容抄诸子书三十卷，众家地理书二十卷，列女传三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在钞类中还有一些书的名字虽然没有“钞”字，但实际也是钞，如范泰的《古今善言》，必定是从“古今”书中抄录而来。
这种有选择的“钞”以前也有，如《隋志》有汉桂阳太守卫飒撰《史要》十卷，“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吴有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二十九卷”，晋代有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不过此类书大量出现还是在东晋南朝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类书概念，《隋志》是将后世称为“类书”的书籍归入了子部钞类，如《皇览》《类苑》《华林遍略》《寿光书苑》以及北朝编撰的《圣寿堂御览》(即《修文殿御览》)、隋代编撰的《长洲玉镜》《书钞》都在其中。这样归类是有道理的，因为类书本来也是钞书。《梁书》卷五○《刘峻传》：“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这里所谓“抄录”也是摘抄。隋代虞世南编纂《北堂书钞》，直接以“书钞”命名，最明确地表达出类书就是摘抄。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按《隋志》著录，《文选》是在集部钞类中，从编纂的角度看，这样处理是合适的，因为《文选》其实也是抄书，只是抄的方式与类书不同而已。《艺文类聚》序称：“《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可见欧阳询也是把《文选》和类书看作是一大类，都是有选择地摘抄已有书，只是选文的标准、范围不同而已。
(三)汇聚众书为一书
谱牒书。《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这是将分散的谱牒搜集来汇聚成一书。
地理书、杂传。《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隋志》：“《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④可知此书并非陆澄自己所写，而只是汇聚了前人相关书籍。汇聚众书难以一网打尽，总会有遗漏，刘知幾说：“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伙，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⑤以后任昉又继续补充。《梁书》卷一四《任昉传》：“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隋志》称：“《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地理类最后总结说：“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按此，顾野王的《舆地志》也是此种性质。
陆澄、任昉编撰的《杂传》与地理书相同，也是汇聚众书而成。东汉以来，各种人物别传很多，章宗源、姚振宗两家《隋书经籍志考证》均有统计。这些《杂传》就是汇聚众多别传而来，因个人所见多少不同，所以陆澄、任昉的《杂传》收录的数量也不同。
集注、书抄、汇聚众书为一书，这三种编纂形式的书籍在东晋南朝大量出现，都与当时书籍增加有关。集注是以众书注一书，这只有在相关的书籍聚集较多后才有可能进行。同样，书钞类在南朝特别盛行，也与当时书籍增多有关。《梁书》卷二五《徐勉传》：“勉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尝以《起居注》烦杂，乃加删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删撰”即是“钞”。《陈书》卷三四《陆琰传附陆瑜传》：“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书籍太多，“烦杂”“繁多”，读者看不过来，所以不得不有所压缩、有所选择。汤用彤先生在讨论佛教撰述时说：“群经之纂集。此以梁代为最盛。天监七年，武帝以法海浩瀚，浅识难寻。敕僧旻于定林上寺纂《众经要钞》八十八卷。”⑥佛教类书籍也有“钞”，而其原因也是因为书籍太多，所谓“法海浩瀚，浅识难寻”，因此不得不有所选择地摘抄。讨论类书的学者通常是将类书的出现归结为作文用典的需要。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胡道静总结类书说：“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⑦可见类书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佛教类书籍中也有类书。汤用彤先生说：“僧祐记中有《法苑》百八十九卷，亦佛经之类书，当亦为齐梁间所纂集。”⑧这显然也与作文用典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编纂类书的目的与编纂其他抄类书籍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便于阅读、便于查找。关于总集，《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可见总集这种形式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书籍增多后阅读的不便而来。谱牒、地理书、杂传诸类中多有汇聚众书为一书的现象，这与此三类书籍的篇幅有关。谱牒书只有世系记录，没有具体事迹，篇幅不可能大。⑨关于地理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就陆澄所编《地理书》说：“澄合百六十家之书，而编卷止于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杂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杂传来自单个人物的别传。别传只记一人，篇幅短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三类书虽然数量多，但篇幅都短，所以有必要将其汇聚成一书。王僧孺、陆澄、任昉都是当时的聚书大家，他们最有条件从事此类工作。
金克木先生曾发现，齐梁时期学术文化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出现了大批具有“总结性”的著作。他在讨论《玉台新咏》《文选》时说：“值得注意的是，短促的梁朝及其前后几十年内并不仅出现了这两部由太子发动的总集，而且还有其他总结性的著作。现存的书如：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庾肩吾的《书品》、齐代谢赫的《古画品录》、陈代姚最的《续画品》、宋代刘义庆作而梁代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还有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佛教最古的编集序目。他还编了《弘明集》，这是论文集，其中保存了范缜的《神灭论》。梁代慧皎的《高僧传》是现存同类书中最早的一部。宋代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藏最古的编目。现只存序目的梁代阮孝绪的《七录》是汉代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的重要的早期分类书目。还有企图统一语言的著作，如失传的沈约《四声谱》等书，是隋代统一南北语音的《切韵》的一个来源。还有失传的梁代殷芸的《小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多年以来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为什么这一时期会有如此多的总结性著作呢?对此，金克木先生感到很困惑，他说：“单算梁代，只有从公元五○二年到五五七年共五十几年，为什么集中了这么多人做总结工作?内容从文学、艺术、宗教到语音，作者从文人到和尚、道士，体裁从选集、评价、记事到理论，方面很广。帝王提倡当然是重要条件，但不能如刘师培所说是文学兴旺的主要原因。”⑩
在我看来，总结性的著作大批问世就是因为书籍的聚集、整理工作而引发的。此外，总结性的著作也不局限于齐梁时期。如前所引，东晋太元年间贾渊祖父贾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不就是对当时众多散在各处的家谱的一次总结吗?以后相继出现的陆澄、任昉的《地理书》《杂传》也属总结性质。裴松之以众多汉晋史著来注解《三国志》，也等于是对此前三国史著的一次总结。各种经史著作的集注、集解也属同样性质。就书籍体例而论，当时书多是有序的。在序中，作者往往会对相关的领域进行一番回顾，总结的色彩最为突出。
除去以上主要围绕着旧书展开的工作之外，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在旧书基础上的新著问世。范晔写《后汉书》，“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11)。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12)。梁武帝自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13)他可能是认为《通史》已经把此前的“众史”精华全部吸收了。慧皎《高僧传》也是综合了他以前众多的各类僧传，今人考订，“所据之书当在八十种以上”(14)。慧皎自己在《高僧传》序录中明确说：“凡十科所叙，皆散在众记。今止删聚一处，故述而无作。俾夫批览于一本之内，可兼诸要。”此外，按鲁迅所说，《世说新语》也非凭空创作，而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1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著也可属上文所说“汇聚众书为一书”，只不过它不是简单照抄原文，而是按一定的体例对众多的旧作有所删减、有所改造。总之，如果没有这一时期书籍的大量增加，就不可能有这些集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出现。
从东晋到南朝，学术文化的总结工作可能存在着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如果说围绕着旧书整理而来的总结还具有不自觉的意味，那么如《文心雕龙》《诗品》一类脱离了旧书的总结则是属于自觉的总结了。《宋书》虽然没有《文苑传》，但是沈约《谢灵运传》末“史臣曰”却打破常规，纵论古今，写下一篇最简明的文学史。他在《志序》中还对史书中“志”的历史进行了一番回顾，这些总结都反映出沈约有自觉的总结意识。田晓菲发现：“从公元5世纪开始，文学界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古’‘今’意识。伴随着这种意识的产生，人们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口味以及诗人的个人风格之差异都开始有所觉察，同时也开始对新变进行有意识的追求。”作者在注中说：“检视《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诗歌总集，标题中带有‘古’‘今’字样的总集是在齐、梁开始大量出现的。”(16)“古”“今”意识正是一种“总结性”的体现。这只有在古今书籍聚集多了才可能出现。
从历史上看，整理图书往往会导致学术文化的总结。梁代阮孝绪《七录》序回顾西汉书籍情形说：“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17)《七略》以及由此而来的《汉书·艺文志》是已知最早的全面系统的学术文化总结，这次总结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当时有书籍的聚集、整理工作。
南朝与汉代不同的是，汉代是少数人在宫廷里整理书籍，而南朝因为纸张的普及，不论官私都拥有大量藏书，所以整理书籍并进而从事文化总结的就不再局限于宫廷里的少数人，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成为一个醒目的文化现象。
总之，从发生的顺序看，不论汉代还是南朝，都不是因为要总结学术而有书籍整理，而是有了书籍的整理才带来了学术文化上的总结。
二 南方学术文化活动的社会环境
对于南朝出现的学术文化总结活动，金克木先生进一步追问道：“为什么在王朝本身很不稳定，南方和北方分治的情况下，帝王有那么大兴趣提倡这些?这不能用帝王的个人心理和思想作解说，也不能把王朝的更迭作为文化的要因。六朝并无文化大变革，倒有武装冲突和杀戮。在那时，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官僚文人虽能连在几朝做官却也纱帽不稳随时会被杀，这些人为什么热心著这类书总结文学艺术历史?可见必有客观历史原因和动力，以致不得不如此，才能形成潮流。”(18)他的追问涉及了文化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问题。这是需要讨论的。的确，自东晋中期开始的书籍整理与文化总结活动得以长时间持续进行必定是与社会环境有关系的。
金克木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概括是“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这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这个时代的普遍认识。这个认识已经构成了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前提。但是，这个传统认识其实是有很大片面性的，当时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跨越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宋书》卷五四“史臣曰”中对扬州有这样的描述：
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按沈约的描述，除了晋末“孙恩寇乱”这一短暂时期外，南方的核心地区扬州社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沈约在“史臣曰”中还特别提到了元嘉之治：“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他在《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中又说元嘉之治：
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按此，“兵连不息”只是“自兹至于孝建”，即元嘉二十七年(450)到孝建(454-456)时期，只有几年的时间。关于萧齐，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序中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萧齐存在时间较短，只有二十三年，近半时间社会也是安定的。关于梁代，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回忆道：“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树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藉春阳，鱼龙之得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19)
众所周知，东晋有门阀士族之间的荆扬之争，宋齐宗室诸王之间动辄兵戎相见，但根据当时人的描述，这些局限在特定地区且持续时间较短的政治冲突对整个社会的扰动并不大。在很多时候南方社会是安定的，并非一直是“战争频繁，兵荒马乱”。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南方社会之所以安定，除了内部少有长期持续的动乱之外，也与外部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北方并未能够对南方构成很大的威胁。
关于这一时期的北方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胡汉关系。就研究胡族汉化而言，关注胡汉关系自然不错，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发现胡汉关系并没有那么重要。永嘉之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0)，留在北方的汉族政治军事力量主要就是散布在各地的坞壁主。坞壁主通常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他们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虽然可以抵御一些零星的滋扰，但没有力量抵御强敌的进攻。《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元海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遣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石勒“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又“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面对胡族军队的进攻，大量坞壁组织如同秋风落叶一般迅速陷落。
坞壁主不仅不构成对胡族的威胁，甚至还是各胡族可以借用的力量。《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唐长孺先生分析说：“这些垒壁是被击破了，然而垒主的地位却没有变动，他们接受汉的官爵，成为汉的将军、都尉。”(21)坞壁主又得到了征服者的任命。这种情况可能是普遍的。《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恪进兵入寇河南，汝、颍、谯、沛皆陷，置守宰而还。”《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暐遣抚军慕容厉攻晋太山太守诸葛攸。攸奔于淮南，厉悉陷兖州诸郡，置守宰而还。”《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使慕容农略地河南，攻廪丘、阳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师临海，置守宰而还。”各胡族政权单靠本族的力量，难以有效控制地方，所以每攻下一地，往往只能是“置守宰而还”。这些“守宰”恐怕多数就是当地的坞壁主。《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记尚书左丞申绍上疏称：“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因宠戚，藉缘时会。”申绍所说的“匹夫兵将”，可能就是指这些坞壁主。
从总体上看，十六国时期主要的政治军事冲突都是发生在胡族与胡族之间，前赵为后赵所灭，前燕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同为慕容氏的后燕灭了西燕，而给后燕以致命打击的则是鲜卑拓跋部。除了东晋刘裕先后灭南燕、后秦外，直到439年北魏灭北凉最终统一北方，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胡族政权多是为另一胡族政权所消灭。胡族与胡族的冲突是这一时期北方历史的主线。对此形势当时人是很清楚的。《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王猛临终前)，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陃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忧虑的是苻秦内部的其他胡族，这是隐患，必须小心对待。到苻坚发兵前，苻融出面阻止。《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载：
(苻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
与王猛一样，苻融也是对前秦内部的其他胡族不放心，以为内忧未除，不宜与南方开战。《苻坚载记》末附《苻融传》记：“及淮南之败，垂、苌之叛，坚悼恨弥深。”淝水之战失败后，北方大乱，各胡族纷纷复国，正反映了北方内部的胡族问题的确还没有解决。直到北魏时，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宋书》卷七四《臧质传》：元嘉二十八年，拓跋焘围臧质于盱眙城内，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这虽然是外交辞令，但也反映了北方内部胡族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彼此并没有融为一体。
关于北方胡族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早有注意。陈寅恪先生说：“北朝民族问题极为复杂”，“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人与胡人之间”(22)。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北方现实政治中，胡族与胡族的矛盾是主要的问题，而胡汉关系只能是第二位的。田余庆先生论及前秦形势说：“在前秦统治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23)本文所要强调的是，不仅在前秦统治的时期，而是在整个十六国北魏时期，北方都不具备统一南方的可能，原因就在于胡族内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以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更无力统一南方了。这是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获得长期和平环境的重要因素。
长期的和平环境不仅造成了南方的学术文化繁荣，也影响到了社会风气。《宋书》卷七六《宗悫传》：“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24)宗悫的例子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着重文轻武的风气。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东晋以来士大夫惟以谈义为事，不习武备。”(25)此种风气反映在官制上就是所谓“南朝武位不逮文职”(26)。
应该说，侯景之乱的发生是具有偶然性的，最终酿成大祸而无法阻止，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梁军事上的脆弱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对此当时人以及稍后的人都有认识。颜之推后来在北方回忆南方社会情景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27)前引《哀江南赋》紧接着“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之后，庾信又说：“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兵甲，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当时人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战争发生。徐陵也说：“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28)唐初，姚思廉在《梁书》卷五六《侯景传》中说：“先是，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博学多识，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阳殿。”李延寿在《南史》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侯景起于边服，备尝艰险，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时江表之地，不见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释教，外弛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不备不虞，难以为国。”(29)他又说：“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30)亲历侯景之乱的颜之推、徐陵以及唐初的姚思廉、李延寿都认识到了问题之所在。正是由于存在着长期和平的环境从而导致了“不识于干戈”“不习武事”。不过，他们都是着眼于梁代，如果从更长的时段看，这个问题早就存在。
总之，长期的和平环境既造就了东晋南朝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促成了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影响所致，南方政权在军事上不堪一击，而军事上的失败又使得南方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不得不中断。
三 学术总结的中断与延续
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建康。侯景之乱给建康以毁灭性破坏。亲历侯景之乱的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31)北方的魏收描述道：“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32)《太平寰宇记》卷九○江南东道二升州引《金陵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自侯景反，元帝都于江陵，冠盖人物多南徙。洎陈高祖复王于此，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书籍的损失更是严重。王僧辩平定侯景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33)。梁元帝召集身边人校书，“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纪、中书郎邓荩、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34)。但是这次整理图书没有能持续多久，承圣三年(554)梁为西魏所灭，梁元帝在最后时刻下令焚烧了全部书籍。颜之推《观我生赋》云：“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颜氏自注：“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35)《隋书经籍志》载有大量“梁有”而后亡佚的书目，这些书大约是亡于侯景之乱。人、书俱亡，南方所遭受的打击是空前的。梁代繁荣的文化活动中断了。
陈代也有聚集书籍的活动，但大不如前。《隋书》卷三二《经籍志》有简要介绍：“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陈永定三年，“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36)。此后学士名目繁多，如东官学士、嘉德殿学士、宣明殿学士、德教学士、撰史学士、五礼学士、天保殿学士、宣明殿学士等等，但是再看不到昔日大规模集中学士整理书籍的盛况了。
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当梁、陈相继亡国之后，从北朝到唐初，围绕着书籍整理而展开的工作一直在北方继续着。
西魏灭江陵梁元帝政权后，大批在江陵的南方人被迁到北方。北周明帝即位后，“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37)。其中不乏来自南方的士人。《周书》卷四○《颜之仪传》：“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世宗以为麟趾学士。”此外，麟趾学士中如萧撝、宗懔、王褒、姚最、庾季才、庾信、明克让、萧大圜、柳裘、鲍宏等均来自南方。(38)
北齐也有设馆召学士的制度。《北齐书》卷四五《文苑传》序：
后主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后复追齐州录事参军萧悫、赵州功曹参军颜之推同入撰次，犹依霸朝，谓之馆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广其事，又祖珽辅政，爱重之推，又托邓长颙渐说后主，属意斯文。(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
参与“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的萧放、萧悫、颜之推三人都是来自南方。从序文看，“祖珽奏立文林馆”的建议很可能是来自萧放和颜之推。《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祖珽“入文林馆，总监撰书”。《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河清末，被举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由此可知，祖珽是文林馆名义上的负责人，实际“掌知馆事”的是颜之推。前引《文苑传》序又载：“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又“敕放、悫、之推等同入撰例”。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也记述此事：“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39)据此可知，编纂《修文殿御览》也是由颜之推负责的。编书之前确定条例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而撰写者恰好都是来自南方的人。
北方原本没有设馆召学士的制度。北周的“麟趾殿学士”，北齐的“待诏文林馆”，可能都是受南方影响而来的，在两个机构中起关键作用的也正是来自南方的士人。
隋到唐前期，来自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很明显。萧该，梁鄱阳王恢之孙，开皇初，“奉诏书与(何)妥正定经史”，又“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40)。许善心，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许善心“父亨，仕梁至给事黄门侍郎，在陈历羽林监、太中大夫、卫尉卿，领大著作”(41)。唐初，许善心子许敬宗更显重要，“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42)。虞绰，会稽余姚人，“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43)。虞世南也是会稽人，“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门智永善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藉甚”(44)。除参与《长洲玉镜》的编纂外，他在隋代还编了《北堂书钞》。庾自直，颍川人。父持，陈羽林监。“自直少好学，沉静寡欲。仕陈，历豫章王府外兵参军、宣惠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45)欧阳询，潭州临湘人，陈大司空欧阳頠之孙，从江总受学，“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46)。颜师古，颜之推之孙，“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后又受命“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47)。颜师古虽然生在北方，但所传家学仍属南方学术系统。同样道理，虞世南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都可视之为南朝编写类书工作的继续。《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世南“五绝”中，“德行”“忠直”不论，后三绝都具有典型的南方文化特征。这些人一直活到唐代，称他们为唐人固然不错，但若从学术渊源上看，其实都属于南方文化系统。对他们的身份，当时人很清楚。《旧唐书》卷一九○上《袁朗传附袁承序传》：“高宗在藩，太宗选学行之士为其僚属，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显然，唐太宗对来自南方的“名臣”及其“子弟”的地域归属是很清楚的。
唐长孺先生曾撰长文讨论南朝文学的北传。他指出，“十六国及北朝前期，北方由于战乱，文学亦无成就，北魏太和以后文学的复兴实质上即是仿效南朝文学的文体文风，北朝末期，南朝文学完全占领了北方文坛。隋及唐初，虽有人反对南朝轻艳、卑弱的文风，但无实效，无论朝野，时人习诵模仿的仍是南朝著名文人的文章”(48)。根据本文以上的讨论可知，在学术文化的很多方面，南方都有明显的优势，对北方的影响持续到唐初。
我曾指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是在汉代。(49)现在看来，南北朝到唐初也有类似现象，政治上南朝结束于隋统一，但直到唐初，南朝的学术文化传统仍然在延续着。
注釋
①参见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年第4辑。
②《史通通释·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③《史通通释·补注》，第122页。
④《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3页。
⑤《史通通释·书志》，第68—69页。
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15章《南北朝释教撰述》，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1页。
⑦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章《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页。
⑧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15章《南北朝释教撰述》，第411页。
⑨参见胡定国《杂传与人物品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⑩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金克木集》第4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80—181页。
(11)《宋书》卷六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20页。
(12)《史通通释·六家》，第17页。
(13)《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11页。
(14)汤一介：《<高僧传>绪论》，[梁]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77页。
(16)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第3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6页。
(17)[梁]阮孝绪：《七录序》，[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
(18)金克木：《<玉台新咏>三问》，《金克木集》第4卷，第181页。
(19)《周书》卷四一《庾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36页。
(20)《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6页。
(21)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72页。
(22)《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4篇《南北对立形势分析》，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229页。
(2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
(24)《宋书》卷七六《宗悫传》，第1971页。
(25)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9页。
(26)参见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116页。
(27)《颜氏家训·涉务》篇，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22页。
(28)《文苑英华》卷六八二徐陵《武帝作相时与北齐广陵城主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518页。
(29)《南史》卷八○《贼臣传》“论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23页。
(30)《南史》卷六三《羊侃传》，第1545页。
(31)《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1页。
(32)《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87页。
(33)《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第907页。
(34)《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22页。
(35)《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22页。
(36)《陈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9页。
(37)《周书》卷四《明帝纪》，第60页。
(38)《周书》卷三○《于翼传》：“世宗雅爱文史，立麟趾学，在朝有艺业者，不限贵贱，皆预听焉。乃至萧撝、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翼言于帝曰：‘萧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与趋走同侪，恐非尚贤贵爵之义。’帝纳之，诏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第524页)按此，入选者太滥，所以要定班次，萧撝、王褒等来自南方者当班次最高。
(39)《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第624页。
(40)《隋书》卷七五《萧该传》，第1715—1716页。
(41)《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第1427页。
(42)《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4页。
(43)《隋书》卷七六《虞绰传》，第1739页。
(44)《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第2565页。
(45)《隋书》卷七六《庾自直传》，第1742页。
(46)《旧唐书》卷一八九《欧阳询传》，第4947页。
(47)《旧唐书》卷七三《颜籀传》，第2594—2595页。
(48)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唐长孺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49)胡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胡宝国. 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J]. 中国史研究, 2017(1).
作者：胡宝国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