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渡江与百家士族
司马睿(公元276- 322年)，字景文，西晋创立者司马懿之后。八王之乱后期，继承琅邪王爵位、任左将军的司马睿支持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率兵夺晋惠帝还都洛阳时，任命他为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保卫后方。随即又任命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惠帝还居洛阳后，匈奴刘渊兵势益盛，西晋征镇叛服不常，流民起义方兴未艾。在这种形势下，司马越谋主、身居尚书令要职的名士领袖琅邪(今山东临沂)王衍认为中原乱局已难收拾，劝司马越任命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与洛阳为三窟，形成进退有据的战略形势。王敦因此与族弟、司马睿安东将军府司马王导(公元276- 339年)策划，让拥有都督扬州名份的司马睿从下邳南下，真正实现对扬州的控制。史称：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
司马睿出镇建邺后，司马宗室彭城王司马绎、西阳王司马伷、汝南王司马伷、南顿王司马宗或先或后，投奔江南，当时谣称五马渡江。
随着中原局势进一步恶化，洛阳陷落，中原士族人物纷纷南奔。由于关陇地区暂时还相对稳定，关中豪族又拥戴晋愍帝在长安建立新的中央政权，而河北迅速被石勒占据，河北士族大多逃奔幽、并等晋室遗存州镇，所以永嘉乱中流亡江东的士族大部分来自黄河以南地区。如琅邪王氏、诸葛氏、刘氏，陈郡(治今河南淮阳)谢氏、袁氏、殷氏，颍川(治今河南鄢陵西)庾氏、钟氏、荀氏，谯国(治今安徽毫县)桓氏等。历东晋南朝，这些流亡士族均用谱牒记其祖先地望、家族源流，以示尊贵，流亡士族的总谱号称《百家谱》。百余家流亡士族成为东晋政权立足江南的政治基础。
司马睿虽属西晋皇室疏宗，但他既具有晋室宗王的名份，又经西晋朝廷正式任命为都督扬州诸军事，是流亡士族足以凭借其号召力在江东站稳足跟的唯一人物。于是王导与不久出任扬州刺史的王敦兄弟俩全力拥戴，与汝南人周玘、渤海人刁协等成为司马睿的腹心股肱，百余名流亡江东的士族人士也进入司马睿幕府，充任僚属，或出为郡县守令，维持江东的稳定。要稳定地控制江东，还需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司马睿出镇建邺后，在平定陈敏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顾荣、贺循、周玘、纪瞻等都在王导的积极拉拢下，担任司马睿府佐，并通过他们争得更多的江东本地人士的归心，他们 委质霸朝，预闻邦政;典宪资其刊辑，帷幄佇其谋猷;望重搢绅，任惟元凯，官成名立，光国荣家.(《晋书》卷六十八史臣语)但中原士人群聚江东，受司马睿委任，仍使一些江东大族感到司马睿组建中的政权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政治利益，所谓 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周玘任司马睿仓曹属，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吴兴(治今浙江吴兴南)人钱举兵反司马睿，周玘纠合宗族乡里，与司马睿部将郭逸等击杀钱 ，加上他先前起兵击石冰、陈敏，号称三定江南。事后，司马睿任命他为吴兴太守，又在其家乡立义兴郡，以示对他三次举 义兵 的奖赏。但周玘却因未能入建康得到一个可以借以控制政局的职务而怀恨在心，又受到司马睿左右刁协的轻视，遂和党羽密谋诛除司马睿左右执大政者，由自己操纵建康政权。周玘不久死去，其子周勰奉其遗命，于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和吴兴人徐馥各率宗族私兵起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吴皇族之后孙弼也起兵响应。
次年初，周勰等兵败，徐馥、孙弼被杀，司马睿、王导等仍因周氏族大宗强，不加追究，周勰继续居官任职。不过，北方流亡士族在建康政权中居主导地位的形势未加触动，并逐渐将江东士族排挤出最高统治阶层，因此江东大族与北方士族的矛盾虽在整个东晋南朝时隐时现，却未能给各朝政治带来严重的危机。
东晋政权的建立
司马睿出镇建康10年时间中，不仅在南北门阀士族的支持下占稳了足跟，而且利用西晋末年动荡的政治形势，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以南地区，为东晋政权成立准备了条件。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扬州都督周馥愤司马越不尽臣节，上表朝廷，请晋惠帝离开孤城待敌的洛阳，迁都寿春，并称自己将率精兵3万迎奉大驾。这一行动既损害了司马越的利益，也对司马睿刚刚在建康创立的局面构成威胁。因此司马睿遣甘卓、郭威等与听从司马越号令的淮南太守裴硕一道，击败周馥。次年，洛阳失陷，晋惠帝被俘，司马睿被晋司空荀藩传檄州镇，推为盟主。司马睿于是假借朝廷名义，署置官司，改易地方官吏。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刺史华轶、豫州(治今河南淮阳)刺史裴宪不奉号令。司马睿遣王敦率甘卓、周访等击斩华轶，逐走裴宪，任命甘卓为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刺史，周访为浔阳(治今江西九江市)太守、陶侃为武昌(治今湖北鄂城)太守，其势力从扬州扩张到长江中游地区。随后，王敦又指挥甘卓、陶侃、周访等击败杜弢领导的荆、湘一带的益州流民起义军，巩固了对长江中游的控制。建兴三年(公元315年)，陶侃又击败王机，据有广州(治今广东广州市)，司马睿的势力延伸到岭南。
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后，遥命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令其率众北伐，共击匈奴汉政权，收复洛阳。司马睿忙于占据江南，根本不考虑北伐的事。其军谘祭酒祖逖(公元266- 321年)请求率军收复中原，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他1000人的粮饷，却不给武器。祖逖于是率随他流亡南下的100余家部曲渡北上，中流击楫而誓：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他收纳流民武装，联合黄河以南据守坞壁的豪族，驱逐石勒在河南的军队和官吏， 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直到他病死军中，数年之间，石勒不敢进兵河南。祖逖的北伐活动使江南免受少数族军队的骚扰，为东晋顺利建立创造了条件。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陷落，晋愍帝被俘，司马睿全副武装，率军于野外扎营，传檄四方，征兵天下，作出即将北伐的姿态。次年二月，在士族人士的拥戴下，称晋王，改元建武。建武二年(公元318年)三月，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于是正式称皇帝，仍以晋为国号，因建康位于洛阳东南，史称东晋。
东晋时期，皇室虚弱，一些高门大族长期操纵政权。东晋未能像西晋那样，由宗室诸王出镇地方，手握强兵，相反，重要州镇几乎全控制在门阀士族手中。执政家族往往凭借宗族人物，分居内外，彼此呼应，以维持家族势力于不坠，东晋一代不断出现的荆、扬之争，正是控制荆州军事重镇的士族人物凭借强大兵力，干涉建康(扬州治所)朝政的产物。执政的门阀士族并没有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他们的家族利益，而是利用魏晋以来形成的尚书省和中书省。与门阀士族特权进一步巩固，一些高门士族凌驾皇权之上的情形相应的是，尚书省成为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最有效的权力机构，职无不总的录尚书事基本上成为固定官职，并长期由操纵政权的高门大族的代表人物担任。他们还往往兼任中书监，控制中书省，掌握朝廷政令的拟定大权。士族人物几乎垄断了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郎及中书省中书舍人以上的显要官职。
东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流亡政权，不仅依仗流亡士族为其政治基础，而且凭借北方流亡群众为其武力支柱。东晋前期创立，在拱卫京城建康，抵御北方少数族政权南进中功勋卓著，对东晋末年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北府兵，正是一支流民武装，长江中游重镇荆州也以流民为主要兵员。从永嘉之乱开始，由于北方少数族政权时兴时灭，激烈的民族矛盾使大量汉族百姓不断抛弃家园，举家南迁，并因流亡先后呈现依次向南推进的趋势。从今山东、江苏北部以及河北、安徽北部南下的部分流民大都移居于今江苏南部南京、镇江、常州一带;从今河北及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南下的流民则大多迁居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从今河南、安徽北部南下的流民主要移居今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地区;今山西及部分河北流民迁居今湖北南部及湖北北部;今陕西及河南西北部的流民南下后多定居在以今襄樊市为中心的湖北、河南汉江流域地区;今陕西北部及甘肃流民大都迁居今陕西汉中及四川东北部地区。东晋初年，朝廷还寄希望于北返旧都，流亡群众也思念故土，于是在流民集中地区，根据流民来向，设置与其原来州郡同名的州郡，又常在州郡名前加一 南 字以示与北方原来州郡相区别，称为侨州郡。侨州郡统辖的流民最初不承担赋役，因而其户籍称为白籍，承担赋役的民籍则称为黄籍。随着流民长期定居后安于新土，政府便开始逐渐取消侨州郡建置，将流民正式登录于所居郡县的户籍上，以供政府收纳赋税，征调徭役，这种活动被叫作土断。由于北方时局变化，流民南下高潮一波接一波地出现，侨州郡也不断兴置，土断直到南朝中后期还在进行。
作为一个流亡政权，东晋建立后，一直以华夏正统相号召，坚持不与北方在西晋废墟上建立的匈奴及羯族政权交往，并利用各少数族之间的矛盾及少数族政权兴灭无常的形势，对北方政局施加影响，三度收复洛阳，先后消灭割据今四川地区的氐族成汉、今山东半岛的慕容鲜卑南燕及关中地区的羌族后秦政权。东晋时期，北伐活动经常出现，虽因门阀政治的掣肘，往往成为权臣借以增强势力和提高威望的手段，偶有收获，随即丧失。但东晋政权终究凭借流民武装，打赢了淝水之战，使东晋北方防线在东面长期徘徊于黄河与淮河之间，在西面与各少数族政权反复争夺汉中及汉水流域，从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相对安定局面，保证了汉族传统文化的自然延续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为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