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手工业
１、工官和工匠
西汉时，修建归将作大匠，盐、铁归大司农，器物的制造归少府。土木修建这里暂且不谈，盐、铁的属领关系变化较大，下面将谈到，这里着重谈一谈少府。少府是官手工业的主要管理机构。它所属的考工室掌管武器及其他器物的制造，东、西织室管纺织，尚方管禁物（官府严格控制的器物）制作，御府掌作天子衣服，东园主管棺椁等陵内器物的制造……。东汉继承西汉的制度，只是盐铁划归所在郡县，负责武器制造的考工令划归了太仆。两汉之后， 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其旧。 《隋书百官志》的这一段话，是说汉晋南朝的官制一脉相承，大体未变。既然整个官制如此，工官自然也不会例外。实际的情况是：在名称和隶属关系上，不时地有小变，短时的变，但无大变，在汉、晋少府属官中变。如冶铸，汉魏之际一度划归地方，西晋时又划归卫尉，领冶令（凡产铜铁之地皆置冶令）３９，冶铸工匠５３５０户，皆在江北。在江南的梅根（今安徽贵池县）和冶塘二冶，则由扬州管理。东晋不设卫尉。冶铸及兵器制造又划归少府所属的冶令和尚方，其中最重要的是建康的东、西二冶（宋齐时设南冶，后废）。东晋哀帝时一度废置少府，其所属机构，或划归丹阳尹，或归相府。刘宋建国后，将相府所辖的作部划归尚书省，称为左尚方，东晋原来的尚方称为右尚方，皆掌兵器制造。又将相府所辖专门制作金银器物、珠宝镶嵌和织作绫罗锦绣的细作署划归门下省管辖。孝武帝大明（公元４５７-４６４年）中，又改细作署称御府，后废帝又改御府称中署，隶属于右尚方。总之，在东晋南朝的文献中，尚方、细作署、御府、中署等，都是官手工业的管理机构，都是从汉代少府所属的机构演变而来。有时，它们的分工相当细，名目也比较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外，其他如平准令掌染署，甄官掌造砖瓦、玉石，炭库负责烧炭和储存，纸官负责造纸，典船负责造船，等等。中央之外，地方也遍设手工作坊。东晋承东吴之后，在产盐和各类金属的郡县设冶令和盐官。各地方政府也设立作部。宋刘式之作宣城太守，规定一人逃亡，抓不着，相连坐的五家和里中的小吏便要被送到州的 作部 去劳动。
宋竟陵王刘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谋反，因为兵力不足，便 赦作部徒 为兵，帮他作战。这说明州郡都有 作部。
东晋南朝的工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前代，向民间征发。吴国的交阯太守曾征发 手工千余人送建业。 东晋王羲之曾说：百工因受到过分的役使， 家户空尽，差代无所 ，在役工人病故或逃亡，连个顶补的人都找不到。宋宣城郡历任太守到任， 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这些 百工 、 工巧 ，自然都是民间工匠。若属修建之类的工匠，活动比较自由，如刘宋时的木工郭原平便是到处作匠。但若是作器物出卖，则必须向主管官吏申报备案，然后才能制作出售。如《晋令》规定：作漆器出卖者，须先向主管官吏报名，才能制作。漆器作好后，必须用红漆写上制作年月，工匠姓名。工匠的第二个来源是招募。东晋时，王弘向司马道子建议屯田，说南冶有 募吏数百 ，屯田也可以仿效南冶那样招募逃亡山湖之人。工匠的第三个来源，也是主要的来源，是罪犯及其家属。以刑徒补充官府作坊工匠，渊源久远。曹丕代汉时，有一名叫刘朱的老妇虐待儿媳，有三人先后被逼自杀。
刘朱被判减死罪一等， 输作上方 ，即到尚方管下的官手工作坊去劳作。
东晋王羲之曾建议：将减死罪及判五年徒刑的人充作 百工 。刘宋时规定：凡是 反叛、淫盗，三犯（一事三犯）补冶士 。这些都是以罪犯补充工匠的具体记录。此外，还用奴婢补充手工工匠。如用官婢作贵族们穿的贴身内衣便是。当时，工匠地位低下。晋、宋之世，上自公卿，下至奴婢，服饰共分六等， 骑士卒百工人 列在第五等，在奴婢、衣食客之上③。自魏晋以来，兵士地位低下，高于奴婢，低于平民，百工地位也是如此。只是由于工匠日益减少，由于他们不断地逃亡和斗争，到南朝后期，他们的地位才逐渐有所改善。南齐建武元年（公元４９４年）十一月诏书规定： 细作、中署、材官（掌木材及木器制作）、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 ④在梁朝，梁武帝曾说：凡兴建营造的工人， 皆资雇借，以成其事。 陈宣帝太建二年（公元５７０年）诏书：凡 巧手 在服役中死亡或老病，不再从工匠家中征人顶补。享受 番假 ，给予雇值，工匠病老，死亡不再顶补，虽然只行之于局部，但也反映了工匠地位之改善。
２、手工业发展概况
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战争的需要，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概况如下：（１）纺织业颜之推说：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 一个吃饭，一个穿衣，是人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吃饭问题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再讲穿衣问题。东晋南朝时期，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原因除了它是人生所必需外，还因为政府征收调要丝、绵、麻、布、绢；有的地区以谷帛作货币，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布的原料是麻、葛、蕉等。南方的布很早就有名，柔软细密，凉快舒适。东汉时，吴人陆续穿越布单衣，光武帝很喜欢，从此越布成为贡品。养蚕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等地， 一年蚕四五熟 ；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一年可出 八辈蚕.这 八辈蚕 ，并不是同一种蚕相继产卵、成虫、吐丝八代，而是数个品种的蚕，经过不同的技术处理，在不同的时间成虫、吐丝、产卵。其中包括蚕二代，爱蚕二代，寒蚕二代，外加柘蚕和四出蚕共 八辈 ，在三至十月间分七批（蚕第二代与柘蚕同时》吐丝。即或如此，也反映养蚕技术的进步。当时的中央政府鼓励农民种桑养蚕，宋文帝多次下诏： 蚕桑麻纻 ， 耕蚕树艺 ，都要 各尽其力.梁朝的沈瑀作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令时，规定每个成年男人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或梨、栗，妇女减半。
自从马钧改进织机之后，生产率也提高了一步。豫章勤于纺织的妇女， 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有一首《古艳歌》说： 为君作妻，心常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 这个妇女很勤快，三天织成一匹，丈夫还嫌她织得慢。一匹四丈，三日成匹，则一日一丈三尺余，可能是当时效率较高的了。丝麻之外，还有一种吉贝，即木棉，也可以用来织布。但当时的木棉布在国内还很少生产，只在今云南的少数民族（ 哀牢夷 ）地区有生产，其余则来自林邑和扶南。
在这一时期，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丝织品生产都不及麻布那样普遍。
在西晋以前，江南的丝织业还比较落后，高级丝织品的生产，只有益州比较发达。宋山谦之说：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当时，无论南北，纺织巧手都比较缺乏，争夺工匠的斗争也比较激烈。早在汉末，孙策袭击袁术的皖城，得术 百工 等，皆迁往江南。晋灭吴后，宣布吴国 百工 等愿渡江北迁者，免徭役２０年，刘裕灭后秦，又 迁其百工 于建康，于斗场设织锦署，从此江南才有了正式的织锦机构。这种对工匠的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的反复迁掠，反映了工匠的紧缺。不仅对立政权之间互相争夺，而且在国内也禁止私藏工匠。宋朝廷讨伐刘诞叛乱，把 名工细巧，悉匿私第 列为罪状之一。当时，官府库存丝织品比较多。就以军服来说，原来军服多著铠，后来便改穿绢绵作成的袍袄和裆（背心）。站岗巡逻，防卫迎送，白天御寒，晚上睡眠，都穿绢绵制的袍袄，不到一年便破坏不堪，其用量之大，可以想见。侯景将叛，从寿春上书 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 梁武帝听亲信朱异的话，说御府所藏之锦，是作赏赐之用，不用作边城军服，因而拒绝了侯景的请求，加速了侯景叛乱的爆发。官府库藏大量绢布，主要是调自民间。宋沈怀文说：少府仓库里的绢， 年调钜万匹，绵亦称此（即与调绢数相当）.百姓为了输调， 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 贫者买不起，则 卖妻儿 ，甚至 自经死 。因为绵绢贵，所以种桑养蚕，纺织绢帛的也越来越多；但是，即或加倍努力生产，绢价始终居高不下。布则不同，自东晋以来，不断下降。
据南齐的萧子良说：宋初，布匹值一千，元嘉时降至六百；至齐， 匹裁三百 ，最低时， 入官好布，匹堪百余。 南齐时布价减降，除了因货币少， 钱贵物贱 的因素外，产量增加也是原因之一。齐武帝时，因为丰收，命中央和各州共出钱１００６０万，购买米谷布帛纹绢丝绵等，反映当时纺织业之盛。就整个南方来说，荆、扬、益三州最盛。沈约说：荆扬二州， 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益州 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
（２）冶铸和煮盐冶铸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铸钱用的铜，铸造武器和生产工具的钢铁，服饰器玩用的金、银，都离不开冶铸。如前所述，西晋时卫尉领冶令３９，冶工５３５０户，主要集中在江北。东晋南朝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但从记载看，冶址似乎也不少。京师建康有东、西二冶，宋、齐时省西冶置南冶。《宋书王弘传》还提到 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 ，也在京师城内。丹阳自古就是铜的产地。京南的永世县南百里有铁岘山，周广近二百里，出铁，为扬州重要冶铁基地。石头城附近有冶城寺；寺以冶城命名，当是冶铸集中之地。剡（ｓｈàｎ，音善）县（今浙江嵊县西南）三白山 出铁，常供戎器。 ⑥晋、宋两朝曾在吴县（今苏州市）光福山附近采铜；梁朝曾在今江苏溧水县东南的芦塘山开采铜、锡。总之，扬州境内的矿址还比较集中。扬州之外，冶铸矿址较多的便是益州了。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后汉时，巴蜀产铁者７处，产银、铜各４处，锡３处，铅２处，金１处。蜀汉时，设司金中郎将，专主冶铸。东晋南朝时，宋益州刺史刘道济，在蜀立冶。 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 。齐武帝时，一度派人到益州严道县（今四川荣经县）蒙山下采铜铸钱，得钱千万。梁天监年间，张齐作巴西太守， 立台传，兴冶铸，以应赡南梁（州）。 萧纪在蜀十七年， 内修工商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 他从益州回建康船上的货物是黄金万斤，白银五万斤，还有同样价值的锦、缯、罽（ｊｉ，音记，毛料）、采（同綵，有颜色的丝织品） 等。刘悛作益州刺史， 在蜀作金浴盆 ，还有与作金浴盆用金一样多的各种金器。他们在蜀获得如此之多的金银和金银制品，说明益州的金银开采一定可观。
荆州武昌大冶白雉山有铜矿，南朝历届政府都曾在此采铜。江夏郡（今湖北武昌）的北济湖本是一个冶塘湖，宋元嘉初曾在此以水力鼓风冶铁。在广州，东晋作广州刺史，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 这是说，冶铸技术在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推广了。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市）银矿有银民三百户，专门从事采银。南朝的货币，在大部分地区用铜钱或谷帛，只有岭南地区用金银。这也反映了交、广地区采金银业的发展。
当时，铜的产量不高，钢、铁产量似乎可观。南齐时钱贵 ，梁武帝罢铜钱、铸铁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铜原料不足。反之，钢、铁产量似乎较高。孙权在武昌山冶铸， 作千口剑，万口刀 ；梁武帝罢铜钱用铁钱后，因为 铁贱易得 ，故盗铸者众，以至 所在铁钱，遂如丘山 ；梁武帝修浮山堰，以数千万斤铁截流；这些都说明铁的产量较高。从冶炼技术来说，自后汉、三国以来的水力鼓风（水排）冶铸技术，已在推广。武昌附近最大的冶铸基地——冶塘便是用水力鼓风。史书上都说，用水排比用人排或马排效率提高三倍。炼钢术有新的进步。梁陶弘景说当时有一种 杂炼生（生铁）、鍒（熟铁） 以作 钢铁的方法，即将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冶炼，生铁熔点低，先化，渗入到熟铁中，经过生熟交熔，取出锤炼，如此反复多次，把铁中的杂质去掉，便可成为作刀、镰的钢铁。近代是用化学方法去掉铁中杂质，而古代则是用物理的，即锤炼的方法。好的钢铁都是经过反复锤炼。梁朝 公家（官冶）自作百炼 ，百炼钢大概就是经过反复锤、炼而形成的钢。当时，还有一种灌钢法。大致将生铁熔液浇灌在熟铁中，经过技术处理，即可成钢。炼钢技术的另一个进步是 淬（热处理） 的改进。用什么液体淬，淬多少时间，怎样淬法，对钢的质量影响甚大，而这些全靠经验的积累。经过长期的实践，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上虞（今浙江上虞县）的谢平，右尚方师黄文庆都是炼钢、制剑的 中国绝手.煮盐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手工业部门。东晋南朝时，南兖州的盐城（今江苏盐城县），有盐亭１２３所， 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 吴郡的海盐（今浙江海盐县）， 滨海广斥，盐田相望 ，益州盛产井盐。据《华阳国志》记载，临江、朐、汉发，南充各县都有盐井。 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蜀郡各县，一县之内的盐井，少则十，多则至百；有的地方甚至是 家家有焉.巴郡临江县， 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左思在《蜀都赋》中说蜀地 家有盐泉之井 ，虽有夸张，但巴蜀大地盐井甚多，则是事实。
（３）造船业我国南方河流纵横。水路特别方便，以船为主要运输工具是很自然的事。
南方的造船业自来就比较发达。三国时，吴国已能建造上下五层、船长２０余丈的大船。西晋为了灭吴，在蜀建造大船连舫，方１２０步（每步６尺），可载２０００余人。舫上建木城，开４门，可以骑马在船上驰骋。东晋末年，卢循率水军攻建康， 戎卒十万，舳舮千计 。其中， 八槽大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 梁末，侯景叛乱，也有鸼千艘，每船１６０人操棹，每边８Ｏ人，迅捷如风电。孙吴时，每艘大船可载万斛，到南朝时可载二万斛，不仅船的数量增多了，载重量也加大了。南方河流多，常打水战，因此修建战船成为造船业的一项重要任务。那时，战船的名目繁多，有飞龙、翔凤、金翅、青雀，艨衝、舴艋等大小战斗船舰。大的战舰，一般都装有拍击敌船的 拍.其法，在船上装一个或数个拍竿，竿头装上可投掷火球、重石的装置，与敌舰接近时施拍，或令敌舰起火，或将敌船击沉。这些，在本书军事卷中将有具体叙述。
（４）制瓷业瓷器是由陶器发展而来。汉代的釉陶，南方的印文硬陶，都可以发展为瓷器。在江、浙、闽、赣、两广和湖南等广大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胎质细，烧制温度高，质地坚硬，施釉烧制便可成为瓷器。
瓷器是魏晋南北朝的新兴工业。南方的瓷器以青瓷为代表。青瓷胎质灰白细密，釉呈青色或缥色（淡青），有的杂有深浅不一的绿或微黄，东晋以后的器物上往往加有酱色釉彩斑。但是，它主要特点是釉呈青色，故曰青瓷。
青瓷大致在三国、西晋时渐渐成熟起来。三国时，吴国的青瓷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前面已经讲过。西晋的青瓷，在江苏宜兴的周处墓中发现４２件之多，其中的熏炉非常精巧；它们的胎和釉，经过分析，已同南宋官窑瓷器的化学成分接近。青瓷的产地，孙吴时主要在浙江绍兴、上虞一带。东晋以后，重要的产地有萧山的上董，德清的戴家山，余姚的鳌唇山，以及金华、鄞县、永嘉等地。其他如江苏宜兴的丁蜀镇、江西丰城等也是江南青瓷产地。已经发现的青瓷，品类繁多，有钵、盂、壶、罐、盘、碗、灯、熏炉、虎子等，反映瓷器在人们生活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发现作为随葬用的仿生活用品（明器），有人俑、动物俑、仓、灶、猪圈、鸡舍、井、杵臼、米筛、畚箕、扫帚、木桶等，应有尽有。此外，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江南各地的制瓷技术都有进步，并各有自己的特点。从釉色看，武昌的翠碧，福州的深脛（深油白），广东的闪黄，都和浙江的青莹一样有特色。
（５）造纸业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后，经过一段简牍、缣帛与纸张并用的时期以后，纸张逐渐有取代简、帛之势。这从当时人关于用纸的记录中可见一斑。东晋王羲之作会稽太守，谢安向他要纸，他便将库存的九万张纸全部给了谢安。
东晋末桓玄曾下令： 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此后，用纸更加普遍。
梁萧纲为太子时给人写信说： 特送四色纸三万枚。 萧绎为湘东王、出为荆州刺史，曾 上武帝纸万幅。又奉简文（萧纲）红笺五千番。 又说： 特送五色（纸）三万枚。我们对这里作为量词单位使用的幅、番、枚究竟有何不同，虽然还不清楚，但动辄数千数万，其产量之高，使用之普遍，是可想而知了。
这时，不仅纸的产量提高了，造纸技术和纸的质量也提高了。本来，麻、楮（ｃｈǔ，音褚，树名，叶似桑，皮可造纸）皮、桑皮、藤皮皆可造纸，但最好的还是藤纸，又称 藤角纸.东晋的范宁就认为土纸不可以作文书，只能用藤皮造的藤角纸。藤纸的著名产地，一是剡溪，二是余杭县的由拳村（今杭州市西由拳山下）。造纸技术进步还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压光。原来的纸凸凹不平，且多有网眼，后来经过压平，纸面平整光滑，白纸则洁白精美。当时人作诗赞美说： 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 二是染色。前面谈到纸有 四色 、 五色 ，这早在东晋末已经能制作了。桓玄曾 命平准作青、红、缥、绿、桃花纸，使极精。 三是 染潢.即为了防虫蛀，将造好的白纸在黄蘗制成的药液中浸过，便成了黄纸。黄纸是抄写书籍、经卷和其他重要文书的书写材料，这在东晋土断一节中已经讲过，此处不再赘述。
此外，漆器、制茶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虽然在总体上还不及两汉，但就某些部门如造船、造纸、制瓷，以及冶铸中武器的制造等，都超过了汉代，为隋唐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晋南朝的商业
汉代的商业曾有相当的发展，所谓 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就是对两汉商业发展的概括而又生动的写照。汉末以来，国家分裂，生产破坏，城市萧条，交通阻隔，商业也随之衰落，甚至被说成是进入了中古的自然经济时期。实际情况是：自三国鼎立局面最后确立之后，迄于西晋，随着经济的恢复，商业也在逐步复苏。永嘉之乱后，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政局相对安定，工农业的发展，加上有水陆交通的便利，南方的商业还相当活跃。
１、市场、商品和商税
（１）市场说到商业，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市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地主的园、墅，还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都带有较强的自给性质。北齐的颜之推说：最好的治家人，要能作到：除食盐以外，家中生活需要什么就应该有什么。这种自然经济思想，乃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可以与市场完全隔绝；事实上，也不可能什么都由自己生产，这一点，早在战国时期就被孟子驳斥过了。人们需要交换，因而也需要市场。
当时的市场，除了城市中的列肆贩卖，摆摊设点的正规市场以外，还有农民的临时集市交易的草市，有军队设的军市，与少数民族交易的夷市，有与界外交易的互市和沿海城市的海外贸易。当时，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都有市场。如六朝都城建康，东晋时有人口４万户，到梁朝便发展到２８万户。城中有四市： 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公元２５８- ２６４年）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公元３９７- ４０１年）中发乐营人交易，因城市也。 单是秦淮河以北，便有大市一所，小市十余所。建康城里的２８万户中， 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 城内居民、市场、店铺，与两汉之长安、洛阳不相上下。 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京邑（建康），亦一都会也。 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等太湖周围的大郡，因为 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 ，这些地方当然都有市场。郡国原无市场的，则特下诏书设立市场。钟离（今安徽凤阳东）郡告无市，宋江夏王、南兖州刺史刘义恭便向宋文帝请求置市，从此钟离郡也有了市场。不仅都城郡国有市，一般县乡也有市。晋吴相争，吴将周浚攻石阳县（今湖北孝感地区），正逢石阳集市，闻吴兵至，皆弃货争先入城，城门几乎都关不上。这是石阳县有市之证。县一般实行定期集市，如巴郡平都（今四川丰都县） 县有市肆，四日一会 。那时，县的商人与大中都会的市场有联系。江陵是荆州大镇。随郡（今湖北随州市）人双泰真有才能，荆州刺史沈攸之闻其名，想召他到自己帐下效力，他不肯。后来他到江陵经商，被沈攸之扣留。这说明大都会往往就是周围地区的贸易中心。有些大中城市专设有农产品市场，称为 草市.建康、寿春等地都有这种草市。
军市是军中设立的临时市场。三国时，魏、吴都立军市。吴国潘璋 征伐止顿（屯），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 由此可知，军市是随军队的行踪而废置。军市也与民交关，贸易有无。陈时， 军市中，忽闻小儿啼，一市皆惊。 说明直到南朝末期仍有军市。
夷市是专对少数民族设立的市场。东晋陶侃为武昌（今湖北武昌县）太守， 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 ③互市是官方与 敌国 在边境上的贸易，市场设在两国间的关津口岸。
这种贸易在晋吴之间、东晋与十六国之间、南北朝之间都曾有过，留在后面再说。
（２）商品当时，市场上的商品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百姓的一般生产、生活用品，贵族、官僚用的奢侈品，大体都可以买到。根据记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甲、衣食类：这包括粮食、食盐、水产品、肉类、蔬菜等，具体地说，则有米、谷，麦、菽以及其他杂谷、麻、葛、丝、绵、布、绢、帛等与纺织相关物品以及鞋（ 芒屩 和木屐）帽等。其中，又以米谷、绢帛为大宗。
乙、衣食外的其他生活用品。根据记载，其中包括用于汲水的工具，夏日用的葵扇，寝卧用的簟（ｄｉàｎ，音垫）席，书写用的纸笔，学习用的书籍，僧尼念诵的佛经，绘画用的碧青，涂物或照明用的漆、腊，建筑用的砖瓦，盛物用的陶瓷器，纪日用的日历，治病用的医药，婚丧用的嫁装、棺槨，甚至针、线，头发等，都是市场上的商品。
丙、官僚、贵族人家用的奢侈品。这包括国内的特产或特制品，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其中，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等最为珍奇。南齐东昏侯肖宝卷的妻子潘氏，穿戴 极选珍宝 ，一支虎魄（琥珀）钏价值百七十万。锦是贵族常用的奢侈品，贵族们几乎生活在锦的世界中。
丁、重要的动产和不动产的买卖。这包括马、牛、土地、房屋，以及重要农具等。
戊、一种特殊商品——人的买卖。这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自卖或被掠卖为奴者；二是自卖为十夫客，部分为奴者；三是短期典贴者（多为妇女）；四是出卖劳动力而不卖身的雇佣劳动者。
（３）市场的管理和商税市场是人们交易有无之地，又是封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为了维持市场秩序，保证财政收入，官府一般都比较重视对市场的管理。汉晋时，市场的管理都是由市场所在地的地方官负责。南朝时，建康市属丹阳尹，但中央的少府丞也参与领导，建康大市设大（又作太）市令，下有 刺奸 ，负责市场治安；牵涉到法律的市场案件，则由市令判决。最后由市魁执罚。州郡县的市场，一般由地方官主管。东晋王彪之为会稽内史，颁《整市教》，说山阴市 多不如法 ：其一曰 店肆错乱 ，没有按行业 列肆 贩卖；其二曰 商估没漏 ，偷税漏税严重；其三曰 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 ，是批评与官府勾结的豪商欺行霸市，垄断贸易。这是地方官管理市场的具体例证。梁元帝时，道士陆法和为郢州（今湖北武汉市）刺史，对市场进行独特的管理：市场内不设管理的官吏，收市税也无人受理，只在道间放一上了锁的箱子，上开一口，可以向里投钱；行商和坐贾 随货多少，计其估限 ，然后自己把税款投入箱内。到了晚上主管人才打开箱子，整理好账目后，便连同税款一起上交国库。王彪之和陆法和的事例告诉我们：尽管他们办法不同，但都积极负责市场管理。其次，他们都比较注意市场的整顿，除了行商外，要求店人 列肆 贩卖，铜街、铁市、葱肆、鱼市等不得 错乱.第三，他们都把征税作为主要任务。
东晋南朝时期的商税，包括市税、商品交易税，以及与商品流通相关的关津、航埭税等。
市税，又称市租或市调。税市大概自东晋始。庐江杜夷是当时的儒学名士，许多人请他作官，他都拒绝。扬州刺史刘陶指示庐江郡对他要多加关照。
常认市租供给（杜）家人粮廪，勿令缺乏。 这说明东晋已有市租。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下诏说： 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 这里将市调与估税（商品交易税）分开叙述，说明 市调 与 估税 不是一码事，而是估税外的一种独立税目。李剑农先生说： 市租因营交换业务者，须在市区内占一肆之场所，可称为场税。 李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估税即商品交易税，这是当时商税收入之大宗。据《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知道东晋南朝的商品交易税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券（契约）的，称为估税（或曰输估）；另一种是无文券的，称为 散估 ；二者都是抽交易额的百分之四作为交易税，卖者出三，买者出一。估税税率明确，但征收的范围似乎不限于市场内，而是凡有这种交易行为者，皆在随时征收之列。
关津航（桁）埭税，是与商品流通相关的货物过境税。关税是过陆路关口税，津税是过水路关口税，航（桁）税是过大江大河的航渡税。埭（ｄàｉ音代），是在河流水浅处修的水坝，提高水位，以便船从中间的航道（又称陡门）通过。船逆水过陡门时，航行困难，需要人力或畜力帮助，故过埭要收税，称为埭税或牛埭税。后来，即或不用帮助，他们也照样收税。
中国古代理想政治的内容之一，是 关市几而不征 ，即只检查有无禁物和人是否逃犯，而不征税。关卡征税，大概自春秋、战国开始。曹丕代汉称帝前下令说： 关津所以通商旅，……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这是说：关津税在汉代已有，并且超过 什一 ；曹丕为收买人心才下这道减关津税的命令。从此魏晋都是实行 什一 的关津税。东晋都城建康，西边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掌一津全面事务；贼曹一人，掌与津渡有关的治安、刑法；直（值）水五人，可能是负责检查和税收。自丹阳、吴郡往浙东，有西陵埭、浦阳南、北津、柳浦等。对它们的管理，大体与对石头、方山两津管理相同。因为石头津通江北，检查较严；方山津通向内地，检查比较疏略。当时规定：凡是过津的货物如荻（芦苇类）、炭、鱼、薪等，皆征 什一 之税。西陵牛埭税，官定指标是每日３５００钱，有人认为，实际上可增一倍，一年即可多征百万以上。当时津埭官员征税并不完全按官府规定行事，而往往是横征暴敛。南齐的顾宪之说：津埭的官员为了多征税收，一是断绝别道，只能在他这里通行；二是空船照样收税；三是货物刚把船底铺满，便加倍增税；四是过埭不需要帮助，也照样收税。不仅关津桁埭税如此，市税和交易税也是如此。如前所述，自刘裕、刘义隆以来，公私言论一直指责市租、估税 重滥 、 烦刻 ，皇帝也三番五次地下诏要求减降从宽。到了梁、陈时期，估税时罢时复，又时有减降，才有所减轻。
商税是南朝政府收入之大宗，因此受到当时政府的特别重视。北魏大臣甄琛对魏宣武帝说： 今伪弊相承，仍崇关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他的意思是说：南朝所重的是关津税和市税，北朝所重的是田租和户调。因为商税在南朝国家财政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才注意保护这个税源，一再下诏不要征税 过刻 ；但同时又不愿放弃这笔收入，甚至还想多增加些收入。为此，官府采取了投标的办法把税收承包与私人。官府对市税，估税或关津桁埭税的每天收入都有定额，叫作 官格.例如南齐时，西陵牛埭税规定每日官格是３５００钱，官府就依此与人签订承包合同。由于这些职位都是肥缺，所以人们竟相以高出官格 的价格承包。以西陵埭为例，西陵戍主杜懿愿以比 官格 多一倍的价格，即每日７０００钱承包。这样一埭每年就多收百万，再加上浦阳南、北津和柳浦埭，共四埭，每年即可多收４００万。
齐武帝听后都动了心，只是由于顾宪之的一再反对才作罢。顾在驳议中还提到了市税的承包情况： 且此见加格置市者，前后相属。 所谓 加格置市 ，就是以超出 官格 的金额承包市税； 前后相属 ，是说这样作的人很多。
有人为了能争到承包权，在前人的合同还没到限期，便到处探听，积极申请接替前人。梁朝邓僧琰承包鱼税的期限是 讫今年五月十四日， 期限未到，肖颖达便已探知并提出接代的申请，愿以一年交５０万进行承包。他这种热衷于私利的行为，为大臣任昉所奏，才使他未能如愿。南齐的萧子良也批评过市税承包制。他说： 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资，许以贾街。前人增估求侠，（疑为 使 字，以形似致讹。凡朝廷派任者皆可称 使 ，如 台使 ）后人加税请代。这段话的意思是：市官自古难选，近年选此官不以才，只看他有多少家产可供抵押，能出多高的承包价。结果是 前人增估 ， 后人加税 ，竟出高价争夺此职。而以高价求得此职的人，又多非 廉谨 之人，而多贪浊之辈。因此，上任之后，便千方百计压榨百姓，掠夺商人。即或如此，有时也完不成承包定额， 非惟新加无赢，并是旧格犹缺。意思是说：不只他多报的增收额没得到，就连原来的 官格 也未达到。原因，是有的真没有完成，而有的则是由于贪污中饱。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未能向国家交足承包定额，就要承担责任。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５０８年）正月丁巳下诏说： 凡坐为市埭诸职割盗、衰减被封籍者，其田宅车牛……皆优量分留，使得自止。 ③这是说：凡是承包市税、牛埭税因为贪污中饱或没有完成承包定额而被判罪、没收家产的人，对于田、宅、车、牛等都尽可能多给他们留一些，使他们能够继续生活。皇帝是这样的关照他们，但他们和皇帝是否也这样关照百姓呢？
２、各色人等的商业活动
东晋南朝时期，参与商业活动的，大致有以下四种人：官商、官僚贵族经商、私商、农民的商业活动。
（１）官商是指官府经营与从事的商业活动。这包括官府办的专卖事业和官府经营的商业。前者如宋益州刺史刘道济及其长史费谦等自己主冶， 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 ，就是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盐、酒等，都由政府垄断。
后者，如官府通过经营屯、邸等，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据唐长孺先生考察，屯是建在山区进行开发的组织，公立的和私立的都有。梁武帝的诏书中有 凡公家诸屯戍…… ， 复公私传、屯、邸、冶 等句，说明屯、邸等有公家设立的。从有关材料看，官府设立屯、邸的目的，在地方是为了增加行政开支；当然，地方官也可以从中肥私。宋刘敬宣作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 郡旧立屯，以供府郡费用。前人多发调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罢私屯 。这条材料告诉我们：第一，这个 屯 是郡立的；第二，立屯的目的是 供府郡费用 ；第三，办法是发工巧，造器物出卖。由此可见，屯是一个开发、制作、销售三位一体的组织。常常与 屯 并提的 邸 ，按字义讲，是居住和堆积货物的地方。东晋南朝的邸也有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但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含义又不止于此，它还参与销售和放高利贷。如在会稽郡， 王公妃主，邸舍相望……子息滋长，督责无穷。 这是邸舍放高利贷之证。又 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 这是邸舍经商之证。这些贵族的邸舍放高利贷，经商逐什一之利，则公主的邸舍当不会例外。当时，既然政府的财政满足不了公私的需要，于是便允许他们开立屯、邸，经商逐利，藉以自润，也是自然之事。
（２）贵族官僚经商这是东晋南朝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西晋人江统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 这是说两汉的王公贵族已在通过经营土地，出售蔬果、药材等以营利。魏晋时，王戎、潘、石崇等，继承了这一传统。南朝的为人所熟知的孔灵符，墅中有果园九处，谢灵运的 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 ，都带有商业性质。他们把这当作一大财源， 商贩逐末，竟早争新 ，不等果子成熟便到市场出售，以致要皇帝下诏禁止采择未熟的 肴核众品 到市场出售。当时，园中所产，也的确能得重利。宋柳元景种菜园数十亩，本为自给，但守园人把自给有余的蔬菜拿去出售，竟获得二万余钱。沈庆之身为三公大官， 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 他经营田园， 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 ；向政府献钱谷，一次便是 钱千万，谷万斛 。不只沈庆之， 在朝勋要，多事产业 ，都在营谋私利。如前所述，当时的王公妃主，多立屯、邸， 列肆贩卖，逐什一之利，或放高利贷，其典型事例莫如齐、梁时的萧子良和萧宏了。南齐的萧子良，身为司徒，在宣城、临城、定陵三县（今安徽江南地区）立屯，封占山泽数百里，禁止百姓打柴、采集、捕鱼，垄断山泽之利。
梁武帝六弟萧宏，特别能兴生聚敛。他有库房百间，贮钱，一千万一库，共２０余库，有钱 三亿余万 ；其余６０余库，装满了布、绢、丝、绵、漆、蜜、纻、腊、朱沙、黄屑、杂货。他在京师及会稽等地设立了数十座邸店，放高利贷，以田宅邸舍作抵押；到期不还，便驱逐主人，将抵押品夺为己有。
后经梁武帝禁止，他才罢手。
贵族、官僚经商的另一种形式便是贩运求利。刘宋山阴县孔觊的两个弟弟在建康作京官，回乡时 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 ，自然是为了出卖。宋将吴喜派人到襄阳、蜀汉等地，与当地的土豪、地主官勾结， 侵官害民，兴生求利 ，返回时，大船小船 钱米布绢，无船不满。 目的当然是转售求利。东晋南朝时，地方官离任时，当地都要送他大量钱物，称为 送故.加上他在任时搜刮所得，就成了他的 还资 ，其数量相当可观。
南齐豫章王萧嶷， 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 宋张兴世， 雍州还资见（现）钱三千万 ，一夜之间被人抢光，忧愁加上惊吓，发病而死。这些 还资 ，有时是当地的土特产，易地而售，可获巨利。梁王筠作临海太守，还资是 芒屩两舫.还有两舫其他物品。东晋谢安的同乡作中宿县（今广州市清远县）令归来， 还资 是 蒲葵扇五万.这些物品自然都是为了出卖营利。谢安为关照他的这位同乡，便以自己的声望带头买了一把，结果人们竟相购买，扇价骤增数倍，他的同乡因此发了大财。当时，军人和官僚士大夫经商都有免除关市之税的特权，所以他们的贩运转卖利润特多。
贵族、官僚从事商业性经营和参与商业活动，有增强市场活力和促进商品流通的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官、商一体，权钱结合带来的许多弊病。这些弊病包括因为建立屯、邸，封占山泽，使百姓樵采无地；放高利贷，夺人财产；垄断专卖，限制交易数额，阻碍商品流通；利用权力走私和免税；有的还一面 百端营生 ，一面又劫富使商旅， 致富不赀 ，不是平等竞争，影响私商的发展。
（３）私商的活动东晋南朝的私商数量不少，也比较活跃。由于长江上商船成群结队，军人偷袭敌人时，往往伪装成商人。陈将周迪谋反，将袭华皎，派人率兵 伏甲于船中，伪称贾人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活跃。
经商者多能获利致富。梁陈之际的何妥，其父为西域细脚胡， 通商入蜀 ，遂定居于郫县（今四川郫县）。后来发了大财， 号为西州大贾 。
巴蜀殷富，是商人经商的理想地方。刘宋时， 远方商人多至蜀资货（交易），或有直数百万者。 当地商业也较活跃，商人多富有而奢侈。 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 宋周朗说：商人之家的服饰，男人穿的像王侯，女人穿的象妃主；出在街上， 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 东晋南朝政府劝农但不抑商，多次下诏要减轻商税，个别官吏抢夺商人财产，还受到免官的处分。但是，商人依然被视为低贱之人，他们必须穿着标志着身分低下的白色衣服，被视为只知贪财好利而不知仁义的 污秽之人.为了改变这种处境，他们便以手中唯一的有力武器——金钱向掌权者进攻，使掌权者成为他们的保护人，进而使自己也成为掌权者。梁朝吴（今江苏苏州）人陆騐，家贫而又不务正业。后来，他投靠同乡富人郁吉卿，靠郁借给他的一些钱、米经商， 遂致千金.发财以后，就去京城， 散资以事权贵 ，包括他的同乡、梁武帝的亲信朱异。经朱异推荐，他先后作了少府丞、太市（即大市）令，负责管理商业和市场。他作太市令， 以苛刻为务 ，商人既怕他，又恨他。数年后升为列卿，最后死在太子右卫率——东宫禁军统帅的任上。陆騐是个通过经商发财，又依靠财力买通权贵，最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典型。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并不少见。南朝掌机要的寒人，如戴法兴之父 以贩纻（麻）为业 ，法兴少年时曾 卖葛于山阴；周石珍 世以贩绢为业 ，他们都是商人出身。宋朝贵戚徐湛之， 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 。宋孝武帝时， 兰台（御史台，掌督察）令史，并三吴富人。 这些巴结贵戚，后来又作令史之类 三吴富人 ，其中必有不少就是陆騐、戴法兴一类的商人。
（４）平民的商业活动这主要是指农民和市民参与的商业活动。当时，促使农民同市场结缘，首先是由于 租入过重，农人利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两种选择；一是弃农经商，二是在种粮的同时，也种些经济作物，投入市场。农民投入市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政府用折变的方法征收租调：或谷、帛、绵、绢互折，或以谷帛折钱、银，把农民逼入市场。广州中宿县本不产银，俚人世以农耕为业，而官府却要他们每丁缴银 南称半两.这样，俚人便去卖粮，买银，缴银，被逼进了市场。当时，因为不禁人民从商，故参与商业活动也较普遍。吴兴沈瑀，出自豪族，未作官前曾到余姚卖瓦器。在城镇及其近郊的人，男女老少多参与商业活动。老妇，有的卖针，有的卖糖，有的担菜到市场上卖。会稽陈氏有三女，祖父母都已八、九十岁，父患重病，母欲改嫁，灾年无食，三个女儿便一起到湖中采菱角和水葵菜，轮流到市上出卖，维持一家最简单的生活。若某地遇到灾荒，人们便到丰产区贩运粮食。南齐时，吴兴闹灾，而会稽丰收，人们便纷纷在两地之间倒运粮食，有的是商人图利，有的是为了拯救一家老小。无论如何，东晋南朝政府的重农而不抑商的政策，给困苦中的百姓也多开了一条生路。
３、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
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在特定范围内的官营商业。这一时期，国家分裂，各地区间互相隔绝，贸易往来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互通有无，取有余以补不足，乃是人的一种自然愿望。因此，就创立了这种独特的交易形式——互市。如前所述，互市在晋吴间和十六国东晋间已经出现。西晋灭吴前，晋将周浚在弋阳（今河南潢川西） 南北为互市 。两晋之际，祖逖北伐，石勒忧虑，乃派人带信求通使、互市。祖逖不复信，不通使，但默许互市， 收利十倍 。前秦建国后，苻健派他的侄子苻菁在丰阳（今陕西山阳县）立荆州。通关市，来远商， 引南金（黄铜）奇货，弓竿漆蜡 ，以给国用。进入南北朝后，互市时开时禁，其原因，一是战争，二是有人反对。
战争一起，互市便中断。其后，一方要求恢复，另一方就有人反对。虽然如此，因为通使互市是一种趋势，所以互市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互市的目的，北方在于取得 南货 ，包括南方生产的和从南海诸国进口的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翡翠、孔雀、鹦鹉、南金（铜）、昆仑奴等。而南方则希望得到北方出产的名马、骆驼、皮革、毛毡以及金、玉等。
南北互市的地点，西线在襄樊，东线在以淮河为界，沿淮的义阳（今河南信阳附近），弋阳、安丰津、寿阳等地。北方人说： 又于南垂（南部边境）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但是，由于互市只是官方在固定的时间、地点进行的有限贸易，又严禁渡淮私市，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北方人对 南货 得不到满足，南方人也埋怨得到的马匹太少，说一年还得不到一千匹。因此，走私便不断发生。当时，走私的渠道有多种：一是使者本人或带人到对方私市，这以北人至南买 南货 者居多；二是靠近边境的文武官员利用方便走私， 贩贸往还，相望道路。三是民间的私市。
梁郁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与魏接境， 民俗多与魏人交市。 宋元嘉年间，宋魏通和， 两民之居，烟火相接，来往不绝 ，其中自有更多的贸易活动。
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如今，许多人从事走私，一旦发现，往往受到处罚。北齐初，崔季式跟随司徒潘乐征江淮，因为他乘机派人到边境私市，回京后就被关了禁闭。其后不久，北齐的齐州刺史崔季舒，因为 遣人渡淮互市 被判罪，只是因为赶上大赦，才得免刑。这些事例说明：国家的分裂阻碍商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是逐步扩大。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除了东方的日本和高句丽、百济外，还有林邑（今越南中部）、扶南（今柬埔寨）、诃罗縠（今印尼）、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以及海西的陂斯（今伊朗）、大秦（东罗马帝国，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欧亚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人到中国来，有些是打着 使者 的旗号，以求得保护和中国的赠赐。据记载，宋齐时，与海外交往有十余国，梁时，则 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那时，来中国经商的商船还比较多。
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发生了一次狂风骤雨，建康附近江面上以 万计 的 贡使商旅 船只，都在风雨中漂没，沈约说：刘宋时，因为皇帝特别喜爱外国商品，所以外商 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梁时，来广州的外船，从每岁数至发展到 岁十余至 ，一些国家生怕中国关上国门，因而要求中国 市易往反，不为禁闭.当时，内外交流产品，输入中国的大致就是北方人想从南方得到的那些 南货 ；而输出的，主要是绫、绢、丝、锦等。
４、货币
谈商业，自然要谈到商品交换的媒介，或称之为商品之一般等价物——货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最大的特点是金属铸币与谷帛兼行。秦汉是用金属铸币，东汉章帝听从尚书张林的建议， 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 ，但行之不久便停止了。汉末，董卓铸小钱，不久为曹操所废，复行汉代五铢。
五铢钱虽然比较合用，但因为行之既久，耗损很多，加之原料缺乏，没有铸新钱，故钱少物贱不已。因此，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２２１年）， 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从此，三国两晋南朝历届政府，虽然不断地改铸金属货币，但 以谷帛为市 一直未断。魏明帝时，鉴于有人以湿谷、薄绢市买，便下诏 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新的货币是没有铸造，但以谷帛为币却一直没有停止。说到物价，多以绢布的匹数为尺度，自三国迄南朝都是如此。东晋时，一面继续使用吴国的大钱，同时兼行谷帛。
司马睿给祖逖北伐的经费是 千人廪，布三千匹 ，它可以作衣食用，也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他捉拿石勒的赏格，从最初的 赏布千匹 ，上升到 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这些都是当作货币来赏赐的。金属铸币与谷帛兼行，在整个南朝都没有间断。刘宋时，先铸四铢，与五铢并行。因为二者形制轮廓相同，钱上的篆字百姓又不认识，行一年多便停止。后又铸 孝建四铢 ，薄小，盗铸的人多。后又铸二铢小钱，也因过于薄小，人不乐用。
南齐时，曾派人至蜀开山铸钱，得千余万，因费工而停。梁武帝铸两种五铢钱，以后又陆续铸几种钱与这两种较好的五铢并行，币制混乱，百姓依然爱用古钱。铜钱本来就不多，由于缺铜和有人将铜钱卖给夷人作铜鼓，铜钱就更少了。因此，人们便以七十、八十或九十钱作为一百钱使用。最少时，以三十五钱顶作一百。后来因铜钱多被剪凿、盗铸，梁武帝乃下令废铜钱，铸铁钱。因为铁容易得，盗铸更甚，钱多物贵，交易时以车载钱，不再计数，成了钱灾。陈朝，除继续使用梁朝的两种小钱外，自己也铸了六铢、五铢两种。
南朝时，虽然铸币在增多，但谷帛仍在作货币使用。刘宋时， 汉川（今汉中和川北地区）悉以绢为货 ，刘秀之为梁州刺史，才 限令用钱.宋孝武帝时，萧道成将一匹烈马送给刘怀珍，刘以百匹绢作为报酬。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胡叟，于刘宋初流亡入蜀。宋文帝对蜀郡沙门法成聚众造佛像很反感，想要杀他。
后来，由于胡叟到建康说情，法成才得免一死。为了感谢胡叟，法成送 价值千余匹 的 珍物 给他。这些事例说明南朝时期，依然把谷帛作为货币在使用。 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城，全以金银为货.至陈， 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云。 这一时期，为什么会长时期存在钱帛并行的局面呢？如前所述，秦汉是用钱的，谷帛作为货币使用，是从汉魏之际开始的。其所以这时开始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是由于长时期的战乱，经济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生产几乎停滞，谷帛已极度缺乏。那时，不仅能投入流通的商品极少，就是保存人们生命最低需要的粮食也很少。因为缺粮， 谷一斛十万 数十万 ，以至 五十万豆、麦二十万 。有的连橡实、桑椹都采不着，以至 人相食.在这种情况下，谁有谷帛，谁就是真正的富有者。在人们的心中，谷帛的地位早已超过了金银珠宝和钱币。 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 ，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形势下，魏文帝才下诏罢五铢钱， 以谷帛为市.当时以谷帛作钱币，还有重农的思想起作用，以为这样可以鼓励耕织，发展生产。此后，经济逐渐恢复，而谷帛与钱并行，继续作为货币使用，则是另有原因。首先，经过多年的损耗，古钱已大量减少；加上铜冶业不发达，原料缺乏，也无法铸造大量新币。结果形成钱少物贱，影响生产发展，需要谷帛作为流通手段的补充。其次，那时的当权者多不知货币的发行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为想怎样做便怎样作。他们看到：既然钱少物贱，谷贱伤农，于是便毁大钱作小钱，或者增大钱币的面额，一 当百 ，一 当五百 ，甚至 当千 ，以为这样钱就多了，钱少物贱的矛盾便可以解决了。岂不知，这样又造成货币的滥恶。这种滥恶，由于有人剪凿、盗铸而变得日益严重。
滥则钱多物贵，钱不值钱；恶则钱坏不可用，人们不欢迎。他们新的小钱又小又薄，如刘宋的鹅眼钱， 一千钱长不盈三寸 ；比这更差的一种，除了中间的大方孔外，周边像围一条线，所以叫 綖（线）环钱 ， 入水不沉，随手破碎 ，十万钱还不满一捧。因此，人们宁愿接受谷帛也不要这种钱。
再次，政权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新政权建立后，对旧政权发行的钱，有的继续使用，有的则罢废不用，人们损失太大，还不如谷帛可靠。用谷帛作货币是有弊病，如谷帛本作衣食之用，作货币用之后， 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 ，确实是一种浪费。又如，以谷帛为币有许多不方便，所谓 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如市，未易于越乡 ，这是主张罢钱而专用谷帛的人也知道的。如果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它必将成为一个障碍。但是，在当时优质货币缺乏，货币滥恶流行的情况下，以谷帛作补充，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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