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墓室壁画保存较少，但也表现出强烈的维护汉魏传统的倾向。１９５５年在河南灵宝坡头村发现砖砌大型多室墓为中原所见唯一晋壁画墓，在前室券门上方残存车马出行壁画多幅，画面高约４５厘米。江南地区也有零星晋墓壁画，如浙江上虞东关东晋 太宁壁画墓 ，墓内残存人物、凤鸟彩绘形象。１９６３年在云南昭通后海子发现东晋太元年间霍承嗣墓，墓室壁画分上下两栏，上栏绘云、鸟及四神，北壁下栏画墓主人持麈尾坐堂，旁设旌节、兵阑、华盖等仪仗。另绘有 夷汉部曲 、铠马、家丁、宅邸在其他壁上。壁画技法拙稚，似是西南地区摹拟内地的作品。
东晋壁画最丰富者为１９８２年发现于辽宁朝阳袁台子的石室壁画墓。壁画内容主要为日月星云、四神、门吏、墓主人夫妇宴饮、宅第、庖厨、祭奠奉食、狩猎、牛耕、车骑出行等。妇女挽高髻，贯朱笄，发饰华丽。《狩猎图》中有戴黑帻的武士弯弓追射群鹿的生动场面。
南朝墓室壁画发现极少，迄今只有河南邓县学庄彩色画像砖墓一例。该墓券门上方画饕餮面及飞仙。券门两侧，各画一拄剑门吏，形象准确，敷彩庄重典雅。墓室所嵌画像砖均是模印后赋彩，内容丰富，并有墨书文字。
墓葬壁画作为中国世俗艺术作品，较多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魏晋南北朝的墓室壁画自然不会脱离豪强地主势力形成的实际情况，于是少不了统治者生前奢侈生活的内容。不过，在表现地主庄园的情况时，也有关于当时社会生产的描绘，同时曲折地反映阶级剥削压迫的现实。由于正值民族纷争至民族融合的时代，有关胡汉文化相互渗透的内容，恰好反映了那不可阻挡的走向统一的历史潮流。于是在那战祸不已的痛苦年月，人们从艺术创作中，依然可以辨析出希望的微光。
石窟壁画
石窟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石窟艺术，是指以丝绸之路为桥梁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而以佛教东传为标志的艺术。佛教在公元前６世纪起源于古印度，以释迦牟尼的四谛学说论，本无崇拜偶象的传统。不过，公元前３２７年，古希腊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在消灭波斯后，率军翻越兴都库斯山到迦毕试，侵入印度。公元前３２６年，希腊人到了犍陀罗，占领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叉尸罗城。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３２３年病死，但希腊文化却因此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生根，并且与印度佛教结合形成一系列雕塑、绘画艺术。由于这种艺术集中体现于犍陀罗地区的诸石窟山壁中，于是这种与佛教密切联系的雕塑、绘画、建筑艺术也称石窟艺术。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这种犍陀罗艺术也进入中国，由此而出现中国的佛教石窟与石窟艺术，同时也导致中国的绘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重大变革与进展。
１、石窟的产生与分布
犍陀罗艺术是以创造佛像而产生的。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佛陀具有超人化品格，不能具体表现其相貌，不作为偶像而崇拜。这样早期佛教圣迹均以象征手法隐喻佛陀形象，如佛足迹、佛发、伞盖、宝座、菩提树等。
犍陀罗艺术打破禁忌，依照希腊神像而雕刻佛陀形像，并且以各种技法绘画出佛教故事人物，这是佛教艺术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值公元前２世纪的阿育王时代。佛教在公元元年前后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犍陀罗艺术便也同时蒞临。
西汉末年，中国已可见犍陀罗艺术内容，１９７９年在新疆和田城南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出土范制白石膏质嵌在墙壁上的小立佛像一躯，残高１０。７厘米，红陶范制残坐佛像一躯，石膏质小佛头一个，红陶质残佛手指一排三指，各种花纹佛身残块数件。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东汉末期墓葬中，发现白地蓝色腊缬棉布上所画半身裸体菩萨像。史载汉明帝时蔡愔至大月氏迎佛像归国，应是进行佛像绘制传播的一个标志。不过，犍陀罗艺术既然产生于印度西北部的诸石窟佛寺内，中国的佛教艺术在最初便也不会脱离石窟太远，结果，沿丝绸之路中国的石窟佛寺密布，成为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遗存。
中国佛教石窟按照地区分布和石窟类型大体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三大种类。其中新疆地区石窟又可分为古龟兹区（以今库车县为中心，主要有３至８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和４、５世纪至１１世纪的库木吐喇石窟）、古焉耆区（主要有七格星石窟）和古高昌区（今吐鲁番一带，主要有５世纪的吐峪沟石窟和９至１３世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等三个区域。新疆石窟多禅窟与僧房，多中心塔庙窟和大像窟，题材内容从反映小乘佛教过渡到反映大乘佛教，是国内仅有的小乘佛教石窟集中地。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可分为河西石窟（主要有５- １４世纪敦煌莫高窟和５、６世纪的凉州石窟遗存）、甘肃与宁夏黄河以东地区石窟（主要有５、６世纪麦积山、炳灵寺、须弥山石窟）、晋豫以东地区石窟（主要有５世纪中叶以降的北魏云冈石窟、继而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６、７世纪东魏、北齐的响堂山、天龙山石窟）。中原北方石窟５、６世纪转盛，１１世纪以后衰落，反映了佛教石窟东方化的过渡。南方石窟主要有长江下游石窟（包括５、６世纪的栖霞山和新昌石窟），四川地区石窟（包括６至１２世纪的金川各地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开凿于９至１３世纪）等。
石窟艺术有石窟寺建筑、雕塑、壁画等内容，在新疆、敦煌、麦积山一带石质疏松而不易雕刻的石窟中，彩塑、壁画是主要表现形式。壁画在表现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画方面，有单幅构图形式和横长的卷轴形式两种。前者重在表现有代表性的故事情节场面，往往把几个代表性情节布陈在一个画面中。如敦煌２８５号窟西魏《得眼林》故事图，一个画面中包括五百强盗与政府军队作战、被俘、又被挖去眼睛，最后得佛祖之力恢复视力，皈依佛门等一连串故事情节。后者把许多故事情节顺一个方向连续，并且用房屋、树木作为每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序幕。
石窟壁画在用线调色方面有显著特征，色彩多用晕染法，表现人物肌肉及体积感；中国传统内容出现重要变革，尤其轮廓墨线并不显著，各种图案装饰与雕塑配合布满于石窟之中。外来影响与中国传统有机结合，使得石窟内的壁画十分精彩，形成千百年来激动人心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不断成熟与发展。
２、龟兹壁画
号称死亡之海 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将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南麓的丝路北道曾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首选路线，于是古代的龟兹国，即今新疆库车地区是佛教石窟密布之地，著名石窟有拜城克孜尔，库车西南的库木土拉，库车正北的克孜尔朶哈，库车东北的玛扎伯赫、森林撒姆，焉耆西面的西克辛，吐鲁番胜金口、伯孜克里克、吐峪沟、磨朗明等千佛洞。此外，昆仑山北麓的丝路南道，所发现的木版画、壁画、藻井画、纸绢麻绢本画在风格上也与龟兹壁画大致相同，于是可以一并论述。
克孜尔千佛洞与库木土拉千佛洞是龟兹石窟最集中的地方，占西域石窟的五分之三以上，开凿时间在公元３、４世纪，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也最多。
克孜尔千佛洞现存佛窟２３６个（包括１９７３年新发现并编号的洞窟１个），有壁画者约１６０余个，受犍陀罗艺术影响极重，甚至有明显的罗马艺术风格。
东汉末年壁画如４７窟、４８窟的飞天，６９窟的供养人等，均用粗线条勾勒，肌肉部分多次晕染成立体状。３８窟有身生双翼如基督教天使一般的天神。画师洞中有一幅画师临壁绘图的自画像，图中画师垂发披肩，身着镶边骑士式短装，上衣敞口，翻领右袒，腰佩短剑，右手执中国式毛笔，左手持颜料杯。
铭文中的题名为 米特拉旦达，是个纯粹希腊名字。石窟中的佛塔顶部被绘成尘状，有哥特式建筑意味，３８窟涅槃佛身着紧身紧袖黑色长袍，类似于基督教的教士，还有鹰与蛇交缠图案，这是日耳曼人族徽的标志。为此，克孜尔千佛洞被西方考古学家视为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西域石窟。
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内壁画丰富多采，早期壁画以佛本生故事为主要题材，据统计约有８０余种，如大光明王本生、萨埵那本生、尸毗王本生、虚空净王本生、慕魄太子本生、月光王本生、弥猴王等。佛经中的本生故事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于是图面往往容纳许多故事情节于一幅画中。如佛从做王子时遇天神受启发，到菩提树下冥思苦想进行善恶选择，结果身有双翼的天神赶到，携王子飞升天上，投入智慧泉后大彻大悟，经过诸难后立地成佛。这样复杂的过程在一幅图中表现，确有令人叹为观止之妙。南北朝以后壁画内容更为丰富，民间风俗画，大量奇花异木、飞禽走兽也以生气勃勃的姿态挤入石窟之中。６９窟的龟兹供养人，１３窟赶毛驴贩运丝织品的龟兹商人，１７５窟耕地的龟兹农民，反映了本地的生产、生活情况。虽然龟兹壁画在近代遭到西方殖民者的破坏和掠夺，但残存下来的作品仍能体现当时的艺术水准。
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很美，不论画的佛、菩萨、供养人，还是佛教故事人物，多出现裸体形象。女人的乳房画得很大，很突出，这是印度壁画风格。在比例上，几何型少，曲线型多。在动态上，舞蹈化特点极其显著，克孜尔千佛洞１０１窟中的舞神，胸部扭向左方，臀部耸向右方，构成温柔、丰润的轮廓线；上肢的动态纯净、和谐，更是健美生动的舞蹈形象；装饰也很朴素，仅几条飘带，轻纱薄罩，显得飘逸健美。画面结构为彩色菱形方格，每一个方格里画着不同内容的佛教故事，这在中国诸石窟中是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
除了克孜尔千佛洞外，库木吐拉千佛洞９９个窟中有４０余窟存有壁画；西克辛千佛洞１２个窟中有２窟残存壁画；森木撒姆千佛洞３０个窟中４个窟有壁画保存；吐峪沟千佛洞９４个窟中仅８个窟有壁画。这些壁画就风格而言与克孜尔千佛洞近似，被视为龟兹壁画的组成部分。
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米兰壁画是关于罗马式绘画的重大发现，两座圆形砖墙内壁的壁画是新疆保存最早的绘画，估计绘于公元４世纪以前。这些壁画多是佛教故事画，但印度色彩弱而闪族风格强。画在木板上的水粉画有一幅描绘一个有翼天使，１９０７年被发现时曾震动世界，因这完全是基督教艺术。
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马车是罗马式驷马车。黑色板壁在波纹花饰中画有闪族人物的男女天使，还有佛像后随的比丘尼，除有印度式短髭外，基本上属于罗马风格。壁画所表现的善牙太子的头冠和犍陀罗式头冠中珠宝的排列不同，所画婆罗门都身着黄袍，用绿色和紫色作晕色，诸佛、王子、比丘、有翼天使、神灵，全用白色和玫瑰色。米兰壁画是在木板上使用水粉画，先在黄土表层涂上匀薄的石灰，在石灰未干结时，用氧化亚铁调制的青白略带淡红的颜料作底色，再绘制各种色彩的图画。使用的色彩鲜艳明朗，在技法上已经采用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和埃及法雍的罗马绘画同属一个体系。就表现的手法和画风而论，米兰壁画属于早期犍陀罗艺术，所以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所属时代可能早到２世纪。约在公元３世纪出现的喀什三仙洞壁画技法主要用平涂烘染，间或使用粗细线条，大多采用单色，这是西方艺术手法与新疆本地民族手法结合的产物，由于时代稍早于龟兹壁画，可视为龟兹壁画的源起内容，进一步证实西域佛窟艺术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交汇的结果。
３、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是古代中国人民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硕果，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珍宝，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孕育的艺术明珠。虽然公元７世纪时绘满壁画和装配彩塑的１０００余个窟龛在今天已锐减至４９２个，仍保留２公里长，４层排列的规模。计有彩塑２４００余尊，壁画４５０００平方米，还有５座唐宋木造窟檐建筑，若再加上在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７日被道士王圆箓发现的１７窟藏经洞内大量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绢幡、拓本、印本图书、契约、信札、铜像约４００００件左右，实在是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奇观。
莫高窟建于公元３６６年（前秦建元二年），一名手执锡杖的云游僧乐僔来到三危山前，落日余晖照耀山间，使乐僔仿佛看到了金光中的千佛形象，决定在三危山对面的岩壁上修凿一个洞窟。不久，法良禅师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开始形成集群性佛窟，一直修建到公元１４世纪末，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千年风采。
莫高窟藏经洞于１９００年，即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幸的时间（那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发现，导致西方殖民者接踵而来，不但藏经洞内珍宝被大量盗掠，各石窟内的精美壁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剥离损害。不过，莫高窟毕竟在中国，其宏大的规模与中国文化的数千年结晶并非一时盗窃可以毁灭。新中国建立后莫高窟的保护维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使人类文化史上稀世之珍以新的风貌面对世界。
敦煌三危山一带崖壁属于玉门系砾岩，也叫第四纪岩层，是由许多鹅卵石和沙土混合而成的地质。由于质地松脆，不宜借山壁雕刻石质佛像，于是多采用彩塑和壁画形式表现佛教内容，这便使得莫高窟壁画极为丰富，若以一平方米为一单位进行排列，连接长度可达２５公里，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绘画世界。
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莫高窟现存洞窟共３９个，最早洞窟为十六国时的北凉洞窟，后历北魏、西魏、北周。壁画作为这一时期石窟艺术的主要部分，十分精采。早期洞窟壁画一般都有一定的整体规划，大抵顶部画装饰图案，藻井、平棋、椽间用自由图案；四壁腰部画佛像和主题性故事画；其下画小身供养人行列；四壁上端绕窟一周，画天宫伎乐；四壁下方画金刚力士；其余壁面密布千佛，组成一个庄严神圣的所谓 佛国世界.①敦煌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明显继承如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传统，使用线描。一般多用粗壮有力的土红线起稿，勾出人物头面肢体轮廓，然后赋彩，最后，再描一次墨线完成。由于壁画在石窟内要由人观赏，于是需较墓室壁画准确，上色完成后，普遍加描定形线，使人物形体和精神面貌更为突出。
早期壁画的线描秀劲圆润，适于描写沉静温婉的人物性格。２７２窟、２６３窟线描为早期铁线典型。北朝晚期，壁画出现动的意境，线描亦随之变化，一般运笔，压力大速度快，特别是蜿蜒曲折又顺势的长线条，有 风趋电疾 之感。
壁画的内容大致分为五类，一是佛像画，早期一般为说法图，有 三世佛与 三身佛 之分，或佛在不同地点、时间的说法相。如２６３窟北壁大幅结构，中心为佛像，四周围绕舞姿优美的菩萨，上有飞天散花，轮下对卧双鹿。为释伽牟尼成佛后首次说法形象。２４９窟佛像庄严肃立，上有双龙华盖，下有宝池莲花，具有净土变的雏形。北魏晚期说法图场面宏大，人物众多。
２４８窟南北壁说法图中画结跏趺坐佛像，侍立两侧菩萨生动活泼、绰约多姿。
或交头接耳，或翩翩起舞，或挽臂戏游，冲淡了宗教的庄严气氛，增添了世俗情趣。作为侍从的伎乐天和飞天或弹琵琶、擘箜篌、奏阮咸、击腰鼓、吹羌笛筚篥，或扭腰振臂，载歌载舞，一片自由、和谐气氛。四壁下方的金刚力士尽管奇形怪状，粗犷有力，却也在降妖伏魔间隙倒立、相仆、举臂承托，状如民间百戏。千篇一律的壁上千佛以不同色彩而增加神秘感，使得佛像画的地位突出，以示庄严。
二是经变故事画，即向人们宣传佛教的手段。现存早期故事画２０种近３０幅，计有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等。其中如《月光王以头施人》、《萨埵王子舍身饲虎》、《九色鹿拯救溺人》、《沙弥守戒自杀》、《须摩提女请佛》、《须达拿施象》、《五百强盗得眼成佛》、《释伽牟尼传》等皆是引人注目又充满趣味的故事画。画家在表现故事内容时又注入自己的情感，如九色鹿拯救溺人，溺人反见利忘义，向国王告密，将九色鹿捕捉；九色鹿在国王面前揭发溺人恩将仇报，一反常规，并非如佛教经典上的 长跪问王 ，也非印度、西域壁画中的下跪求饶，而是站起来据理力争，使国王放鹿归山，溺人周身出疮而死。这样一种扬善抑恶的创作倾向，正是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的原则。２９０窟北周佛传图依据《修行本起经》，将摩耶夫人 神圣入胎 ，出游生子；太子初生七步，步步生莲；九龙喷水沐浴，龙车还宫，天人奏乐、诸神相护，相师起名，三十二祥瑞，五百伎女歌舞，五百仆人伴读；悉达太子成婚，出门遇老病而思生死，出宫入山林，坐菩提树下苦修，等等内容，绘成２５米长的连环画，主要场面８０个，互相衔接，内容丰富完整，为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巨作。此外，《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善事太子入海求珠》、《须阇提割肉奉亲》也是常为人们提起的著名经变故事画。
三是民族传统神话题材。集中于２４９窟、２８５窟顶部。２４９窟南顶画三凤驾车，车中坐一女神，高髻大袖长袍，旁立持缰御者，这便是西王母。北顶画四龙驾车，车中坐一男神，笼冠大袖长袍，也有持缰御者，这是东王公。
车顶均置重盖，有持节方士车前引导，乘龙驭凤。车后旌旗飞扬，人头龙身的 开明 神兽尾随于后。２８５窟东顶画伏羲女娲，南北相对，人首蛇身，头束鬟髻，着交须大袖襦，胸前画日月，肩上披长巾。伏羲一手持规，一手持墨斗。女娲双手擎规，双袖飘举，奔腾活跃。龟蛇相交之玄武、白虎、朱雀守护四方，另有旋转连鼓的 雷公 ，挥舞铁钻之辟电 ，头似鹿、背有翼的飞廉 ，兽头鸟爪的 雨师 ，人头鸟声的禺强 ，兽头人身的乌获 ，竖耳羽臂的羽人.这些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画在敦煌佛窟出现，说明儒、佛、道三家合流已是不可改变的历史潮流。
四是装饰图案，２６８窟有泥塑叠涩平棋一排为顶，形成 交木为井，画以藻文 的建筑结构。无论平基还是藻井，中心方井均绘一朵大莲花，称 反植荷藻.北魏晚期，藻井变为华盖，中心垂莲四边桁条上装饰忍冬、云气、火焰、采铃、垂幔等纹样，四角悬挂兽面、玉佩、流苏、羽葆。龛楣、边饰、椽间图案纹样大致相同，主要纹样有莲荷纹、忍冬纹、云气纹、火焰纹、星象纹、棋格纹、鸟鲁纹，以及神怪飞天。把简单题材变为丰富多彩的图案，这是中国民间装饰的传统，在敦煌石窟内更形成争奇斗艳的荟萃大观。
五是供养人画像。这本是真人的肖象画，但当时向佛寺修功德的人很多，一旦出资，便有画像的资格，往往在主要壁画下方排列成数十人、数百人的队列。北周４２８窟供养人像达１２００余身，每一身像均有榜题，书写本人姓名，有的还署明籍贯。由于人太多，画工无法一一写生，只好以程式化办法，主要表现其民族特征、等级身分、宗教热忱，并不肖似本人。这些供养人像中的胡人最引人注目，２８５窟的少数民族像戴毡帽、穿裤褶、腰束革带，挂水壶、纯子、打火石、小刀，有的脑后垂小辫，榜题有滑黑奴、殷安归、史崇姬等胡姓。２９０窟驯马胡人像高鼻大眼，一手持缰，一手扬鞭，令马畏惧而退缩，富于生活情趣。
敦煌十六国北朝壁画拥有两种艺术风格。十六国及北魏前期，色彩淳厚，线描苍劲，人物比例适度，衣冠服饰上还保留着西域和印度、波斯风习，加上凹凸晕染法所形成的立体感和土红地色所形成的温暖浑厚色调，形成与魏晋艺术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艺术风格即称西域风格。北魏晚期，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等内容进入石窟，突破土红涂地境界，出现爽朗明快的生动意趣。特别是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衣裙飞扬人物形象的出现，形成潇洒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中国内地，称中原风格。这两种风格在敦煌石窟中并存，如２８５窟西壁是动中寓静、淳厚含蓄的西域风格；东北南三壁为豪放爽朗、飞扬动荡的中原风格，顶部两种风格互见杂呈。两种艺术风格相互渗透，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潮流，也标志着敦煌艺术走向成熟的历程。
４、河西石窟壁画
河西走廊遍布犍陀罗艺术的身影，各个石窟都是魏晋南北朝艺术发展的见证。不仅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引人入胜，诸如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仙人崖灵应寺、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群等河西石窟，也有壁画保存；其中麦积山石窟现存壁画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炳灵寺石窟现存壁画９００余平方米，是仅次于敦煌莫高窟与西域诸石窟的壁画集中地。由于这些石窟接近中国文化重心之地，于是石窟壁画更多地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与风格。
麦积山位于秦岭西端，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以及麦积山串联起来，形成举世瞩目的河西石窟群。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时间依《高僧传》和南宋嘉定、明朝崇祯时碑刻可定为十六国后秦时期，不过从现存雕塑、壁画实物看，其艺术定型与发展时间应在北魏时期。经过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余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成为中国著名大型石窟群之一，现存１９４个洞窟，保存有７２０Ｏ多件泥塑、石雕造像和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壁画。由于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７３４年）天水地震，隋唐时期的石窟多受损害，目前难觅其原貌，宋元以降石窟也不过２０余个，所以，麦积山石窟基本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遗产。
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分为泥塑、石雕、绘画三大类。在现存１０００多平方米的壁画中，以佛像、菩萨像、伎乐飞天、供养人、各式图案为主。由于壁画剥蚀受损严重，很难完整把握其中的主题，不过，诸如 树下思维 、阿育王施土 、燃灯授记，梦日入怀、乘象入胎 、树下诞生 、深山说法 等故事还依稀可辨。绘画时间集中于北魏、西魏、北周时期，技法仍如敦煌早期壁画，以泥敷面，在泥壁上以粗壮有力的土红线起稿，再施加各种色彩。来自西域的 凹凸法 使用十分明显，即以朱色层层叠染，再以白粉画鼻梁、眼睛、眉棱，以示隆起。这种规格化的圆圈叠染法流行于河西各石窟内。麦积山石窟中的佛像，大都仪容端庄、挺然直立、神情静穆。
如７１窟中的北魏坐佛绘像，着蓝色或褐色长袍，正襟危坐，深入禅定，目张而凝视空茫，显示着自信与坚毅。再如７６窟北魏飞天，虽然依据粗宽的蓝色与绿色飘带在空中飞翔，却也能看出自身发力的动态。至于各供养人像，采取了严格的写实手法，与魏晋河西墓室壁画的风格较为接近。
麦积山石窟艺术作品实际是以泥塑为主，这样以浮雕配合绘画图案组成的装饰画艺术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西域诸石窟以壁画艺术为主，这种装饰画相对而言不够突出，河西石窟雕塑艺术增多，装饰画便也随之强化。装饰性壁画最早起于佛的 背光，即附在石窟的后壁，从地下起随着窟壁的穹窿形，通过佛的身躯，向前覆盖在佛的头上。这种背光装饰作莲花瓣形，所以称 莲花举身光 ，佛两旁的胁持菩萨用宝珠形装饰，仅围绕头部的装饰称 头光。 背光或头光的花纹图案依时代先后由两三层发展至十几层，图案内容有火焰、莲花、飞天、小佛、缠枝植物花纹等。这种复杂、华美的 背光 和 头光 在印度石窟中没有见过，应是中国艺术家的创造。这一创造的主要实施地在河西诸石窟，麦积山石窟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以后，背光和头光装饰艺术遍及中原北方诸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响堂山、天龙山石窟均受其强烈影响。麦积山石窟的装饰画题材中，飞天、小佛、供养人来自佛教内容，云星纹、山纹、重幢纹、斜方格纹均是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纹饰。唯其中的莲花纹饰和缠枝植物图案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对于石窟艺术的发展有较大的作用。莲花图案甚至成为 净土 的标志，佛座称 莲座 ，佛眼称 莲眼 ，莲花子、莲花女、莲花衣、莲花经，都是佛教常用的宣传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石窟的装饰艺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炳灵寺位于甘肃永靖县西约５０公里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中，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公元４２０年），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修建，现存窟龛１８３个，内存大小石雕像６９４身，泥塑８２身，壁画９００多平方米。１６９窟即郦道元《水经注》所述的 唐述窟 ，记为 高四十丈 ，窟内有西秦造像、壁画，以及 西秦建弘元年 墨书题记。炳灵寺西秦壁画为一大组千佛画象，以黄、绿、褐三色为主，色彩鲜艳，佛像庄严，技法属于西域晕染法。１６９窟四壁腰部有佛传故事主题画，四壁上端绕窟一周有天宫伎乐图，四壁下方有金刚力士，应是典型的西域石窟风貌。不过，并不见西域流行的印度式 丰乳细腰大臀 菩萨，说明西域文化在河西已依据中国当时的地方需要进行了适当的改造。这种文化的输入与改造，正是河西石窟艺术得以展示创造性风貌的动力。
石窟壁画虽然以宣传佛教为目的，却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潮流，显示出中华民族开放的胸襟与伟大的创造力。壁画的作者几乎都来不及留下名姓，不过，艺术作品却以艺术家智慧结晶的形式，永远向后人转达他们追求的目标。——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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