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期的经济大破坏
北魏后期，经济有了进步，同时也隐伏着危机。随着经济的发展，皇帝和鲜卑贵族们的生活日益腐化，肆意挥霍，赏赐无度，攀比斗富，奢靡成风。政治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 聚敛无极.豪强横行乡里，肆意掠夺土地、高利放贷，迫使人民破产流亡，均田制也濒于崩溃。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阶级矛盾又尖锐起来。从孝明帝正光四年(公元523年)起，在北魏境内，先后爆发了破六韩拔陵点燃的六镇起义(公元523-524年)，杜洛周、葛荣领导的河北起义(公元525- 528年)，山东邢杲领导的流民起义(公元528年)，莫折大提率领的关陇各族人民起义(公元524- 528年)。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形成一批军阀势力。尔朱荣在镇压河北人民起义后，杀了在中央专权的胡太后，专擅朝政。不久，又发动 河阴之变 (公元528年)，杀王公大臣2000余人。北魏末年的大战乱，使北魏初步繁荣起来的经济又受到了严重打击。 郡国荒废，农商废业 ; 烟火断绝 ， 尽为丘墟 ; 伏尸流血 ， 白骨不收.过去的繁荣犹如昙花一现，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这时，北魏的统治，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公元523年，在镇压六镇起义中起家的地方军阀高欢率部攻入洛阳，尽杀权臣尔朱氏之党，并废杀魏节闵帝，立元修为帝(孝武帝)。元修高欢发生矛盾，逃奔关中的宇文泰。高欢随即立元善见(孝静帝)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公元534- 550年)。后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公元535- 557年)。东西魏没有维持多久，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掉东魏，建立北齐(公元550- 577年)。七年以后，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也废掉西魏，建立北周(公元557- 581年)，形成了周、齐对崎的局面。
大致说来，东魏北齐据有的地区，北至沙漠，南至江淮，东至海，西部以黄河及河南洛阳以南一线与西魏北周为邻。西魏北周的疆域，东与东魏北齐为界，西至流沙，北至河套，南至巴蜀、云贵和汉水流域。这是两个并立于中国北方的王朝，却呈现出不同的经济风貌。
东魏北齐经济的盛衰
(1)东魏经济的畸形繁荣
魏末大破坏，主要是在黄河以北地区，并非整个北魏境内都已残破不堪。
战争中耗减的人口，由于六镇人进入中原得到补充。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一共有200。8万户。二年，高欢派孙腾、高隆之为 括户大使 巡行郡县清理户籍，又查出无籍户60余万。加上这时对外战争掠来的人口，到北齐初，北齐拥有户近300万，口2000余万。这是恢复、发展北方生产的基本力量。
东魏北齐拥有的地区，地处黄河南北，本是当时最富庶的产粮区。东魏政府比较重视农业，迁邺后，为了帮助徙户尽快安居乐业，尽可能地拿出了一些土地进行分配;颁布了七条 劝田事.同时，宣布对新降附地区免除十年租调，开官仓出粟130万石赈济穷人，又给衣服、种粮，派使者到各地问人疾苦。这些措旅的实施，使东魏初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
由于以上措施，东魏时，农业恢复得比较快。天平初(公元534年)，自洛阳迁都邺城，出粟136万石以救济贫民。其后，政府在各州沿河的津梁之处，都建有官仓，而且都装得满满的。元象、兴和年间(公元538- 542年)，由于连年丰收，谷粟一斛只卖到9钱，同魏末斗粟值练数匹，形成鲜明对比。
北齐建立之后，继续兴办水利和屯田。《隋书食货志》说：齐废帝乾明中(公元560年)，在石门等地屯田，岁收数万石，自后淮南军防粮廪充足.孝昭帝时，又开幽州督亢旧陂，在长城左右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 北境得以周赡.河内郡(今河南沁阳)等地的屯田，则用来保证河南的军粮。在水利方面，除了对北魏时期的旧渠加以利用外，又开了一些新渠，如在邺城附近决漳水，建万金渠 (又称天平渠 );在南荆州开立陂渠;斛律羡在幽州导引高梁水等，皆有利于农业之发展。
东魏初，很重视海盐的生产，政府在沧、瀛、幽、青四州(今河北、山东地区)的沿海地区设盐官、傍海煮盐。沧州有盐灶1484口，瀛州452口，幽州180口、青州546口，每年可产盐20。97余万斛。民间盐户向政府交纳一定税金后，也可以煮盐出卖。海盐的生产，对东魏北齐经济极有裨益。《魏书食货志》说，扩大海盐生产后，仅盐业一项的收入，就能保证政府军费和日常开支了。有时用盐税、调绢折卖粮食，使仓库充实，有水旱灾，即能随时赈济。
此期的钱币，仍然沿用北魏的 永安五铢.但由于私铸盛行， 雍州青赤 、 梁州生厚 、 紧钱 、 吉钱 、 河阳生涩 、 天柱 、 赤牵 、河阳钱 等名目繁多货币，充斥市场。有的小而薄，有的杂以铅镴(là，音腊，铅锡合金)，还有加生铁的。东魏北齐一再三令五申，采取了重刑、铸新钱 常平五铢(公元553年铸)和加强管理等方法企图加以制止;然而和铸之风 至于齐亡，卒不能禁。不过，钱币的混乱，似乎对商业的影响甚微，商业依然活跃异常，商人数量增加，商人的地位也比北魏有较大提高。这时，法律明确保护商人，无故夺取商人财物者，要受免官处分。商人与政权、达官贵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李延寿说：北齐宗室诸王 多取富商群小，鹰犬少年 为臣佐幕僚;尚书右仆射段孝言掌选举， 富商大贾，多被铨擢;齐后主时， 州县职同，多出富商大贾 。纵观北齐一朝，不与商人来往的官僚贵族，几如凤毛麟角。《北史杨愔传》说，杨愔与太保、平原王高隆之为邻，一天看见高家大门外有胡商数人，禁不住感叹： 我家门前幸好没有这些东西! 可是，此期商业的繁荣，商人地位的提高，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反映，而是与东魏北齐社会上奢侈之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是一种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东魏至齐初，经济取得了初步繁荣，可与此同时，社会上再次乱起了魏末那种奢侈之风。皇帝、执政者带头穷极侈丽 ，官僚贵族竞相奢侈，宫女们也宝衣玉食，一条裙子值绢万匹，一座镜台花费千金。甚至连宫中的狗马鹰鸡，都连带着享受 三公 、 公主的待遇。整个社会奢靡之风如此，以至于贵族韩晋明请客，一席万钱， 犹恨俭率 ，连叹自己寒酸。
奢侈享受和政治上的贪污腐败，是一对孪生子。权贵们挥金如土，享用的全是民脂民膏。所以，东魏北齐的政治，从一开始就不太清明，到了后期，更是文武在位，罕有廉洁。 官吏们勾结商人， 競为贪纵 ， 剥削生灵，劫掠朝市。权贵门前： 富商大贾，朝夕填门，他们权钱交易，狼狈为奸，残害人民。
(2)土地兼并与均田令的重新颁布
官僚地主在醉生梦死，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却在日益恶化。
如前所述，东魏北齐的统治区，与北方其它地区相比，经济要发达一些，但同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也更为严重。例如关东地区，除了有崔、卢、李、郑这些头等士族外， 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 等，都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 一宗近将万室 的大地主。他们勾结官吏，强弱相凌，持势侵夺，富有连畛互陌，贫无立锥之地。 百姓丢去土地之后， 轻致藏走 ，到处流亡。到齐文宣帝后期，情况已经严重到 户口租调，十亡六七，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危机。
土地兼并，人口流亡，财政减少，日益尖锐地摆在高齐统治集团面前。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北齐重新颁布均田令。规定：男子受露田80亩，妇女40亩，不再给倍田;每个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同，受田人数按官品高低，限制在300至60人之间;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四牛，设 富人(民)仓 ，以赈贫民;以垦田、人口、教化的政绩考核官吏等等。在颁布均田制同时，对租调制也作了调整：18- 65岁均田农民的租调额是：一床(一夫一妇)输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田租)二石，义租(赈灾的 义仓 租)五斗。未婚者纳半床租调，奴婢纳普通人的一半。有牛者，一头交绢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北齐的均田制与北魏相比，大体相同，只是奴婢受田有些限制，奴婢的租调有所增加，意图可能是对王公贵族和地主豪强的权益给予大保护，小限制。北齐均田制规定：邺城周围三十里皆为公田，按等级分赐六镇鲜卑，这可能造成部分汉人的财产被剥夺，只是客观上有利于六镇鲜卑的封建化。新租调制比北魏有所增加，加上征收时，调绢帛 幅度长广 ，或调外加收， 所在征税，百端俱起，人民的实际负担比规定的要多得多。
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由于豪强同官吏勾结， 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 权贵们的奴、牛皆先占满均田定额，而贫民或不能得。当时人宋世良曾请求 请以富家牛地先给贫人 ，在朝诸公，也都认为合理，但就是不能执行。这虽是北齐均田制前不久的事，推行均田制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北齐境内豪强势力强大，推行均田制又无有力保证，加之均田令颁布较晚，所以还未见什么效果时，北齐便被北周吞灭了。
西魏北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西魏的政治经济改革
同王四渎(江、河、淮、齐)之三、统九州之五的东魏北齐相比，西魏北周的经济底子要薄得多。在西魏的统治区中，只有号称 天府 的关中是产粮区。但这片地区在经过数百年的战火后，已元气大伤。穷则思变。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西魏北周从建立开始，便不间断地进行改革。其中经济改革及与经济相关的措施主要有：制定 中兴永式 ：这项工作，从西魏建国便已开始。史称：当时执政大臣宇文泰，因戎役屡兴，吏民劳弊 ，严重影响生产，于是命有关部门斟酌古今，参考变通 ，立新制 二十四条。继而又 奏行十二条制.穷十年心血，方最后确定益国利民，便时适治 的中兴永式 三十六条，班行天下，其要点是禁贪污、任贤才，减冗官等，为经济发展创立良好环境。
建立计帐 、户籍制度：大致与此同时，宇文泰又命关中名门、号称 博物多通的苏绰建立 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 其主要内容如何，从隋唐史籍和计帐的发现知道，这是一整套的制度，包括编制户籍、计帐及国家预算等。大致是先由县登记户籍(包括人口、田宅、奴婢等)，称为手实。根据手实编制计帐，送州并上报尚书省，作为全国户籍的底本。尚书依据全国的户籍编制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收入用黑墨水写，支出用红墨水写，叫作朱出墨入.中央将预算收入总额按人口分配给各州，按计划征收。
建立这种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在于可避免逃匿，百姓赋役负担公平，政府财政收入有保证。
尽地利和均赋税：大统十年(公元544年)，苏绰又提出加强内政建设的六条建议。其中涉及经济的有两条。第一条是 尽地利.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强调 令民废农者，是则绝民之命 ;抓农时应同抗洪救火、打击盗贼一样紧急。第二条是 均赋役.重点在强调不优容豪强，不压抑贫弱;不放纵奸巧，不使老实人吃亏。其余四条强调选贤任能，是非分明，办事公正，民风淳朴等。宇文泰对苏绰的建议十分重视，他建议魏帝(西魏文帝)用诏书形式颁下，史称 六条诏书. 宇文泰下令特别规定：凡不通晓 六条诏书 及计帐户籍法的人，不准当官。
以上制度，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以清正廉明的吏治，淳朴敦厚的社会风气，公平合理的赋役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达到革易时政，强国富民的目的。
西魏初期的经济，不及东魏。但同时关中门阀士族的力量也相对较弱，阻力较小，加之不断深入改革，贯彻有力;故改革能取得成功。
(2)周武帝释放奴婢和灭佛
北周建立之后，周孝闵帝、周明帝继续贯彻太祖(宇文泰)遗志 ，致力于政化循理，黎庶丰足 ，巩固改革成果。到周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又继续进行了三项改革。
第一，释放奴婢、杂户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存在着使用奴婢进行生产的情况。奴婢是主人的私产，可以像畜牲那样任意转让和买卖，甚至刑杀。杂户，有时与隶户互称，是指分配给官府和贵族、官僚作杂役或从事被当时人视为贱技之人。杂户多来自罪犯或俘虏，一旦沦为杂户，几乎终身不得解放。北周的统治者，特别是因武帝受儒家德政或仁政的思想影响，大量释放奴婢和杂户。公元554年，西魏攻破肖梁的江陵，把俘虏来的10余万居民，除200家外，全部没为奴婢，并将其中的一部分赏赐给有功将士。但是，第二年即颁下免奴为良令，宣布免江陵战俘为奴婢者数千人为良人。以后，北周诸帝释放奴婢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涉及面越来越广。周武帝平齐(公元577年)以后，终于开始大规模释放奴婢和杂户。
这一次释放奴婢、杂户的范围，根据史料记载，涉及以下三类人：一是黄河以南诸州自公元572年以来被北齐掠为奴婢者，不论官私，一律放免;二是释放北周境内(包括北齐)自北魏以来的全部杂户，并废除抑配杂户的刑律;三是释放北周境内自公元534年以来在东西战争和南北战争中所有被掠为奴婢的人。
周武帝下令释放奴婢和杂户，主要是想体现北周是体恤百姓疾苦，以宽仁为怀的统治者， 施轻典于新国 ;同时也由于认识到 一从罪配，百世不免 ，世世为奴的不合理性。北周释放奴婢和杂户，使东汉以来的奴婢问题在北方得到了缓解，使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标志着鲜卑族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奴隶制的锁链，大步踏上了封建制的大道。
第二，灭佛、铲除寺院经济北朝佞佛(nìng，音宁，迷信之意)，源远流长。而僧侣地主横行不法，又与政府争夺劳动力和收入，乃是北朝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个道理，北朝的历届统治者不是不明白，但由于信佛，就是对佛教下不了手。周武帝则不同，他是一个 克己励精 的皇帝，怀有 必使天下一统 的决心。要统一天下，首先要 富国强兵 ，尽量扩充国家的兵源、财源。为了富国强兵，周武帝毅然下决心，向佛教开刀，以 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庙塔之下。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周武帝下诏废佛，把北周境内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充作以后伐齐的军费之用。
同时把近百万的僧侣、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进行生产。又选其中壮丁为兵，进一步扩大了府兵队伍。灭佛的成功，增大了赋税面，充实了军力，缓和了阶级矛盾。周武帝能在3年后灭齐，废佛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周武帝从国内的行动中体会到了灭佛的好处，于是平齐之后，立即扫平寺院经济。佛教经典的记载说：北齐被灭前，境内佛教很盛，有寺庙4万座，佛教徒300万。周武帝灭齐后，寺庙赐给王公作第宅，佛教徒或充兵，或为编户从事农业生产。佛像被捣毁，佛经被烧掉，寺院财产一律归公。这样，通过两次彻底的灭佛，北周的国力大大充实了。
第三，颁行 刑书要制 如前所述，北齐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均田制成为一纸空文。
大族劫掠财物，隐没户口，强占土地。周灭齐后， 齐之旧俗，未改昏政，贼盗奸宄，颇乖宪章。 周武帝鉴于此，于灭齐当年下令颁布刑书要制，其中的一条重要规定就是：官吏监守自盗20匹(绢)以上，豪强隐没户口5户和10丁以上，或土地3顷以上，一律处以死刑。
刑书要制 是封建法令，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周武帝在灭齐之后，立即颁布这一法令，却明显含有打击北齐豪强势力的意味。挟战胜之威，以重典抑制豪强，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3)均田制和北周的经济建设
西魏北周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过去封建王朝有关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好的作法。如天子亲耕籍田、下劝农诏、灾年开仓济贫以及各种类型的蠲赈、罢苑弛禁等等。其中的一条重要措施，就是均田制及其相关制度的颁行。
均田制的施行，可能自西魏初即开始，但正式颁行，大约是在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随书?食货志》称： 太祖作相，创制六官.紧接着就记载均田、租调、榷盐诸法。掌握这些政令实施的长官如 载师 、 司均 、司仓 、 司赋 、 司役 、 掌盐 等，为 六官 (天、地、春、夏、秋、冬)中 地官 下属。而史载宇文泰直至废帝三年才自任 太师 、 大冢宰 、 初行周礼，定六官。 因而其各部职掌及有关制度的正式颁行，大致当在此时。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参照了北魏制度，也有一些创新。其主要内容有：有室(已婚丁男)者授田120亩，未婚丁男授田100亩;租调量为有室者每年纳租5斛，绢10匹，绵8两，未婚者纳半数;凡民18- 64岁皆纳赋，每年具体所征又视年成而定：亩收4釜(fǔ，音斧，容器。一釜合6。4斗，一说合10斗)为上年，全赋;亩收3釜为中年，半赋;亩收2釜为下年，征1/10;官吏俸禄的发放比例，与征赋额相同。百姓服役年龄为18- 59岁，丰年服役1月，中年20天，下年10天;凡征发徭役，家出1人，不得超过。
此外，对各种情况下的免赋、免役，也作了具体规定。
这个制度，同 中兴永式 、 六条诏书 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租粟看似偏高，但若综合中、下年的减免看，总体上还略低于北魏和东魏、北齐的数量。徭役日期有了明确规定，不再滥征，是一大进步。特别是赋、役征发及官吏俸禄的发放，均视年成而定，很有弹性，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的。
由于以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均田制的颁行，西魏北周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农业方面，除了关中地区较快地得到了恢复以外，随着益州、荆州及关东地区的产粮区相继并入北周版图，寺院经济的铲除，农业劳动人口、耕地面积猛增，农业基础更为雄厚。屯田规模也扩大了。大统(公元535- 551年)初，西魏为满足战争需要， 欲大置屯田 ，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管理同州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南)二十屯。魏废帝时，又在梁州置屯田， 数州丰足。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在蒲州开河渠，在同州开龙首渠，水利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官员注意 恩威并重 、 政尚仁恕 ，使许多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定居农业。如申徽在大统十二年(公元546年)为瓜州(今甘肃敦煌西)刺史，为政勤劳廉慎， 俭约率下 ，农业连续5年丰收， 边人乐而安之。澧州(今湖南石门)民俗 不营农业 ，周孝闵帝时，刺史郭彦 劝以耕稼 ，一举由缺粮区而仓廪充实 。周明帝初，元定为岷州(今甘肃岷县)刺史， 威恩并济，甚得羌豪之情。 于是许多羌人出山，交纳赋税。
此期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冬官 之下，设有工部、匠师、司金、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织等大小50多个部门，较之北魏，分工更为详尽。一些官手工场，规模巨大，如夏阳诸山的铁冶，营造军器，拥有工匠8000人;一些工艺品，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魏文帝时造的 仙人 、 水芝二欹器，精巧绝伦，令人叹为观止。此外，北周的盐业十分兴盛，有海盐、池盐、井盐，还有制成虎形，以供祭祀和接待宾客之用的 形盐 和作药用的 饴盐.政府垄断盐业，凡百姓取用，都要征税。
西魏北周时期的货币仍然比较混乱。政府先后造 布泉 、永通万国 、五行大布 、五铢等钱，仍不能制止民间私铸及杂伪钱的流行。不过钱币的混乱，对商业影响不大。西魏中期以后，修复了关中至汉中、巴蜀的通道，又与西域大规模通商，卉服氈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商业更加兴盛。地方守宰多经营以致赀产 ，民间亦颇多富商大贾，商人有持金20斤入京师贸易者。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皇帝以银钱赏赐臣下，说明此期金银作为货币开始流通。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西域通商过程中，一些地方官有意识地利用商业扶贫，发展地区经济。如韩褒为西凉州(今甘肃张掖西)刺史，州内贫富不均，民俗嫌贫爱富，穷人备受欺凌。于是每当西域商人到州之际，韩褒便先令贫者与胡商交易，从中获得丰厚利润。于是州内贫富渐均，户口殷实。 以商扶贫政策获得成功。
当然，西魏北周的经济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战争较频繁，对整个社会生产影响较大，修宫室、筑长城等土木工程，给人民带来的徭役还是相当深重;官吏聚敛、贪污之事也时有发生;周武帝灭齐后，有穷兵黩武的苗头出现。然而，无论如何，从大的方面看，西魏北周紧紧抓住了长期以来影响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即豪强、僧侣地方隐占土地、户口，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编户的逃亡失散和奴婢杂户的存在这三大问题。前两个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生产，造成重赋——民户逃亡——再加赋——民户加速逃亡的恶性循环。后一因素则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回顾北朝历史，我们看到，在如何解决这三大问题上，北魏孝文帝曾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在解决豪强隐占土地户口及民户逃亡问题上，他做得较好。但遗憾的是，寺院经济和奴婢问题，他都没有涉及。
东魏北齐则做得更差一些——三大问题的种种恶果，在东方地区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只有西魏北周通过两步改革，使这三大问题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解决。这就是西魏北周能够由弱变强，最终灭掉北齐，并奠定了以后隋朝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