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史仲文《中国全史》第047卷《隋唐五代科技史》
隋唐时期，我国的水利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国力的增强，加之封建统治者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局面，水利学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治河防洪实践有了增多，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在城市水利、水准测量和水利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治河防洪实践的增多及其技术进步
我国历史上，江、淮、河、汉诸大河的治理，以治理黄河为重点。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水患明显增多。据记载，隋代在37年中，仅黄河洪水就有4次，平均每9年一次。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至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在这260年中，有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年，平均不到13年就有一次河患。五代时期的河患更为严重，除自然灾害的决口外，统治者连年征战，甚至不顾人民死活，以水代兵，使黄河水患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55年中，有明文记载的黄河水患达18次之多，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河患。
在河患面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黄河的治理。
隋至唐初，治河防洪尚处于过渡时期，一般为堤防的渐次修筑，没有记载有大的治理活动。初唐以后，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最早的一次治河活动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这年6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进行治理，并命按察使萧嵩总领其事，从委派三州地方长官，并有按察使总领其事来看，其治河规模不会太小。
第二次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据《新唐书裴耀卿传》记载，当时 诸州不敢擅兴役 ，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抢护堤岸，抗洪治河，这一次治理成绩比较显著，济人因此曾为他立功德碑，以示纪念这一次治河活动。
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 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 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14里，东西阔60步，深一丈七尺 ，分黄河水入新河， 滑人遂无水患.后一次是咸通4年(公元863年)，东都暴水漂民居，滑州刺史萧仿奏请唐懿宗批准，采取改河的办法， 移河四里，两月毕工，画图以进 (《旧唐书萧禹萧仿传》)。
(二)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工程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人工运渠已经出现，战国以后，人工运河逐渐发达起来。在隋代建立以前，一个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已经初步形成。这就为隋代兴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鉴于 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 (《隋书食货志》)，命当时著名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程设计和规划的还有苏孝慈、元寿等人。仅仅花了3个多月时间，一条沟通长安至潼关的水运便通航了，使沿黄河西行的漕船，不再经渭水而直达长安。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为了给渡江灭陈创造条件，又于 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 (《隋书高祖纪》)。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北至山阳(今淮安)，全长300里，将长江和淮河沟通。
山阳渎工程也是在旧有邗沟旧道基础上修建的。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便开邗沟运河，因年久失修，至隋初已被淤塞。隋文帝修复了这条运河，同时还整修了汴河。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隋文帝还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了整治，六月戊子，诏凿砥柱 (《隋书高祖纪》)。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进一步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开始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建设。当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这一工程 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 ，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通于淮 ，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这条沟通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十分壮观，自东都洛阳起，至江都止，全长2200余里，渠广40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从大业元年3月辛亥(21日)开工，至8月壬寅(15日)竣工，仅用了5个多月时间，虽然是利用了旧有河道，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随后，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
这条渠也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并利用天然河道建成的。渠分两段，一段引沁水南达于河，使河南来的船可以沿沁水而上，连接淇河、卫河等天然河流，通过今河北平原。另一段北通涿郡，利用一段沽水(白河)和一段漯河(永定河)，到达涿郡郡城蓟县(今北京)南。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这条渠长1000多公里，能通大型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此段运河，还曾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可见其通航能力相当可观。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又在三国东吴已有运道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
至此，一条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全长2700公里的大运河开凿成功。它流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5省，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
隋代开凿大运河并非易事，在全长2700公里的范围内，地形错落变化，能如此迅速开凿通航，除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外，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高超的技术。这条大运河的建成，对巩固我国的统一，发展南北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以后，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一直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动脉，历代都对其加以保护和整修。
由于隋代统治时间很短，大运河刚开凿完毕，隋就灭亡了。为了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效益，保持其通航能力，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是疏通河道。如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汴口渐淤，唐玄宗命李杰整修梁公堰，对渠口淤积 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 (《旧唐书李杰传》)。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正月，因梁公堰 新漕塞，行舟不通 ，又令将作大匠范安 及 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旧唐书食货志下》)。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汴渠(通济渠)下游自虹县(今泗县)至临淮县段，长150里，水流迅急，险滩较多，河南采记使齐澣建议改建新河，称为广济新河。广德二年(764年)，通济渠断航淤塞，刘晏等重开汴河，并建立较好的漕运管理制度，前后管理漕运30年。对永济渠，唐代也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使其南段的水面扩大到宽十七丈(约56.7米)，深二丈四尺(8米)，保持了航运的畅通(《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在江南运河段，唐时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扬州附近运河淤积，漕运困难，每年需要淘修。淮南节度使杜亚率众疏浚水道(《新唐书杜亚传》)等。黄河三门险滩，梗阻了江南漕船由洛阳入陕，由于这一段河身处在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暗礁漩涡极多，航运十分困难，隋时曾进行了开凿，但没有成功。唐在隋的基础上，对三门底柱继续开凿。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发卒6000人凿三门山，未能成功。武后时，派人开凿三门栈道挽船，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挽夫经常坠落摔死，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这样记述：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 鉴于此种情况，裴耀卿建议用分段转运法搞水陆联运，在三门以东设集津仓，三门以西设盐仓，并于三门以北开山路40公里， 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 ，当时称为北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进一步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以北另辟新河，称开元新河，又名天宝河，东西长5里，宽4。5丈，深3至4尺，但效果不好，只能在水大时勉强过河。
底柱始终不易通槽，大约至北宋中叶即停黄河漕运。二是接水济运。大运河虽然利用了江、淮、河、海等天然水系，但由于受地形和气候等影响，事实上很难均衡供水，缺水经常威胁正常的航运。为了确保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唐代开展了许多接水济运工程。如山阳渎一些河段，因河床较高，靠江淮供水很困难，唐时利用附近大小湖群和陂塘接水济运。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 杜亚也在兴元初年(公元784年) 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新唐书杜亚传》)公元826年，盐铁史王播还在扬州城南开渠，引七里港丰富水源济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卢晖曾在水济渠的瀛州河间县西南开长丰渠，引滹沱水入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江南运河段，唐时曾引杭州西湖水入运河，刘晏管理运河时，曾有放湖水一寸，运河长一尺的说法。五代时还曾重修练湖，引湖水济运等等。在接水济运和保证运河顺利通航的过程中，唐代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技术工程。如筑堰壅水，也就是当自然河湖水位太低，无法直接引进运河时，就在河中筑坝作堰，抬高水位，把河湖的水引进运河。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 奏请于咸阳壅渭水，作兴城堰，截霸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 ，同渭水会合，解决漕渠的水源，使江南的漕船可以直抵长安广运潭(《旧唐书韦坚传》)。为了防止运河水过多，出现水患，还要解决泄水的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 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另外，隋唐时期在大运河中还大量使用了埭和斗门等水工建筑物，用于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改善航运条件。埭，即拦河堰坝，起抬高水位的作用，船行至此，往往要卸货转运。唐时在与长江交叉的运河口均有这种设施，如京口埭、欧阳埭、伊娄埭等。堰埭虽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这就是过坝能力小，又不太安全，对于规模较大、运输比较繁忙的运河段，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能灵活节制用水，满足通航需要的斗门。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斗门首先在扬州附近的运河上使用，元和年间，斗门使用已经普遍。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年，刺使鱼孟威在灵渠上建了18座斗门节水通航。他 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新唐书地理志》)。这种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辑。这种简便易行的节水通航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后来的船闸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斗门不仅有节水通航作用，还有关闭以防潮水和洪水涌入河道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还沿大运河修了许多支流渠道，借以扩大交通运输网，同时兼有灌溉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关中水运网新凿的供水渠道和运河就达12项之多，如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把广通渠由长安向西延伸到宝鸡的东南边，取名升原渠，引渭水东流，经眉县、武功、兴平，与成国渠相通，在咸阳东入渭水，又可通千水，运陇州一带木材入长安。另外还在开封附近建一条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今河南开封县北)，以通曹、兖等州。长庆初年，又在兖州开盲山故渠，使泰山附近的渠系也纳入汴渠的交通网之中。为了扩大永济渠的交通网，唐代还在运河沿岸的清河郡、沧州以及任邱等地开凿张甲河、无棣河等运渠，使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和内地。在长江流域，除已形成的运河运输网外，唐代还积极开发沿江运输网，疏浚嘉陵江上游略阳以下200里航道，沟通与关中的水道联系。当时，在长江中游，北行有江汉航道，经丹江与关中相通，经唐白河，可陆路接转黄河;南行入洞庭湖，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而下，直达广州;入鄱阳湖则可经赣江，陆路通北江而至广州。在长江下游，北行可经邗沟 淮河，与汴水、泗水相通;入巢湖，陆路转肥水，可接淮河与颖水相通;南行入江南河，经富春江，陆路转信江而接赣江，转北江直至广州。正如唐代崔融所描述：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 (《旧唐书崔融传》)。
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给唐代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杜佑《通典》)，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都络绎不绝地运到长安或是北方的涿郡。随着航运的发达，沿河两岸的商都城市也日益增多和繁荣，大大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
(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全面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封建经济之本在于农业，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隋代在它建立的第二年，尚书元晖就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畴原地数千顷(《隋书元晖传》)。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京兆郡的武功县，有永丰渠和普济渠;在经阳县，有茂农渠;在沁水，有利民渠;在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县)， 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 (《隋书扬尚希传》)等。唐王朝建立以后，更加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全国水利工程已有236处，加上其它志传所载的水利工程就会更多，唐代的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规模超过了以前各代。
唐代前期(公元618- 755年)，农田水利建设以北方为主。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水利工程开展得十分普遍。
如关内道，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京兆府的郑白渠和六门堰，郑白渠原为战国时代修建的郑国渠和西汉时修建的白渠，因年久失修，泥沙沉积，几乎失去了作用。公元619年，唐建立的第二年，即派人清除泥沙，恢复其灌溉作用，其灌溉面积多达4万公顷。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因 大贾竟造碾硙(wèi音位，石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 (杜佑《通典》)，唐高宗派官检查渠上碾硙，尽数毁撤，但 未几，所毁皆复 ，此后，唐代不断地检查达官贵人在渠上架设的碾硙，减少渠水的浪费，使百姓大获其利。唐德宗时期(公元780- 804年)，还组织人力在郑白渠以南另开辟了太白渠、南白渠和中白渠，通称 三白渠.沿渠设立了28个斗门，用来控制水流和适时灌溉。三渠之间又有支渠相连，总灌溉面积达万顷以上。六门堰在武功县西，有闸门六座，控制渭北的韦川、莫谷、香谷、武安等河下入成国渠的水量。这个工程前身是汉代的成国渠，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加以重修，可以灌溉 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 (宋敏求《长安志》)。在华州和同州，著名的水利专家姜师度曾先后修筑三条渠道和一个水库。
姜师度(公元650- 723年)，河北魏县人，开元年间曾担任华州刺史和同州刺史。在他任职期间，不仅勤于为政，而且有巧思， 颇知沟洫之利 ，在他任华州刺史时，曾在华县西24里的地方开敷水渠，又在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于华县开利俗渠、罗文渠，分别引乔谷水和敷谷水灌田。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在他任同州刺史时， 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luò，今作 洛 )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由于他 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 ，当时人称他是 一心穿地 的水利专家(《旧唐书?姜师度传》)。在灵州回乐县(今灵武县西南) 有二渠，一为特进渠，灌田六百余顷，一为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灌田一千余顷 (《新唐书地理志》)。在丰州九原县(今内蒙五原县)内， 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浚之以灌田 ，又 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796- 803年)刺史李景略开渠，灌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夏州朔方县(今陕西横山县西)，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 (《新唐书地理志》)。在河东道，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太原府的太原、文水，河中府的虞乡、龙门，绛州的曲沃、闻喜，晋州的临汾，泽州的高平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如贞观中， 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 ，修建了晋渠。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文水县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 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唐德宗时期，绛州刺史韦武还开凿汾河引水工程， 灌田万三千顷.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河南道，农田水利自古比较发达，唐时除对原已形成的古老灌渠大加整修外，还新修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的水利工程有24项，其中大部分为唐前期的工程。如灌溉陂渠大者有陕州陕县(今三门峡西)的利人渠，颖州汝阳(今阜阳市)的椒陂塘，及下蔡(今凤台县)的古陂工程等，灌田都在数百顷以上。唐开元中(公元713～741年)，蔡州大修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的玉梁渠，为渠塘结合式工程，可灌田3000顷。这些水利工程对中原地区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北方经济，唐也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如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 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 (《新唐书崔弘礼传》)。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河阳节度使温造 修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涉五县田五千余顷 (《旧唐书文宗本纪》)。大中年间(公元847～860年)，怀州修武县令杜某在县西北12里开新河， 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 (《新唐书地理志》)。
唐代后期(公元756- 907年)，因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南方经济相对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以南方为主，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成就超过了唐代前期。据新旧唐书记载，南方以塘堰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约130项。其中江南道居首，依次为剑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和岭南道。如以安史之乱为分期，前期工程数不到40%，后期则超过70%。最能反映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成就的是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工程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25公里以外的鄞江桥镇西南，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它是当时鄮县(今鄞县)县令王元暐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它山堰工程建在奉化江的上源鄞江上，鄞江发源于四明山，流域面积382平方公里，为鄞江平原和宁波市区的主要水源，奉化江下游是入海河道，坡降平缓，稍遇天旱，河水减少，海水咸潮就上溯，使得 民不堪饮，禾不堪灌 ，严重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元暐深入实际，认真勘察，终于发现了 两山夹流，铃锁两岸 的它山。这里两山相距约150米，山岩裸露，夹束江流，是建坝的优越地址。该工程由三部分组成，即：大坝、溢流堰、水渠。大坝是主体工程，起着拒咸蓄淡的主要作用，上游淡水被拒后引入南塘河灌渠，从事灌溉和利用，下游涌上的咸水不能入内。为了防止洪水期南塘河水量过大，给灌区带来水灾，又在南塘河下游修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溢流堰，这样涝时可将多余水泄掉，旱时利用湖汐将顶托上来的淡水入河。
作为配套工程，又开渠引南塘河水灌溉鄞西平原和引入宁波城，供居民饮用。
整个工程，设计非常合理，效益十分突出，技术也很先进。尤其是坝体结构，全部用块石砌筑，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据魏岘记载： 堰脊横阔四十丈，覆以石板，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级，各三十六。岁久沙淤，其东仅见八九，西侧隐于沙。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móu音谋，相等)鬼神，其与他堰杂用土石竹木砖，稍久坏者不同。 据对现存遗址实测。坝长134.4米，坝顶第一级宽3.2米，高0.65米，第二级宽4.8米，高1.3米，上下游面各有36级石砌台阶，全部用长2- 3米，宽0.5- 1.4米，厚0.2- 0.35米的条石砌成，与魏岘记载大体相同。据水准测量，坝顶标高为吴松基面5.23米，如果加上坝基河底标高6米，大坝总高11- 12米，至于坝身中空的原因，虽有不同解释，比较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一座空腹式重力坝，如果认为中间为其它填充物，因年代久远被水冲走，那么历代维修均不见有填充的记载。很可能是利用坝身中空减少对条石的耗费，同时又利用洪水中挟带大量泥沙自动填塞坝心，达到增加坝体稳定性的目的。
总之，它山堰工程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支奇葩，它反映了我国在唐代就已具备高超的水利设计和施工技术。它山堰建成后，历代都对其不断增修，一直发挥着拒咸蓄淡，从事灌溉的效益，直到1975年在鄞江上游建立新坝，它的作用才被替代。
塘浦圩田系统形成于何时，史载不详，一般认为始创于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有所发展，至南宋时大盛。塘浦是指湖区的河网，沟渠南北向者称为纵浦，东西向者为横塘。圩田则是利用湖泊淤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塘浦圩田工程内容，就是开挖塘浦，疏通积水，以挖出的土构筑堤岸，兼有防御外水和从事灌溉的作用。不过至唐时，这种塘浦圩田发展规模较大，往往有几万亩之多，其中灌渠密布，形成一种灌区，当时以太湖地区的塘浦工程最为著名。据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二十一)载： 嘉禾(今嘉兴)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嘉禾一穰(ráng ，五谷丰盛)，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 可见，当时太湖塘埔圩田工程具有相当规模，对治理太湖流域低洼农田，引水灌溉和对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塘浦圩田工程是我国湖区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正如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说： 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月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美利.五代时，承袭了唐代遗产，对塘浦圩田系统大加保护，并且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堤河，使塘浦圩田发展得更加完备。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贞明元年(公元915年)， 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宝正二年(公元927年)，浚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 这些港埔的疏浚，保持了湖水入海的通畅，为发展塘浦圩田提供了条件，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另外，江浙海塘工程在唐代也有很大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先后三次比较系统地兴筑江浙海塘，第一次是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在杭州盐官县重筑 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 ;第二次是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李俊之增修防海塘， 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 ;第三次是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和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皇甫温和李左次等先后两次增修会稽县 防海塘 ，长度都在百里以上，有效地阻止了涌潮对濒江沿海一带的威胁。
(四)城市供水、水准测量及其它
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都建在临近水源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供水的矛盾便日益突出起来。唐代长安城规模十分宏大，东西南北各长达8000余米，面积达84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一座都城。在1000多年前要解决这样的大城市供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城市供水工程有8处，另有漕运兼供水4处，共12处。长安城的明渠供水主要有三条：隋开皇六年(公元583年)在城东引浐水北流入内苑的龙首渠，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引南山水入城，又从城西南引交水入城的永安渠，还有从皇子坡引浐水西北流入城的清明渠。
另外，还有供漕运的人工运道，除广运潭外，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在城西引渭水入金光门，运木至西市，修潭停贮。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又引浐水接此渠，并从西市向东开，转北，沿皇城，宫城东墙，北入内苑，叫运木渠。除此而外，在城东南隅有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为唐代游览胜地，相传为隋宇文恺所开，自南山开黄渠，引义峪水入池，然后和城内水渠相通，灌注了不少公私园池。以上这些纵横交错的供水渠网，保证了长安城内人畜用水和运输的需要。当时长安城内排水系统也很发达，据记载，街道两侧都有与街平行的排水沟，水沟两侧绿树成荫，每坊都有砖砌的暗沟与之相通，污水经过暗沟流入明沟，然后排出城外。这样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除长安城外，在其它的一些城市也有，如东都洛阳，自城西西苑引谷洛水，苑周100公里，内有海周5公里左右，又有三陂，洛水横贯洛阳城，在城东南，建有滚水堰，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开洛漕新潭，停泊船只等。在太原城，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城，以甘民食等等。充分说明唐时的城市供水系统十分先进。
在兴建水利工程的同时，水利工程的测量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和杜佑的《通典》详细记载了当时测量地势所用的水平(即 水准仪 )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据李筌《太白阴经》记载，当时的水准仪，由 水平 、 照板 、 度竿 三部分组成，其构造是： 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间为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 照板 是一方形板，长四尺(约合1.33米)，其中下面二尺为黑色，上面二尺为白色，宽三尺，手柄长一尺。 度竿 即测竿，长二丈(约6.7米)，其刻度精确至 分 ，共2000分。从这种水准仪的结构及其使用方法来看，至少有以下明显进步：一是利用仪器的水平视线和标尺测竿的配合，去测两地间高差，是测量史上的重大突破，至今我们还在运用这一工作原理。二是照板设计成黑白二色，大而醒目，目力所至都可以测量。并且以黑白交线作为观测线，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这在测量技术上也是一个建树。三是水平的浮木设计为3个，是为校准不平而设立的，当池中注水后，根据3个浮木是否齐平，从而确定仪器是否水平，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果设置两个浮木，则一个不准，就会影响测量的结果，也不易校平。而设置4个则会显得繁琐和没有必要。四是立齿设计也独具匠心，便于目力集中，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水准仪设计的科学性和构思的巧妙性，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在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中，这种测量仪器及其测量方法，对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隋唐时期也十分重视水文的观测和记录。在大量的地方府县志、笔记以及史书中详细记载有水文情况。最为有名的是四川涪陵县长江中的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一共镌刻了163则古代石刻题记，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以来72个枯水年份。根据题刻分析，长江上游每三、五年内有一次枯水期，十至数十年有一次较大枯水期，对研究长江水情变化提供了历史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隋唐时期也重视加强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除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和都水监外，水利管理人员及其职权范围还进一步具体到渠堰斗门。如《唐六典》记载： 凡京畿(jī音基，古指靠近国都的地方)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灌田时，乃令节其用水之多少，均其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唐代的水部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原书已佚，现存为敦煌千佛洞中所发现的残卷，共29段，分为35条，约2600余字。从其中内容来看包括了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还有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等的管理和维修，以及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和分配等，规定得相当细致。如规定 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垣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 如遇雨水过多， 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对各级水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考核制度。例如要求 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改 等等。这些严格具体的水利法规制度，保证了当时水利建设的发展，是唐代水利事业进步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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