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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兴亡评述

2016-06-27 14:44:35来源:人学研究网 责编:紫天爵 已浏览人数: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其欲,则拥护高齐的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钵略构衅,突厥由是分为东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赐号为启民可汗。都蓝死,启民困隋援,尽有其众,臣服于隋。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该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鄯善国在今罗布泊之南。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谪罪人以实之。又于611、613、614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炀帝见中原已乱,

无心北归,滞留江都,618年,为其下所弑。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617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李密为其所败,降唐。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擒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隋亡后约10年,而天下复定。(吕思勉《中国通史》第三十八章隋朝和唐朝的盛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到隋朝完成了这个运动,全社会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落后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民众不再支持腐朽的陈政权。隋文帝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结束前一个历史阶段,开始一个新历史阶段的重要朝代。它们创立的制度,都对以后的朝代主要是对本历史阶段内的各朝代有严重影响。

隋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因为节俭,剥削比较减轻,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进。隋炀帝置兴洛、回洛两大仓,正说明隋文帝时财富的积累何等雄厚。

隋炀帝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民欢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自然是毫不明确地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势,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陆法言《切韵》,《隋书·经籍志》,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开始了极盛阶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

隋炀帝先回到洛阳,然后在614年阴历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的西中门外磔裂投降高丽的将领。然后他企图像平时那样处理帝国事务。在新的一年,即615年,炀帝赐宴官员;据《隋书》记载,他接见了突厥、新罗、靺鞨、契丹和亚洲腹地诸国的贡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东方诸土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赐礼物。阴历二月,他在诏书中回顾了远征的劳累和破坏,但敦促人民各安其业。他说,他们经历了所有苦难,“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但实际上帝国一片混乱。官兵在十几条战线作战,力图遏制和消灭叛乱者。炀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阳宫度夏。夏末北巡时,他几乎被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所俘,后来逃入雁门城。记载所述不一,有的说守城者表现恐慌和不满,有的说有人轻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敌人赶走。但附近的各刺史显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虽然被解围,但炀帝却惊慌失措,他的信心严重动摇;以后他越来越消沉了。

我们不清楚他当时了解帝国处境的程度,但帝国日益被无数地方叛乱者控制。他的特殊的统治作风必然使其核心集团设法对他隐瞒全部严酷的事实。根据一种记载,他的顾问一味对他含糊其词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谎。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议政廷上被鞭笞至死。616年夏,经宇文述的力劝,炀帝乘新建的运河船队至江都。他留下官员负责北方,即帝国的中心,但他本人则永不复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617年,他的两个孙子被北方的对立叛乱者拥立为他的继承人,其中之一给他一个响亮的空头衔——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尽管有着这次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期,但在经历了最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之后隋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二章隋朝(581—6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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