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本草学著作
大多包含有关于药用动植物的翔实记载，具有很高的生物学价值。隋唐以前，南朝梁陶弘景所撰《本草经集注》，共收录药物七百三十种，是当时流传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但由于陶弘景生活在南北对峙的时代，局处江南，“闻见阙于殊方”，再加上个人著述，“铨释拘于独学”，其见闻与看法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之处也为数不少。隋唐两代，国家统一，中外、南北、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新发现的和海外传入的药物大为增加，用药经验也有了更多的积累，从而为编修一部较完善的本草著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右监门府长史苏恭(原名苏敬)上表建议修订本草，唐政府随即指派英国公李勣、太尉长孙无忌以及许敬宗、孔志约、许孝崇、李淳风等二十二人与苏恭一起进行编修新本草的工作。同时，唐政府还明令征集全国各地所产药物，要求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显庆四年(659)，苏恭等人将《新修本草》编撰完成，并由政府颁行全国。这部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药典。
《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共54卷，分为本草、药图和图经三部分，收录药物八百四十四种，其中比《本草经集注》新增药物一百十四种，考辨和订正载录有误的药物四百多种。在这八百多种药物中，“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包含有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等生物药近六百种。在新增补的一百多种药物中，则有生物药九十多种，如薄荷、蒲公英、独行根(马兜铃根)、蓖麻子，外来药安息香、阿魏、龙脑香、胡椒、底野迦(鸦片制品)等。由此可见，《新修本草》中生物药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药物的性味、产地、形态、采集时间、炮制方法、功效和主治等，有丰富的生物学内容。《新修本草》如同后人所说“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编有药图25卷，图经7卷，其中绘有相当精确的各地动植物标本图样，以之作为按形态特征鉴别药物的依据。这实际上就是现代所说的动植物园谱，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动植物形态图的出现，可说是中国古代生物形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修本草》约在北宋末年佚失，敦煌曾出土残卷二片，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另外日本仁和寺藏有日本天平年间的抄本。光绪十五年(1889)，傅云龙在日本将当时仅存的十多卷书抄录下来，后刻入《纂喜庐丛书》，此即现今可见的《唐本草》，遗憾的是图录已无存。
《新修本草》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本草著作，如孟诜《食疗本草》，王方庆《新本草》，陈藏器《本草拾遗》、《海药本草》等。其中唐玄宗时(八世纪)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对《新修本草》遗漏的药物进行增补，补录药物达数百种，有许多是南方民众习用的草药，为中国古代药用植物学知识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孟诜是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弟子，所著《食疗本草》，据今人辑本，其中已有一百六十多种关于植物类食物的记述，基本上包括了当时人们日常食用的粮油果蔬等栽培植物。例如当时刚刚作为普通蔬菜的牛蒡子、苋菜等，新引进的蔬菜白苣、菠菜、小茴香等，这些蔬菜新品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在培育和引种驯化栽培植物方面的进展。《海药本草》是一部记述国外引进药物的著作，其中如瓶香、宜男草、藤黄、师子草、海蚕、郎君子等药物，均为以前典籍所未载，使人们增长了许多新的药用动植物知识。该书记述的青木香、阿魏、肉豆蔻、瓶香、龙脑、安息香、诃梨勒、胡椒等，都含有挥发油，显示了唐代在认识与开发芳香植物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地区性和园林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对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开发，出现了对某一地区动植物的专门记述，这对于了解该地区动植物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其中较著名的有房千里《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段公路《北户录》和刘恂《岭表录异》。房千里的著作已失传，仅在《太平广记》、《说郛》等书中存有片段，可略知其含有很多关于南方动植物的内容。后两部书则主要是记载岭南地区的动植物。段公路为著名学者段成式之子或侄，所著《北户录》3卷，书中记载的动植物近五十种，如动物有犀、鹧鸪、蚊母、孔雀、绯猨、红蛇、红蝙蝠、蛤蚧、水母、红虾等，植物有桄榔、芜菁、甘蕉、枸橼、都念子、睡莲、水韭、无核荔枝、偏核桃、鹤子草、越王竹、指甲花等。刘恂在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后留居该地，所著《岭表录异》3卷，内容涉及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地区的风俗物产，书中记载的动植物有八十多种，如动物有蚊母鸟、鸺鹠、韩朋鸟、鹧鸪、黄蜡鱼、竹鱼、鹿子鱼、魵鱼、石首鱼、比目鱼、石矩、蛤蚧、水母、两头蛇等，植物有鹤子草、野葛、山姜、竹、沙摩竹、倒捻子、榕树、桄榔、波斯枣、偏核桃、橄榄、枸橼子、龙眼子、椰子树等。这两部书重点描述了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活习性、产地及用途，都是重要的地区性动植物著作。
隋唐时期，园林建造非常兴旺，许多皇家和私家园林都很有名，其中搜集了大量观赏植物和珍稀动物，并且出现了王方庆《庭园草木疏》、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专记园林植物的著作。如据《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在李德裕平泉庄中有金松琪树、海棠、榧、桧、红桔、厚朴、香柽木、青神凤集、月桂、青飕、杨梅、山桔、温树、珠柏、栾荆、杜鹃、山桃、侧柏、南烛、椰柏、红豆、山樱、栗、梨、龙柏、重台莲、白莲、芳荪、罗浮桂、山茶、紫丁香、百叶木芙蓉、真红桔、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牡桂、杜石、山楠、药树、天蓼、青柏、黄心栳子、朱杉、龙骨、笔树、楠木、椎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堆、山姜、碧百合等。这些植物大多是采自江浙和湖广一带的园林珍品，“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其间”。园林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人们深入观察和认识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在积累动植物引种驯化经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著名学者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也是一部涉及大量生物学内容的重要著作。其中“广动植”、“支动”、“支植”等篇记载了许多动植物的异名、产地、源流，并对其形态特征等，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该书所记植物近二百种，特别是还记有唐代传入我国的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树(油橄榄)、波斯皂荚、捺祗(水仙)、婆郍娑树、毗尸沙花、金钱花等原产外国的植物，并明确说明毗尸沙花和金钱花分别是在梁大同一年(535)和大同二年(536)传入我国的。《酉阳杂俎》中关于园林植物源流的考证，关于古代植物学术语的解释等，对研究古代生物学也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
隋唐时期在植物形态和生态方面的知识积累是相当丰富的。如刘恂《岭表录异》载：“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丸。其实金色而叶绿”;“龙眼子，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朱槿(即扶桑)，“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作者对这些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才能作出准确和精彩的描述。
植物与其生长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陆龟蒙《苔赋》提到：“高有瓦松，卑有泽葵”，明确指出了旱生植物的瓦松和湿生植物的葵，生长环境是不相同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写道：“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水韭生于水湄”，说的是睡莲是水生植物，水韭是水边生长的植物。此书还记载“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地钱多生长在阴湿而富含有机质的地方。苏敬在《唐本草》中也指出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如杜蘅“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等。上面提到的植物有水生的、低湿生的及旱生的，说明不同的植物对水有不同的要求。
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现代植物学证实，小麦发育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后才能达到生育期。如果不经过低温阶段，小麦将停留在生长阶段而不能开花结实。这里说的地热，指的是广州气温高，冬天也很温暖，因而缺少小麦生长所需的低温。刘恂所述说明当时已观察到小麦在广州不能抽穗结实是由于地热的缘故，这是关于小麦生长规律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结果。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忠州(今四川忠县)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白居易还在《大林寺桃花》一诗中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在《浔阳三题·湓浦竹》一诗中说：“浔阳(南方)十月天，天气仍温燠，有霜不杀草，有风不落木”，“吾闻汾晋(北方)间，竹少重如玉”。由于海拔高度和地区南北的差异，气温有较大变化，因而植物的开花也有迟早，上面的记述表明，人们对这一现象已有清楚的认识。
对植物生态有影响的生物因子，主要是杂草、病、虫等。这一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如晚唐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二月》记载：“种谷，是月上旬为上时。凡春种欲深，遇小雨，接湿种;遇大雨，待草生，先除草而后下子。”这里强调了种谷，二月上旬为“上时”，遇大雨后要等杂草萌生时，先将杂草锄去再播种。这样做，一方面除去了田间杂草，另一方面这时播种的种子极易萌发，并且生长迅速，等杂草经过一些时间又滋生出来的时候，谷苗已经长得相当高了，在田间占有优势，从而使作物长势良好。嫩芽期的杂草竞争不过谷苗，生长受到抑制。这种做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活习性已有一定的了解，并将其用于农业实践。对于农业害虫及其天敌，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记载。例如《酉阳杂俎》记有“开元二十三年(735)，榆关有虸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贝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指出了害虫为害及其天敌除害的良好作用。《岭南录异》所载饲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则是古代生物防治方面最著名的事例之一。此书所载广南人养枭捕鼠，稻田里放养草鱼以除草肥田等，也都是基于对生物习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害增产的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