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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隋唐制度总论

2016-06-27 15:59:39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直到宋代,南方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新兴区,比较多自耕农。
(作者:钱穆,历史学家,本文摘自其著作《国史新论·中国的传统政治》

隋、唐的府兵制,沿袭了北周成规,而唐代的租庸调制,则由北魏均田制所蜕变。汉代租额三十税一,唐代更轻,只四十税一了。汉代农民服役,每年一月,唐代减到二十天。更重要的,是唐代沿袭北周,接受了古代井田制度为民制产的精神,每一农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轻徭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人人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凭借。但唐代对工商业却转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税。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门第那一种变相的贵族,便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形态一番极大的革命过程,但仍非由下层民众掀起流血狂潮经斗争而获得,仍是由上层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达到。

唐代在大一统政府下,全国民众,受着举国一致合理而宽大的法律保护。旧的特权势力,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我们断难称它又是一个封建社会。然而历史演进是永远有波折的。唐代到中、晚期,租庸调制、府兵制都破坏了。另一种变相的封建势力又产生,此安史之乱以后所谓的藩镇。这是一种军阀割据,因唐代长期向外开疆拓土,边防将领除带兵外,又逐渐掌握地方行政财务之实权,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而引起安史之乱。政府对叛乱势力不能彻底肃清,姑息妥协,于是遂有藩镇。他们拥兵自强,又互相勾结。政府虽没有准许军权世袭的明文规定,但他们用种种方法强迫政府,期求变相的世袭。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北宋初年,在文化上经济上已经赤地一片,都需要重新建立。首先是没收军阀兵权,加强中央政府之统一。其次是竭力提倡文化与教育,要社会一般风气看读书比当兵为高贵。为近人所诟病的,中国人之尚文轻武的风气,正是北宋初年用尽全力扭成的。若在五代十国,公民想求出路,只有去当兵,否则出家做和尚,读书人则早快绝迹了。经过宋代将近一百年的培植养护,政府又变成像样的读书人的政府,那时遂又有王安石变法和新政运动。首先是要训练民兵来替代职业兵。于是有保甲制,期于农隙中来武装农村。其次注意到减轻社会富农对国家劳役之过重负担,那些全是中唐以下,直到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所积累增加的,于是有免役制。把普遍摊款来代替偏差任役。其次又想清丈田地,整顿税收,来逐步走上中国读书人一向想念的古代封建社会下的那种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于是有方田制,即丈量田亩。又想裁抑商人资本,其实那时的商业资本早已有限,只因政府穷困,政费无着,不在农民身上打算,便转到商人身上起念,于是有均输与市易制,由政府来转运物资及平衡物价。又想把农民的困乏,在地主与富人的剥削下解放,于是有青苗制,由政府来贷款,收回轻微的利息。这些仍是中国传统政治下一套传统的经济理论。他们依然是根据《周礼》来做新政的理论上之护符。

那些新政,终于因多数反对而失败。当时反对新政的也有他们的理由。宋代最大症结,还在它养着一百几十万不生产的职业兵,把整个经济拖垮了。王安石要在这上下困乏的环境下推行新政,增加税收,那是利不胜害的。

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直到宋代,南方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新兴区,比较多自耕农。而北方黄河流域,因唐代门第与军阀势力的遗毒,比较多佃农,在宋代称为客户。据当时政府户口统计,北方客户比较多,南方客户比较少,南北经济情况不同,因此王安石的新政,在南北两方利害亦不等。如青苗免役诸法,南方比较多赞成,北方比较多反对。民兵组训即保甲制,亦先在北方推行,因此北方人更多反对。由中央政府制定一种统一的法令来推行全国,北宋以后,是比较困难了。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镇割据,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灭。继之者为进士轻薄。其时之所谓士,既失门第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而社会亦失其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继起。就历史形势言,晚唐与五代十国,断不能与晚汉以至三国之一段时间相提并论。中国历史自秦以下,亦不断有衰乱世,但亦不得谓之黑暗世。若必求中国历史上之黑暗世,则惟晚唐与五代,差可当之。其时,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士之一领导中心已失其存在,而传统社会则犹未彻底崩溃。尤其在南方十国中,社会基础尚未大变,文化命脉尚未全绝,惟在极端摇动中。无以名之,则姑可名之曰"黑暗社会"。

依照上述,中国传统政治,注重在政府之职能。故设一官,必有一官之职,而有一职,即有一种称职与不称职之责。然则,管理和监察此种责任者又是谁?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特设有御史和谏官。御史本是代替皇帝和宰相来负责监察政府下面官员之称职胜任与否,而谏官则是负责来监察皇帝的。依照历史演变讲,宰相在封建时代,论其名义,只是一个管家,故称宰;或副官,故称相。但一到秦汉以后郡县时代,大一统政府产生,皇帝化家为国,于是管家的变成管理全国行政,封建家庭中的私职变成了大一统政府里的公职。宰相原先只是一个皇帝的总管家,亦可说是皇帝的代理人,但又可说是一个副皇帝。宰相在汉代也称丞相,丞字同样是一种副官之称。副皇帝代表皇帝来管理国事,同时也代表皇帝来负其不称职的责任。

上述制度逐步演变,到唐代遂有台谏分职。台官指的是御史台,专负纠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诤过失而设。论其职位,谏官还是宰相之属官,而御史台则成一独立机关,不再是宰相的直辖部属了。任用宰相,权在皇帝。任用谏官,则权在宰相。谏官之职在谏皇帝,不谏宰相,也不得弹劾朝廷百官。弹劾朝廷百官是御史台的职分。照唐代习惯,宰相见皇帝讨论政事,常随带谏官同去。遇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即可直言规正。如此则宰相与皇帝双方有一缓冲,可免直接冲突。而谏官职分,本来又是要他来谏诤的,所以他尽直言也不会得罪。即使得罪了,宰相可以把他免职降黜,一面顾全了皇帝面子,一面不致牵动到宰相之自身。至于那谏官呢?他也不怕罢免,横竖一小官,罢免值不得什么,而他可博得直言敢谏之誉,对他将来政治地位,反而有益。这些全是中国传统政治里面运用技术的苦心处。惜乎现代人只把旧传统一口骂尽,再也无心来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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