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唐末以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受到割据藩镇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如蔡州秦宗权所到之处，肆意烧杀，中原地区千里没有人烟。朱温与时溥连年交战，徐、泗、濠三州人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朱温战败河北刘仁恭时，自魏州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五百里内死尸遍地，其中定州(今河北定县)一战，就杀死了六万多人。后梁与晋之间连年战争，使今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后梁还数度决开黄河以阻挡晋兵，致使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唐代繁荣的东都洛阳迭经战乱，变成了瓦砾堆，荆棘丛生，在籍的民户还不满一百户。后唐以来，华北平原地区又不断遭受契丹侵扰，卢龙镇所属诸州均遭摧残。后晋时，契丹骑兵深入中原内地，所过之处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民被杀死十余万人。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在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地饿死或流徒他处。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其中有十八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