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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五代十国的经济状况

2018-03-23 14:37:32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

(本文选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唐末军阀混战,分裂中国为南北两半。

南方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唐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产,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侍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前、后蜀——两汉以下,蜀一向是农业、工商业发达的地区。王氏、孟氏据蜀先后凡七十余年,境内很少发生大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如果说,前、后蜀立国也还有些好处的话,这就算是好处。至于前、后蜀统治者,剥削都很残酷。王建急于聚敛,虽然仓库装不下了,还是贪得无厌。蜀中每年季春月有蚕市,百货云集,市况甚为繁盛。王建曾登楼望见有许多处作桑栽(桑树秧)交易,对左右人说,桑栽很多,如果收税,必获厚利。足见他多么留心获厚利。王衍和他的臣属,专以奢淫相比赛,浪费无限。九二五年,唐兵入成都,没收蜀仓库所存武器、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所谓千万计,就是数量极大。九二六年,孟知祥查库,还有铠甲二十万副,以此为例,蜀仓库确实是装得满满的。唐兵没有抢掠成都市,退兵时,孟知祥令成都富人及王氏旧臣献钱,以六百万缗犒唐军,剩下二百万缗归孟知祥。富人及旧臣的钱,自然都是剥削得来的,一次就能献出八百万缗,平时剥削的严重可以想见。孟知祥据蜀,待将相大臣“宽厚”,所谓“宽厚”,就是让这些人任意去搜括。孟昶继位后,宰相张业设牢狱在家里,用残酷的刑罚勒索民财。将相大臣放纵无忌惮,甚至掘坟墓求财物,搜括到了地下,地上还有什么可免搜括。民众继续生产,统治者继续掠夺,民众穷苦无告,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前后蜀都不战而亡,因为民众对它们实在厌恶到极点。

吴、南唐——杨行密、徐温都注意恢复生产,境内粗安。徐知诰执政,更加重视农桑。吴国旧制,上等田每顷收税足陌现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一贯八百文,下等田一贯五百文,如现钱不足,依市价折金银。又有丁口税,计丁口征现钱。宋齐丘建议收税不用现钱,用谷帛代现钱,并“虚抬时价,折纳绸绵绢本色”。当时市价,绢每匹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主张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文,绸为二贯四百文,绵为四十文,都是不打折扣的足钱,义废除了口税。宋齐丘要官府收租税,用高于市价三四倍的虚价来折合实物,确是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这是《容斋随笔》转载北宋许载所著《吴唐拾遗录》的原文,《通鉴》作“绸绢匹值千钱者当税三千”,是一般地说提高三倍)。朝议喧哗,以为官府损失太大。宋齐丘说,那有民富而国家贫的道理。徐知诰断然采纳宋齐丘建议,认为这是劝农上策。果然,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吴国也就富强了。徐知浩称帝后,下诏民三年内种桑够三千株,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够八十亩,赐钱二万;桑田和农田都免租税五年。这样奖励农桑,在五代时期是唯一的国家,也因为是个富强国,所以有力量抵御北方军阀的侵扰长江流域。南唐李璟、李煜时,赋税逐渐加重,和别国比还算是轻一些。

吴越——南方诸国多兴修水利,吴越尤为积极,两浙农业发达与水利是分不开的,这应是钱氏政权的成绩。但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民众不胜其苦。钱镠居室用具,极为精美,晚年更加放纵。钱氏据两浙八十余年,对北方小朝廷贡献厚礼,在国内任情浪费,地小人多,赋敛苛暴,鸡、鱼、卵、菜,无不收税。即使欠税不多,也要被捉,受鞭笞刑。《咸淳临安志》说“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这是钱氏政权的定论。

楚——南方各地多出产茶叶,湖南产茶尤多,楚立国主要依靠卖茶和通商。马殷听从高郁的建议,提倡种茶,让民自采茶叶卖给北方商容,宫收茶税。九○八年,马殷向梁太祖请求,每年贡茶二十五万斤(《旧五代史》作数万斤),换取卖茶权。梁允许楚在汴、荆、襄、唐、郢、复等州置回图务(商店),运茶到黄河南北,交换北方的衣料和战马,楚获利十倍。湖南民间不事蚕桑,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马殷令民纳税,以帛代钱,湖南丝织业开始兴盛起来。又令民间种棉,楚贡品中有吉贝布,就是用木棉织成的布。唐时岭南、福建已种棉织布,马殷时传入湖南,新创一种富源,马殷免收商税,招徕四方商人。湖南产铅、铁,铸为铅钱、铁钱,十文当铜钱一文,通行境内。商人出境,铅、铁钱不能使用,只好购买湖南物产带走。“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这就是马殷的治绩。马殷死后,继位人都是暴君,民欢穷困流亡。周行逢占据湖南,改革马氏弊政,境内粗安。

闽——王潮、王审知以保境息民为立国方针,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国,奖励通商,闽民众得到三十年休息。王审知死后,继位人多是暴君,王继鹏起三清台,用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每天烧龙脑等香数斤,以此为例,一个小国的民欢,负担是沉重的。

南汉——南汉国君自刘岩起,都是极奢侈极残忍的暴君。九三四年,刘岩造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装饰。殿下设水渠,渠中布满真珠。又琢水精琥珀为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刘造万政殿,饰一条柱子就用银三千两。又用银和云母相间隔,包装殿壁。这种富丽辉煌的建筑物,是用多少民众鲜血变成的,实在使人触目伤心,不寒而栗!刘岩恶毒无比,设有灌鼻、割舌、支解、剖剔、炮炙、烹蒸等惨刑,又有水狱,聚毒蛇在水池中,投入他所谓的罪人,让毒蛇咬死。他的继位子孙,都是和他类似的野兽,他们造成穷奢极侈的宫殿,取得人力和财物的方法就是惨刑。

南平——九六三年,宋太祖使卢怀忠去南平观察情形。卢怀忠回来说,荆南兵不过三万,年景不坏,民众却困于暴敛,消灭它很容易。果然,宋兵经过江陵,便灭掉南平。

南方诸国,除少数国君曾做了些有益于民的事情,其余都是民贼。民欢遭受剥削是极其严重的。例如宋太宗时,废除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等地的鱼税,又前后下诏废除或减轻“橘园、水硙、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的税收。单看苛税(实际不只这些)名目,可信南方诸国同北方一样,也是物物有税。又如丁口税,有些地方每人每年要纳钱数百文,到一○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才下诏“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税并特放除”。这些苛税,或起自唐末,或诸国新设,税名或税率有增无已,民众的痛苦自然也有增无已,自从北方出现周宋两朝,南方诸国再不能有什么继续存在的理由。

北方

黄河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期,大小战争接连发生,战争本身(主要是杀害民众)以及由战争引起的各种灾难(主要是搜括财物),使得社会遭受大破坏。从此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进一步地转移到南方,北方变成比较落后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不离开黄河流域,现在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大变化,是五代在历史上的重大特点。北方战争的后果,略述如下:

(1)生产力的摧残

劳动群众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时期内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劳动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增加与耗损,足以测定这个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五代时期北方户口大减,原因是统治北方的军阀,尤其是带有游牧人风气的沙陀军阀,心目中只有战争严刑和搜括,别的事一概无知。民众不是死亡,就是流散,坚守乡土的人,唐末以来长期生活在重重灾难中,那里还说得上发展生产!

战争屠杀——这里举一个例,说明战争是怎样耗损人命。九四八年,汉将郭威率兵灭河中、永兴、凤翔三叛镇。这次战争在五代时期不算是大战,更不是久战。九五○年,汉隐帝使人到战地收埋战死及饿殍(民众)遗骸,当时已有僧人收埋了二十万具,可知未收埋的还不在少数。按此例类推,每次战争,军民死亡数虽多少不等,但有战必有死亡,特别是当地居民大量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唐未秦宗权蹂躏河南,朱全忠在河南、北进行战争三十年,李存勗与梁,河上相拒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契丹经常入侵,石晋末年深入到开封,退兵时,仅仅屠相州城(九四七年),就杀死十余万人。这些大战久战,加上其他连年不息的小战暂战,再加上被迫输送军需的民扶路上死亡,死亡总数实在可骇,十六国以后,黄河流域又一次化为大屠场。

严刑乱杀——梁至汉四朝君主,全是野蛮武夫,杀人看作等闲,人命轻似草芥,残暴大致相似。唐明宗在四朝君主中算是唯一的好皇帝,“然夷狄性果”(强暴),常常杀死无罪人。某次他听巡检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用竹竿练习战斗,他立刻命石敬塘去办理。石敬塘一到就把二人杀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海奏称二人是小儿,战斗是游戏。晋出帝遣使者三十六人分路搜括民财,各给一把剑,得任意杀人。使者带着大批吏卒,手执刀杖,闯进民家,随便杀夺,民死无数。唐晋用刑已极惨重,汉法尤其刻毒。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尽平阴县(山东平阴县)十七村居民。卫州刺史叶仁鲁率兵捕盗,有十来个村民逐盗入山中,叶仁鲁后到,硬指村民为盗,全数斩断脚筋,陈列山麓示众,宛转呼号,数日才死。河东节度判官苏逢吉奉刘知远命清理狱囚,苏逢吉不问轻重曲直,一起杀死,说是奉命静狱。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专喜杀戮,认为有罪的人就杀死。某次太白星白昼出现,民众仰观,史弘肇派兵捕捉,悉数腰斩。又作断舌、决口、斮(音酌zhuó斩断)筋、折胫等刑,天天杀人。凡是被捕的人到官,狱吏请判,史弘肇不问轻重,伸出三个指头示吏,即时腰斩。以上只是举些例证,说明皇帝和大官提倡杀人,自然造成一种异常残酷的风气,凡是他们统治的地区,实际是一座广大的活地狱。

(2)人为的天灾

自然灾害本是常有的事。在政治较好的时候,社会抵抗力较强,灾害的后果就会减轻些,在乱世,灾害与暴政相结合,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例如九四三年(晋出帝天福八年),春夏有旱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晋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晋出帝因国用不足,下令括民间谷物,督责非常严急,逼民众献谷,民众饿死数十万人,流亡人数更不可计数。恒、定等州灾情尤重,晋朝廷知道无可再括,特令免括。顺国节度使(驻恒州)杜威却奏准援别州例括民谷,尽量搜括得一百万斛,送给晋朝廷三十万斛,其余归杜威私占。杜威又括得三十万斛,凑足一百万原数,次年春粜给民众,得钱二百万缗。杜威凭空得二百万缗,大批民众饿死可以想见。五代时各种天灾,屡见于记载,不再列举,这里只说由人工制造的黄河水灾。

八九六年,黄河水涨,滑州城(河南滑县)危险,朱全忠决河堤,分河道为二,夹滑州城东流,散漫千余里,从此黄河为患愈益严重。九一八年,梁将谢彦章为阻止李存勗进攻,在杨刘城决河,大水弥漫,曹、濮二州遭大水灾。九二三年,梁将段凝在酸枣(河南延津县)决河,东注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唐兵,称为护驾水。决口不断扩大,曹、濮遭害更甚。据朱熹《通鉴纲目》的记载,河决十六次,五代竞占九次。据《旧五代史·五行志》残缺不全的记载,自九一○年至九五三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多至二十四次。这些水灾虽然不是故意制造,但由于连年战争,水利不修,成灾率大增,所谓天灾实际上仍是人工造成的。黄河下游诸州水灾特别频繁,原因是朱全忠决滑州河堤,梁、晋相持,梁屡次决河阻晋兵,此后并无大修治,河灾自然要接连发生。

九四四年(晋出帝开运元年),滑州黄河决口,水浸汴、曹、单、濮、郓五州。郓州城西南有梁山,山周围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是古钜野泽。这次河决,大水环绕梁山,成为著名的梁山泊。

(3)租税的苛暴

据《旧五代史·食货志》说,梁赋税较轻,唐庆宗用孔谦为租庸使,剥削极繁重。后来历朝赋税,基本是沿袭唐庄宗旧制,但常有新添的名目。五代租税,大抵正供以外,附征农器钱(每亩一文半)曲钱(每亩五文)、正帛钱、鞋钱、地头钱、蚕盐钱及诸色折科。附征以外,又加征秆草每柬一文,绢、、布、绫、罗每匹十二文,鞋每双一文,现钱每贯七文;丝、绵、绸、线、麻皮每十两加耗半两,粮食每石加耗二斗(唐明宗时加),称为雀鼠耗。加征以外,省库(中央库)收纳上列钱物时,又别证现钱每贯二文,丝绵等每百两加耗一两,秆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汉隐帝时,王章管财政,聚敛更急暴,在旧制雀鼠耗外,又加二斗,称为省耗;旧制钱出入都用八十文为陌,王章改为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为陌。周太祖改定每田十顷税取牛皮一张,多余的牛皮听民自用或买卖,但不得卖给邻国。周以前,禁民私藏牛皮,悉数卖给官府。唐明宗时官给盐,偿皮价,晋时并盐不给,汉时民间私藏牛皮一寸处死刑。周把牛皮均摊在田亩税中,在当时算是一件良政。

统治集团内部,也互相剥削,大小职官对皇帝要纳尚书省礼钱。太师、太尉纳四十千,太傅、太保纳三十千,司徒、司空纳二十千,仆射、尚书纳十五千,员外、郎中纳十千。藩镇见皇帝,送特重的礼,称为买宴钱。礼钱以外,官员还得自出办公费。宰相出光省钱(宰相纳光省礼钱三百千,藩镇带平章事官号纳五百千。别一记载说,宰相纳礼钱三千缗),御史出光台钱,下至国子监监生出束修钱二千,及第后出光学钱一千。官员对皇帝送礼,小官对大官送礼,学生对学官送礼,最后实际出钱的当然是劳动民众。

直接管理民政的县官,五代时轻视特甚。凡大官府佐杂官中最龌龊无用及昏老不堪驱使的人,才派充县官。这些人贪求刻剥,丑态万状,当时优伶打浑,多用县官做玩笑材料。自然,县官的可笑,就是民欢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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