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上交通与漕运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
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 “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 。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 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汴河水运
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 “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张方平说： “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 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 200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 “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 “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 。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 36陂为“水匮” (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 “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公私便之” 。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 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 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 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由于航行于汴河、 运河的船舶较小， 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 24至 30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
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 49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
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 57里，阔 15丈，深1丈 5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 ，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
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运河”。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灵 渠
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 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
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 自真州乘载重 2000斛(约合 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 2500斛(约合 150吨)的大船下行。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 ，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
海上交通
宋朝统一后，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还有今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埃及、索马里等地，包括今东北亚、 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
，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五代的吴越及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改设胶南县，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宋朝廷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但是，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中外商人因风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称为“取私贩海者”的“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辽)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丽、新罗(今朝鲜半岛)，登(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界”，向北航行于今黄海、 渤海沿岸地区。
北宋朝廷曾从真州发“漕米三万石，由海路送潍(今潍坊)、密(今诸城)州”。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
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首都临安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运至临安。航海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 。五千料船应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长江航行船只，而“钻风”船则应是近海航行船只。 1975年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经考证是 2000料左右的海船 ，属于中型海船。各种海船装有指南针盘(罗盘)导航，促进了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
二、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长江、黄河等江河浮桥
五代、宋代的陆上交通，尤其是宋代的陆上交通四通八达，驿路、官路通向首都及各路府州县，遇有河流，通常都造有固定的石桥、木桥，而遇大江、大河则主要依靠渡船，宋代则常建浮桥，尤其是在黄河上建有多座永久性的浮桥，淮河、汉水等也建有永久性浮桥，这些都是前代所不多见的;长江下游建的虽是临时性军用浮桥，却是历史上第一座长江浮桥。长江浮桥宋代称“大江浮梁”、 “采石矶浮梁”。
宋朝建立后，与南唐(江南)隔长江相峙，南唐落第举子樊若水为了寻找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长江南岸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南)以钓鱼为名， 乘小船载丝绳多次往返于长江两岸，暗中测量江面宽度，向宋太祖献计在采石矶造浮桥，作为宋军渡江攻唐的桥梁。宋太祖随后下诏于朗州(今湖南常德)造黄黑龙船数十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从荆南(今湖北江陵)顺江而下。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宋军进攻南唐都城金陵，浮桥先试建于石牌口(今安徽安庆西)， “诏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 。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江阔水深”难以长期维持，灭南唐后即拆除。黄河浮桥，首先是著名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浮桥，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亲征至澶州，由南城到北城即是乘辇经浮桥过黄河的。 “澶州浮桥计使脚船四十九只” ，原是由温州(今属浙江)制造后运往澶州，但途中历时二三年，自天圣六年(1028)开始，改由本州造脚船。
黄河上主要的浮桥还有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浮桥，桥长 461步，北岸为浚州(今浚县)，也是南北交通要道。政和五年(1115)，在浚州大伾山至居山与滑州汶子山之间，建造连结三山的永久性浮桥，前者称天成桥，后者称圣功桥，合称三山浮桥，然后开挖河道，使黄河改道从三山之间通过，遂移滑州浮桥于此，但由于水势不顺，河流湍激猛暴，以致泛溢成灾。
靖康元年(1115)正月，金军南侵，守桥宋军虽放火烧桥，但损坏不大，金军由此渡河南下。其西有河阳(今孟县南)浮桥，为宋西京洛阳北上的要道。还有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浮桥;熙宁六年(1073)十月，又于延州(今陕西延安)永宁关(今延川东南)渡口造浮桥，都是连结黄河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
滹沱河上亦建有浮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的中渡浮桥，熙宁时所建，从元丰五年(1082)起改为每年“八九月易以板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 ，成为季节性桥梁，是通向宋辽边境的重要通道。淮河上主要浮桥为“临淮、寿春浮梁” ，临淮为泗州浮桥，是淮河下游的主要通道，寿春为寿州(今安徽凤台)郡名，寿州浮桥是淮河中游的主要交通要道。汉水上的襄阳府浮桥，是连接汉水南岸的襄阳与北岸的樊城主要通道，南宋襄阳府地处宋金边防要地，在宋金，宋蒙战争中，对于宋军在保卫襄阳、樊城两城的协防中起了重要作用。
驿路与官路
陆上交通分为通驿传的“驿路”与不通驿传而通往州、县城的“官路”，大部分官路即是驿路，因而多数场合的“官路”即是指驿路，驿路也称“驿道”，官路也称“官道”。驿路中的主干线称为“大驿路”或“大路”。
宋朝廷重视驿路、官路的维修，如“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沿途桥阁九万多间，每年都进行修整以保证通行，这是被称为“大驿路”的主干线。熙宁七年(1074)，在北段开修由金牛驿(今陕西宁强北)向东经褒城县(今汉中西北)，再北上经新开的“褒斜新路”武休驿(今留坝南)，通向西北的凤州，作为新的“大驿路”。旧“大驿路”北段是由凤州向西经两当(今属甘肃)，西南经河池(今徽县)，再南下至金牛驿。经多次比较利害后，自元丰元年(1078)冬起又改为重走旧的“大驿路”。
此外，如修整东、西两京(开封、洛阳，今皆属河南)间， “自武牢关至荥阳、巩县”段的驿路，等等。
驿路、官路两旁通常都栽种树木， 挖排水沟渠。福建路“八州、军， 建・ 汀・南剑州、邵武军驿路，从来未曾种植，并福州(今属福建)尚有方山北铺亦未栽种，遂致夏秋之间往来行旅冒热而行，多致疾疫”。政和三年( 1113)诏令： “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 ，以改善交通条件。
驿站
驿站原是兼有官旅(官吏专用旅店)及“邮传” (传递官私文书)两种职能，五代时开始， “邮传”由“递夫”专职递送，后另设“递铺”以承担“邮传”。
驿站通常每隔 40里左右设置一所，也有 50、 60里，甚至 70里设置一所驿站的，而 70里的驿程通常增设一所驿站。两驿站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驿程、一驿或一程。驿站建有馆舍，各府、州、县城都建有驿站，乡村的驿站通常设在镇市上，府、州、县城的驿舍，通常称为驿馆。各府、州、县及设于镇市的驿站馆舍，凡赴任、离任官员和差出的官吏军卒，以及陆上“纲运”押纲官及纲卒，凭“驿券”住宿。一般先到者入住，低官让后到的高官，尤其是有隶属关系的高官;如驿舍不足则自住客店。辽、 金、西夏等使臣也住驿馆，宋朝皇帝的出巡也常住驿馆。宋代还规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虽不请券，并听入”住 。放宽了入住驿舍的条件，但如有官员入住则迁避。
宋代由于马匹缺乏，陆上运输以牛车为主，驿站通常也不备马匹。凭“走 马头子”需乘骑“驿马”者，实际是乘骑“马递铺”的“递马”。
马驿
南宋时，设有专为运送四川、广西等地马匹到首都临安府的“纲马”而
设的“马驿”，每一所马驿只配有军卒 5人，不备马匹，而是备足押运人员
及纲马食用的粮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备过往的“纲马”使用，每一纲有马 50至 55匹、押纲官卒 30至 60人左右不等。
驿程
宋代官员赴任，北方多乘骑“递马”，南方则多乘轿，通常日行一程。
驿卒
驿站的“驿子”，五代与宋代前期，都是差乡户百姓担任。后周广顺二年(952)，还曾下诏： “诸道所差知管驿人，不得于州县别差人户贴助。”
宋天圣六年(1028)九月，晏殊奏： “诸处州县列差乡户百姓充驿子，甚有劳扰。臣前知南京(应天府)日，就差剩员兵士逐季替换，甚以便民。望下诸州军并依此例。诏开封府界依所奏施行。” 从此，军卒逐渐替代乡户担任“驿卒”。
三、宋的邮传(递铺)
“邮传”原先由驿站承担，五代时，由乡户担任“递夫”，专职担任“邮传”。以后又设专门的“邮传”机构“递铺”，其职能遂从“驿站”中分出。但也承担某些“驿站”的职能，如宋代凭“走马头子”，可乘“马递铺”的“递马”等。 “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今总谓之‘省铺’”。也有 25里设一铺，甚至更长， “铺分地里遥远去处，置‘腰铺’” 。
急脚递铺
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实际是“快速”步递，是北宋时三种递铺中最机要的递铺，如规定： “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总管司及雄州(今雄县)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文书的内容规定为“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非常盗窃，并入急脚递，日(指一昼夜) 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脚军士晨夜驰走”传递的 。但是，实际上经常低于规定的速度。急脚递铺只设于少数主要干线。
马递铺
马递铺也称马铺，设于驿传干线，备有铺马，也称递马、驿马，铺马由官府将不能作战马，而“稍堪乘骑者支(给)马铺”。如“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宋代驿站不备马，官吏因“差出勾当公事”以及赴任官员，凭枢密院牒“走马头子”，可以逐铺轮换乘骑“递马”，也称为乘驿马、乘传。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为“篆书银牌”，因银牌经常丢失又恢复用“走马头子”。
咸平三年(1000)，改为“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递马(逐铺更换)，余不得更乞置借”。所以，马递铺实际上承担“邮传”与“递马” (驿马)供乘骑的双重任务。由于宋代马少，马递铺的马匹经常配备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骑”的劣马，官员乘骑只是代步，邮传递件时也难于奔驰。所以，虽有“日行”500里、 300里的规定，极大多数远低于此数。通常将规定日行 400余里(实际上也达不到此数)的急脚递，作为最快速的邮传。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即使在同一城镇时，通常也是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由于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提供乘骑，一直受到重视，诸路常设“提举马递铺”官。南宋时，步、马、急脚三种递铺渐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通常仍同时保有原先的三种铺名，递件则按性质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分别递送。在铺兵、递马缺乏时，实际上是待递件积存一定数量后，以“步递”进行递送。
步递铺与递送物品
步递铺普遍设置，不仅要递送官方文书，也是唯一允许递送“私家书简”的递铺，但实际上“私家书简”经常进入各种递铺递送。步递铺与马递铺还承担递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递铺甚至还承担“纲运”、粮食的递送。有时急脚递铺兵背负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诏： “沿路所置急脚递铺，盖令传送文书，如闻有近上臣僚并往来中使，多令赍持(原作特，误)物色负重奔驰，咸不堪命，自非宣敕，并不得应付。”
天禧四年(1020)， “遣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这是给步递铺兵运送物品之用，因为川路铺兵还承担“纲运”物帛的递送。到北宋末年，“川路诸般(搬)纲运至州、县，缺少铺兵承受”，可以改差其他厢军或雇人运送。
元丰五年(1082)，自秦州至熙州“置车子铺二十八”，也属于步递铺，可能也是为了“以便运粮、转送文书” 。
递卒(铺兵)
“先是(五代时)天下邮传，率役平民”。北宋建隆二年(961) 五月十七日诏： “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
北宋时各地厢军的军号中有以“邮传”为名号， “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就是各地的“递铺”兵士;京西、江南、荆湖、广南诸路厢军中，号为“步驿”的军士，即是“步递”铺兵;以及“马递铺役卒”，都属于侍卫步军司。而“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则属于尚书省兵部下属驾部司的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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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六章“交通与邮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