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由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陈亮所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正是对中国古代司法史的概括。而他所说的“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 ，说明他认为宋朝成为封建法治社会，主要是从神宗时期开始的，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神宗时，编制综合性及各种专门法律、法规， “以敕代律”，以及“申明”和“断例”具有法律地位，设新科明法及中举进士考试法律等，都是宋朝“任法”的标志。
宋初制定的《建隆刑统》，到宋神宗初年，历时 100多年，北宋前期以律(《刑统》)为主、律敕并行的制度，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宋神宗虽然于熙宁四年(1071)对《刑统》进行了修订，却采取提高敕的地位，以敕代律。“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并且改变原先的律、令、格、式为敕、令、格、式， “而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宁九年决定重修编敕，到元丰二年(1079)初步修成进呈时，宋神宗否定了原先以诏令内容轻重来区分为敕、令、格、式的做法，并进一步确定区分敕、令、格、式的新标准： “设于此以待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并指出： “修(法)书者，要当知此”，要求据此修改。元丰七年《元丰编敕令格式》成书时，更具体地规定为“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 “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 “始分敕、令、格、式为四” 。实际上是对北宋前期敕、令、格、式进行较为科学的重新分类，因而原载为敕者不少移作令。这不仅是“违敕法重、违令罪轻”，而是因为，而令、格、式属于法规，区分法律、法规的不同性质，对于封建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次于敕、令、格、式，而具有普遍法律、法规作用的是“申明”，内容比较复杂，既有敕，即杂敕(此处指未收入敕、令、格、式的敕)，也有尚书省的札子等，通常即称为“指挥”，即是经过审定，将具有普遍法律、法规性质的杂敕和札子，可以引用作为判案等依据的，称为“申明”，即所谓“以颁降指挥厘为申明”， “凡申明所载者，悉与成法参用” 。未编为“申明”的，则只具有该敕或札子具体的法律、法规作用，而不能运用于其他事件。元丰七年编成《元丰编敕令格式》时，还单独编有《申明》。
宋代判案时，“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这是补充法律不足的一种手段，但案例所判轻重未必恰当，官吏因而也可上下其手，或加重刑罚，或从轻判处，甚至“用例破(法)条” ，编辑“断例”，对已往判决的案例进行选择并编集成册以供引用，成为以法判案的组成部分， 《熙宁法寺断例》就是规范引例判案的专书。官员熟悉法律、法规及正确判案，是进行“法治”的关键，熙宁四年进行科举改革， “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义”，也在废罢之列。
另设新的明法科，称为新科明法，凡不能考进士科的可考新科明法，考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但是，当科举改革后的首届科举考试在熙宁六年举行时，应举新科明法的不多，为了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随即诏令从今以后进士、诸科同出身及授官为试监、簿人，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或断案后才任官职，如累试不中及不能就试的，中举二年后才任官职。七月，又规定除进士及第前三名外，都要考试律令大义、断案后才能任官职。当熙宁九年“三年大比”之年来临之际，熙宁八年七月，练亨甫提出进士高科多担任州、府幕职官， “其于练习法令，岂所宜缓”。而且“前此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对应举新科明法者， “推恩虽厚，而应(举)者尚少”，又“独优高科(前三名)，不令就试”律令大义及断案， “则人不以试法为荣”。 神宗因而“诏进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并先试律大义、断案” 。从此，新科明法逐渐受到重视，熙宁九年新科明法中举的已有 39名，不分等;元丰二年达到 146名，分为二等，增加了 2.7倍多，当年录取总人数为 602人，新科明法占近四分之一。又规定凡考新科明法考试断案时，允许带律(《刑统》)、令、敕应考。新科明法逐渐受应举者的重视， “新科明法成，类其所试”而编成的《元丰广案》 200 卷，是新科明法的试题(应是断案试题)汇编，是书的编辑刻印成书，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 。北宋前期，直至神宗时， “法令一藏于有司，而民未尝知之，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 ，宋神宗时不仅公布法律、法规，而且有些士大夫“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传授讲习法律、法规，宋代“任法”的封建法治局面终于形成。
元祐时旧党执政，在废罢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时，作为改革措施之一的法制建设也受到打击，元祐元年(1086)四月， “立《聚集生徒教授辞文书编配法》及《告获赏格》” ，打击传授讲习法律、法规的士大夫。自宋神宗建立封建法治以后，直至南宋，虽有反复，但总的趋势，仍是“任法”。正如陈亮所说： “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 “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 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尽管封建法治存在许多弊端， “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 。
封建法治也促进了法医学的发展，法医学成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慈在淳祐七年(1247)所撰的《洗冤集录》，是世界历史上传世最早的经典法医著作，对验尸、自杀伤、他杀伤、毒品鉴别、现场勘察、犯罪侦查等论述详明。封建法治也促使法律、法规以及案例、判词的刻印传布，南宋建炎四年
(1230)官员们提出编辑“《吏部铨法条例》，乞下越州雕印出卖” ，宋高宗即要求各司加快编辑。而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则是佚名私人编集的南宋中后期诉讼判决书及朝廷公文的分类汇编，景定二年(1261)曾刻印，是书虽不具有朝廷所编《断例》可引用案例的法律地位，但仍具有“断例”的意义，可为各级地方官判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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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十章“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