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 25岁的哲宗病死，宰相章惇主张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否则当立长弟申王赵佖，但向太后(神宗皇后)以自己无子，神宗诸子皆庶子，排除患有目疾的赵佖后，主张立哲宗次弟端王赵佶，章惇指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立赵佶为帝，即著名的昏君徽宗，终于将北宋皇朝推上了灭亡的道路。
徽宗即位后，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在神宗时即是守旧派，当政后随即任命守旧派、韩琦长子韩忠彦为执政，不久又升任右相，左相章惇、执政蔡卞等相继受攻击，蔡卞首先被贬任知府;同时恢复被贬逐的守旧派官员的名位，守旧派官员接着相继上台。当年七月，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 “昭示朕志，永绥斯民” 。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邓洵武首创徽宗应绍述神宗之说，攻击左相韩忠彦并推荐蔡京为相，得到执政温益的支持，为徽宗所采纳，首先于同月末决定改明年为崇宁元年，明确宣示放弃调和政策，改为崇法熙宁变法。
蔡京是个政治投机者，王安石变法时拥护变法改革，元祐初又附和司马光积极推翻新法，绍圣初又积极附和新法，徽宗即位后不久受守旧派攻击而被夺职提举宫观闲居杭州(今属浙江)，结交赴杭收集书画的宦官童贯，蔡京以擅长书法逐渐受到可以称之为画家、书法家的宋徽宗的赏识，邓洵武、温益知道徽宗必将重用蔡京，在进呈绍述新法意见时都力荐蔡京，认为徽宗“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崇宁元年(1102)五月，左相韩忠彦首先被贬任知府，蔡京升任执政。随后右相曾布也被贬任知州，蔡京升任右相，不久又升为左相，独相达三年之久。其后虽曾二次罢相，但又复相或以太师控制朝政，位在首相(徽宗改左仆射为太宰作首相，右仆射改称少宰为次相)之上。
徽宗末年，致仕已多年的蔡京还以太师领三省事掌握朝政，他们打着绍述神宗改革的旗号，作为排斥异己打击反对者的幌子。崇宁元年九月，首先把元祐(1086—1094)及元符三年恢复旧法的文彦博、司马光等 120人，称为元祐奸党、元符奸党，刻石于端礼门(文德殿南门)。又复查元符三年三月向太后执政时下诏求直言时应诏所上之书奏，被查者达 582人，以赞成绍述新法或反对者分为正等和邪等，将蔡京的党羽列为正等，共 41人，纷纷升官重用;其余 541人，全部列入邪等，列入奸党及邪等的都分别受到贬逐或降、免官职的处分。崇宁三年(1104)六月，又将元祐、元符党人与上书邪等者，删去一部分后合并为“元祐党籍”，以司马光为首， 共 30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有与上述三项无关的改革派章惇、曾布等 10 余人。并刻石于文德殿门东壁及各州、府。
被当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形成以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蔡京、王黼先后任首相或太师、太傅，依靠宦官童贯、梁师成，以朱勔、李彦为爪牙，控制着整个徽宗时期的朝政，逢迎着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徽宗，使北宋末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腐朽的时期之一。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 “三千索(“索”意与贯同)，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如和预买，原是官府春季预先出钱预买，民户夏、秋随两税纳绢，自愿进行的钱、绢贸易。后改为硬性分配给民户，预付的钱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徽宗时先是不给盐，后又不给钱，完全成为民户新的赋税。又如，徽宗时改为全面实行钞引通商，连茶笼、盐袋也规定向官合同场购买，除交纳通常的过境税和营业税等，还要交纳“头子钱”、“秤提钱”、“市例钱”等等。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 。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 “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 ，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诏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徽宗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诏”，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号称“书杨”，以达到他们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当蔡京受到群臣攻击而被迫罢官致仕时，王黼继而擅权，虽一方面罢除了蔡京施行的一些苛政，另一方面则更加紧搜刮民财，以供徽宗任意挥霍。蔡京当政时，重用苏州人朱勔主持苏州应奉局、杭州造作局，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当时由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的一个运输船队称一纲，大量的花石竹木由船队经运河运往都城开封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竹木数量之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而部分改用海运。应奉局的官吏在抢夺民间花石竹木时，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拆房毁屋，甚至卖妻鬻子，倾家荡产，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方腊起义。徽宗初年，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又设“营缮所”，检括公田。后皆并为“西城所”，所有荒地废田都作为公田，强令百姓承佃，交纳公田钱。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宦官李彦继任，更为凶狠残暴，凡民间好田，指使他人诬告为荒田，田主虽有地契也无用，即括为公田，甚至鲁山(今属河南)全县的农田都被括为公田，原业主即作为佃户，许多投诉者受刑致死。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括为公田，原业主即作为佃户，许多投诉者受刑致死。弥漫数百里的梁山泺(泊)，是济州(今山东巨野)、郓州(今东平)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在李彦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责编：人学研究网|华夏春秋栏目·紫天爵
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乙编第五章，第二节“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宋江、方腊起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