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舫船、航船、飞篷船等”。 “纲船” “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 “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 ，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
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
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二、长江等河流的航运
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 自真州乘载重 2000斛(约合 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 2500斛(约合 150吨)的大船下行。他乘 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 ，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
马 驿
南宋时，设有专为运送四川、广西等地马匹到首都临安府的“纲马”而设的“马驿”，每一所马驿只配有军卒 5人，不备马匹，而是备足押运人员及纲马食用的粮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备过往的“纲马”使用，每一纲有马 50至 55匹、押纲官卒 30至 60人左右不等。
三、南宋的邮传(递铺)
斥候铺(战况情报铺)
建炎二年(1128)二月，南宋高宗在扬州，因战况不明，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宋高宗仓皇出城渡江南逃。次年二月，杭州知州康允之在奏章中指出： “维扬(扬州)无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由“康允之措置本路(两浙路)冲要控扼去处，摆铺斥候。每十里置一铺，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候文字。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铺(十里)并限三刻(一昼夜一百刻)承传”，也就是一昼夜递传 330多里。以后改为兵士担任铺兵，而且主要干线增为每铺 10人。这是新创设的“斥候铺”， 专门将前线的军情传送到朝廷， 也可以说是一种“战况情报铺”。这里的“摆铺斥候”，虽只是设铺斥候(侦察)之意，但以后有时也称“斥候铺”为“摆铺”，多数记载为“斥候铺”。随后在临近的江南路也设斥候铺，建炎四年， “令江、浙州军日具平安状与探报到事宜，一处入斥候铺飞申枢密院” 。
宋金议和划淮为界后，斥候铺仍保留，只存在于首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至江淮之间。绍兴十九年(1149)，兵部员外郎黄敏行“往四川诸路措置递角，敏行增铺益兵”。所增即是斥候铺， “自黄敏行建请江、浙、襄之间，旧无斥候(铺)者，一切增创”，实际只是一种新的快速步行递铺。绍兴二十九年，“将有斥候(铺)去处，应干‘省递’并行减罢，其常程文字每日类聚轮差一人传送” 。“省递”即已合并为“省铺”的步、马、急脚递铺，现在再撤并入斥候铺，以减少铺兵及经费。实际上各地只存在“斥候铺”，以及原先没有斥候铺处的“省铺”。
摆铺(军队递铺)
绍兴三十年(1160)，宋金关系因金准备侵宋而再次紧张，南宋又创立一种新的步行递铺， “建炎三年初立‘斥候(铺)’，绍兴三十年又创‘摆铺’。立九里或十里一铺，止许承传军期紧切文字”。与建炎三年设立的，有时也称为“摆铺”的斥候铺不同，这次是由军队设置的军队递铺，常称为“诸军摆铺”。这是“昨缘军兴(指金完颜亮侵宋)，斥候铺承传递角滞迟，诸军置立摆铺，专一传送军期”。具体是“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候、急(脚)、马、步递” 。
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孝宗已即位)，摆铺设置的规定是： “自兴州之‘行在’，沿路接连，每十里置铺，选不入队少健轻捷军兵五人，每十铺差巡铺‘使臣’ (指正八品至从九品武官)一员，往来机察，季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指一昼夜)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由各地驻军统帅派员检查督促，有违犯处亦由统帅向皇帝报告原因后处置。这是西起自今陕甘边境直到东海边的杭州，长达数千公里的军队递铺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邮”。
“隆兴和议” (1163)后，宋金再次和平对峙，摆铺的军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时， “近来摆、斥、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决定依旧分别传递， “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 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 常行文字并入斥候(铺);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候(铺)，常行(文字)并入省递(铺)” 。
递 角
各种递铺传送的文书，称为“递角”，通常装入“递筒”封印后发递，装有奏状的递筒封印后“以千字文号记发”，如“侠字号递筒”之类。各类递铺都登记递件的到发时刻，如有稽迟即行追究责任。递筒的“封头”破损，接收铺就应“经官更究”。但是，如四川等地至临安，路途遥远，所经承传的递铺很多，发生盗折、藏匿，以致只传递空筒而内无递件，又无法追究。
在递铺铺兵缺少的情况下，普通递角常常是积存一定数量后才派人背负或挑担送往下一递铺，甚至由铺兵家属妇女递送，因而也就无法追究是否稽迟。
金字牌
“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各种传信木牌，也称檄牌，实际是“递匣”，内装递件。其中以金字牌(御前金字牌)为最重要。 “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一昼夜)行五百余里”。这种“金字牌长尺余， 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 不得入铺’。”南宋绍兴元年(1131)，已增加“鸣铃”， “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实际上最快也只能日(一昼夜)行 400里 。金字牌在北宋时入急脚递铺，有时也入马递铺。南宋建炎时，入创设的斥候铺，绍兴末又改入新创的摆铺，以最快速度递送。
白字牌、青字牌、粉字牌、红字牌
由于传信牌，包括金字牌都是朱漆的，乾道三年(1167)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朱漆传信牌，枢密院创制了“黑漆白字(“字”原作“粉”，误)牌”，分发给各屯驻大军及与金接界的沿边州府，专由“摆铺”递传军期紧要文件，日行 350里;并制造“雌黄漆青字牌”以备用。淳熙二年(1175)，又造“雌黄漆青字牌”，作为尚书省传发紧要文件使用;淳熙八年，尚书省递牌又改为粉字牌。
绍熙四年(1193)，又因递铺已将雌黄漆青字牌与普通递角同样对待，改用黑漆牌子递匣，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填以朱红色的红字牌，日行为 300里 。各种传信牌，虽有日行 300、 350里的规定，实际上大多只日行一二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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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 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六章“交通与邮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