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1145- 1194年)、叶适(1150- 1223年)，是南宋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教育思想方面，或主张穷究皇帝王霸之学，倡言事功;或考订千载，注重经制，与朱陆心性之学，往来辩难，卓然自立为浙学门庭，成为南宋时期与朱陆之学相抗衡的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想流派，其酌古论今、开物成务、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兼承北宋教育家胡瑗、王安石等人重视治世之学的优良传统，而又不尽苛同;其后又多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和清代汉学家所取鉴。
1、陈亮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永康学派的主要代表。早年就学于同邑何子刚馆舍，少年英才，喜论古今成败之迹，慨言四方经略之志，著《酌古论》，洋洋数万言，上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诸葛孔明，下至崔浩、李靖、封常清，汉魏至隋唐有为之士凡19人，备述治世之功业，运兵之成败，酌古喻今，直抒胸臆，显示出陈亮非凡的雄才伟志。
在《酌古论序》中，他一方面强调酌古论史的目的在于，能于前史窃窥英雄之未及，论著前人所及而未能别白者，使之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兴，可以戒，大则兴治，小则临敌，这一点反映了浙东学派注重功制及历史研究的教育传统;另一方面，对传统的文武分立的观念提出批判，主张文武之道合一，认为文非铅■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他对于文武之道的论述正是永康学派一向倡导的经世致用之道。陈亮的这部《酌古论》因见识非凡，卓然超众而得郡守周葵赏识，被延为上客，并得受《大学》、《中庸》之学。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应婺州州试，被录为太学生员，自认为太学学习不过是 填成均生员之数，未能高飞远举 (《陈亮集》卷二十一《与叶丞相书》)又因上《中兴五论》反对宋金议和，不被朝廷采纳，遂归隐故里，闭门读书讲学，自称 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 (《陈亮集》卷二十《又乙巳春书之一》)并立 保社 之名，标立师学门庭。《陈亮集》卷十所列《经书发题》或被视为此时教学的纲目①，其内容包括《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礼记》、《论语》、《孟子》等。其分经教学的宗旨：讲《书》，称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因时之宜，并指斥 经生分篇析句之学 ，不足以知此;讲《诗》，称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采之于《诗》，区区章句训诂之学，不足以言《诗》;讲《周礼》，称伏羲、神农、黄帝以来，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为人道立极;讲《春秋》，则称尽事物之情，达时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讲《论语》，则称用明于内，汲汲于学;功深力到，必通体而好之，等等。讲求时用、开物成务的宗旨贯穿于教学的始终。陈亮居家十年力学著书，大体形成了永康之学注重事功的实学倾向，同朱陆心性之学的分岐也由此开端。他自称：辛卯、王辰(乾道七、八年)间，始悟空言心性，于世无补，乃穷天地造化之功，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在《与应实仲书》中，他指责当世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不过如枯木死灰而已，主张学者应当在具体事物之中和日用之间，去体认和思考学问之道、反对脱离具体事物去空谈性理，指出：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并强调，因事作则、因物而省道，乃为圣人格物致知之学的本旨。
叶适《水心文集》卷十二《龙川集序》称： 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三)[ 四] 书》，最著者也。 《陈子课稿》当即为《经学发题》。
此后，陈亮于淳熙四年(1177年)应试南宫，论皇帝王霸之略，科举之文不合程式，遭学官黜落，这使他对南宋的学校制度更为不满，并决计弃学校而归耕。淳熙五年(1178年)，在三次上书朝廷不被擢用的情况下，再次回乡讲学。居乡讲学期间，又屡遭诬狱之祸。在学术思想方面，与朱熹频繁书信往来，讨论王霸义利之辩，其中也涉及到教育问题。绍熙四年(1193年)
陈亮赴临安应试，策论得到宋光宗赏识，殿试擢为第一名，授建康军签判，未及赴任而卒。学者尊称其为龙川先生。
陈亮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并大多有感而发，因事而论，不尚空谈，且多针砭时弊，其发题及立论与朱陆之学针锋相对。
首先，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陈亮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大抵针对朱熹的观点而发。他在致朱熹的《甲辰秋书》中，针对朱熹主张教学生以醇儒自律，学取圣贤事业，穷理修身，独善其身的见解，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 学为成人 ，并在各种场合中多次强调，学问之道当期于开物成务。前述的《经书发题》，即是贯穿这一基本的教育宗旨。在《祭陈肖夫文》中，又强调向之所学， 以断国论，以谋王体. 学以成人 和 期于开物成务 的教育目的互为一体，所谓成人 ，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治世务实的一技之长，进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送王仲德序》一文中，陈亮结合两宋教育史实，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昔祖宗盛时，天下之士名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其他，这种士人各专所能的现象虽被后世目为朴陋，但实际正是教育盛极的反映。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则士学风气大坏，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论前辈，以为不足学。世之高者，则乘机标榜圣人之道为尽在我，俨然以人师自命。陈亮的矛头直指理学家：空言 尽心知性 与 学道爱人 ，使天下之士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 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他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 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 (《陈亮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这一宗旨正表明了 学以成人 和 开物成务 的思想内涵。
其次，论学习的方法。陈亮认为，求学之道当立足于两点：一是因事求道，二是因动求道。这两点都是针对朱陆的心性之学提出的。陈亮认为天地之道常行于事物之间、日用之称，离开具体事物空谈性理，静养修身，就不可能学到真实的学问。他指出： 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陈亮集》卷九《勉强行事大有功》)因此，他主张 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 ，用力尽心，勉强求实，以动而应动，以动而识变，并举孔子以《礼》教人之例， 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入 ，讥讽朱熹 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 ， 未兴于诗而使立于《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 (《陈亮集》卷二十《又癸卯秋书》)。
陈亮提倡 动 ，提倡因事求道的学习方法，为其后明清启蒙思想家倡导主动 、 习行 的学习方法开源引渠，代表了中国教育史上进取务实的优良学习传统。
第三，论异端之学。在评定知识价值的标准方面，陈亮与朱熹也有显著的不同。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因此他肯定被朱熹依据道统说斥为异端的汉唐之学，有着广泛的可取之处。在给朱熹的信《又乙巳秋书》中，他讥讽朱熹 必谓汉唐并无些子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 ，而自以为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 和 古今秘宝 ，是使二千年之英雄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绝一世之人于门外，以立功建业别是法门，无异于讲世界皆是利欲，二千年的君子都是瞎子。在《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一文中，他进一步为异端之学定立界说，并为之正名。认为：异端之学虽有背于圣人之道的地方，但其 起于上古之阔略，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忧世变之难救，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得其一说，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 (《陈亮集》卷十一)。如老庄为黄帝之道，许行为神农之言，墨氏祖于禹，申、韩祖于《道德》。均有脱颖的独见和学问的专长。对待异端之学的态度，应当是 得其颖脱而不惑于背戾 ，一旦学到其学问所长，出而见于设施，则必如兔之脱、鹘之击，成天下之骏动而莫能御之。他列举管、乐功利之学，是卓然有念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贾生经营讲画，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经世之志;魏征从容议论，有善必达，治体略尽，纵横之学，直发君臣遇合之机。倘使圣人之道未散，《六经》之学尚明，他们皆得以驰骋于孔门， 由、赐、游、夏不足进也.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亮讲学，论及圣人之道或经学意旨必达之于开物成务，穷究皇帝王霸之略，极论社稷大计，考订二千年历史兴废，发其秘密，不囿于天理人欲的迂见，别开经世务实的永康学门，以垂示后学，开通风气，大大丰富了教育的内容，并端正了确定知识价值和学习动机的观念。
陈亮论及学校教育，主张百家异流皆在可学的范围，允许学生自由探究时政，以养成施政之实才、充其豪杰之气。他在《与徐彦才大谏》的书信中说： 天子设学校于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讲究，斥百家之异说而不以为诞，言当今之利害而不以为狂，所以养成其才而充其气也。 (《陈亮集》卷十九)谈到学校立法，他主张综合胡瑗的苏湖教法、王安石的三舍法及程颐的元祐学法，各取其所长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使太学之士各因己所长而得以自奋。在对待宋代教育思想领域中的程、王之争问题上，陈亮肯定王安石功利之学的积极作用，认为王安石 以霸者功利之说，饰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职业，修民兵，制国用，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 ，有助于治道。
但其弊病是使天下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习于所谓经义者，又 剥裂牵缀，气日以卑 (《陈亮集》卷十六《书欧阳文粹后》)。他推崇程、张之学，将张载比为孟子，二程比为颜回，并著《伊洛正源书》、《伊洛礼书补亡》、《三先生论事录》、《西铭说》、《伊洛遗书》等书文，但反对读书寻章摘字，主张精考其书，自得于言意之外，达其 精义之功 ，尤其反对朱熹 只是与二程主张门户 的做法(同上，卷二十一《与陈君举》)。
在《变文法》一文中，陈亮对于宋代学校及科举考试中的经义与诗赋之争，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 古人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 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回顾宋代诗赋文体演变的过程，对于柳开、穆修倡导古学的宗旨极为赞同，指责杨億、刘子仪的西昆体瑰奇精巧而体格卑弱。他赞扬欧阳修、尹洙以古学风励学者，胡瑗、石介、孙复以经术居讲太学，李觏、梅尧臣又以 文墨论议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 太学之盛，盖极于此 (《陈亮集》卷十一《策》)。但陈亮认为庆历间太学文风的改变，是 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来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 (同上)。对于王安石以经术选士的主张，陈亮认为其意非不美。他认为：司马光元祐更化尽复旧制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又不能吸取其学校课士之大略，徒取快于一时而无益于世。因此，陈亮主张参用胡瑗苏湖教法，熙宁王安石学法、元祐程颐学法，改革宋代太学的文风及学规。
陈亮一生行事耿直，却仕途多舛，怀才不遇，甚至横遭冤狱之苦，考中进士第一，却又未官而卒。但他学识渊博、胸怀豪放，深受士儒崇敬。辛弃疾《祭陈同甫文》称赞他： 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之早遇，岂愧桓伊 (《陈亮集?附录一》)，并称陈亮为天下之伟人。南宋学者乔行简赞美陈亮： 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初成务，酌古理今，其说孟近世儒者所未讲。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谦、九渊，皆称之曰：' 是实有经济之学'，主张为陈亮加封谥号，以垂范后学(参见《陈亮集?附录二》)。
2、叶适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叶适，字正则，学者称为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家世贫寒，幼承母教。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淳熙十四年(1187年)后担任过太学正、博士、国子司业等教职;庆元党禁时，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嘉泰二年(1202年)复官，开禧二年(1207年)被劾罢，回乡从事学术研究十六年。其学术教育思想，上承永嘉诸子薛季宣、陈傅良 兴王远大之制 、 弥纶以通世变 的经制之学，兼取周行已、郑伯熊 必克省以御物欲 的明见天理之学，博采众长，自成体系，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叶适的教育主张，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叶适同陈亮一样，主张培养 秉义明道 、 文武兼资 ，并有治世之才的真士，倡导学以致用，见诸事功，并以此作为判定道德学问价值的标准。他在《赠薛子长》中说： 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水心文集》卷二十九)讥讽理学家空谈仁义、性理与天道，不务实学，将 学与政判然为二 ，不过是 科举之余习 ，徒然只有装饰美观的作用，其学业与世无补。认为空谈性命， 玩侮先王之法言 ，其弊更甚于 摘裂破碎 的口耳之学和词赋之学。在《进卷?士学》一文中，他指出： 昔日专用词赋，摘裂破碎，口耳之学，而无得于心，此不足以知经耳。使其知之，则超然有异于众而可行。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性命，以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其次，有关教育的内容。叶适也以六经为基本教材，但他主张学习六经，当广求其帝王兴事造业之功，布政出令以经理天下之术。例如：谈到《周礼》，他要求学习周公 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他认为 经所以载治，非所以为治 ，反对把经典教条化，指出 枯守其所闻，无验于事，其言不合;无考于器，其道不化.他对空谈性命的道学之徒十分反感，认为道学之徒自称 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 ，是 其本少差，其末大弊(《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主张学者当以《诗》、《书》为正，务求经世之治道。同时，广博见闻，反对废耳目之实。指出： 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诣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 在《宜兴县修学记》中进一步提出： 将深于学，必测之古，证之今，上该千世，旁括百家，异流殊方，始出一贯，则枝叶为轻而本根重矣。 (《水心文集》卷十一)其宗旨就在于强调以治道为本，融通百家诸子之学，兼取所长，为我所用。
第三，即物求知，以学致道。叶适同陈亮一样，反对脱离实际，空言性命，主张到事物之中考察事理，认为 知之至者，皆物之验也.因此，他重视耳目感官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出 自外入以成其内 的耳目之官，与 自内出而成于外 的睿思，二者 内外交相成 才能使人不断增长见识、日臻于贤哲。在此基础上，他针对理学家 以道致学 的见解，提出了 以学致道 的观点，并列举《尚书》 维学逊志……道积于厥躬 是 言学修而后道积 ，《诗》 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是 言学明而后道显 (《水心文集》卷二十七《答吴明辅书》)。叶适反复强调学与思在成就人材、探明事理方面的重要价值，认为只有将学与思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感官所提供的材料，才能做到 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 ，舍去其中的任何一端，都是 不知天之所与.他明确提出 思学兼进者为圣 ，认为：所谓学，是 圣之所出 ，也就是 孔子教人以多闻多见而得之 ，就如孔子体仁，耳目鼻口百骸四体之在其身，学者能知孔子识仁的体状，拟议深熟，然后可以 知仁之指归，造诣径直，则颠沛造次可以弗违.所谓的 思 ，实际就是前述 拟议深熟 的功夫，这是对感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哲理化。
他认为，学者修德进道的作圣之功实本于思， 思之所通，诚一身之主宰，非他德可并而云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论语?述而》)。叶适所讲的作圣之功 ，正是他反复强调过的 以学致道 、 学明而后道显 ，他指责理学者 以道致学 的主张， 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 (《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孟子?告子》)。
值得注意的是：叶适对程朱所极力推崇的《中庸》、《大学》也提出了怀疑和责难。认为 中庸之德 在《论语》中并无旁证，只可做一般义类的诠解，并非像《中庸》所称的 祖述尧舜 、 故曰配天 那样神秘，指斥道学家用中庸之道括定圣人之学，使学者 无下手处 ，导致 以义理为空言之患.谈到《大学》，叶适直斥《大学》的作者不明物理，疑误后学，指出：《大学》 坐一'物' 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国家天下之理滞窒而不闳，大为学者之害 (《习学记言序目》卷八《礼记?大学》)。而程朱之徒 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 ，标榜此书为 学者趋诣简捷之地 和发明圣功的经典，是 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 ，其言不足为信。叶适为格物正名，他主张的 格物 ，是 身与天下国家之理贯穿通彻， 是真正可施于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其功用远非《大学》之道所能比及。据此，叶适明确地标立出永嘉学派事功主义的教育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