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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教育

2018-07-24 15:57:01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

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年),程门弟子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 习用王学 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

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 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

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

绍兴六年(1136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 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 ,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

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 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 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1196年)

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 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 祖性理之说 , 别为洛学 ,是 称怪惊愚, 并且是导致 士风日弊,人才日偷 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 道学 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 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 世之大禁.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 不是伪学 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

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1211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 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 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程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 ;评价朱熹 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 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

二、宋代书院的构成及其内容

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组织形式,具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这些规章制度和办学特色,在宋代大体形成,趋于定型,并为以后历朝书院所袭用,构成完整的书院教育模式。

宋代书院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书院的 洞主 、 山长 ,既是书院最高的行政首脑,又是主要的讲席教师,多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担任。

如范仲淹曾为睢阳书院山长,主持讲席的同时,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课业和管理规程;南宋朱熹先后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教务,并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了学规。余如南宋著名的学者胡宏主持岳麓书院教席,陆九渊创办和主教象山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等等,均属此类。

书院的经费大多采用学田供养制。早在五代南唐时,李煜就曾割善田数十顷赐作白鹿洞书院学田,北宋仁宗朝也曾赐给部分书院学田。书院将学田租给附近农民耕种,岁收租廪充为养费。南宋书院经费多为自我筹措,来源为私人捐助,或经官方允准,拨归寺观绝产和闲地充为经费。如南宋浙东一带颇为富庶,巨商甚多,故每有出资赞助书院者。东阳(今浙江金华)郭氏累代出资创办书院,家拨良田数百用以赡士,子孙诸代先后创立了石洞书院、西园书院和南湖书院。浙东的杜洲六先生书院,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记载:设有先圣碑亭、礼殿、讲堂、养士六斋、慈湖祠、书库、门廊庖福(浴室),并有田租资养学者。维持这样规模较大的书院,显然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田租。

书院除讲学和藏书之外,供奉先圣、先师、先贤的祀典,也是重要的职能。宋代学者郭若虚认为:学校奉祀先圣、先师、先贤,并为其绘像表赞,目的在于 指鉴贤愚,发明治乱 ,并具有 敦劝生徒,繇兹大化 , 与六籍同功 的作用(《图画见闻志·叙自古规鉴》)。 宋代中央官学及州县学校多设为祀典,供奉先圣先师,或在德行、政绩、学业的某一方面有可鉴于教化的先贤、官吏以及神灵等等,奉祀对象不拘常格。宋代书院也同样设置祀典,除祀孔子之外,北宋书院多祀本院的初创者,如白鹿洞书院供祀李渤,石鼓书院供祀李宽,睢阳书院供奉戚同文等等。南宋书院由于多由理学家创办,故其祀典也多奉北宋周、张、二程诸子,以彰明尊崇道统的含义。

某一学派创办的书院也往往供祀本学派的宗师,如象山书院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由此可见,书院祀典的供设,既有表明对先圣先师先贤或先辈的尊敬之意,又具有标明本院教育宗旨的象征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彰明本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师门承传的系谱。

宋代书院的教学内容与官学不尽相同,但北宋书院鼎盛时期,官学并未设置,书院与家学同样都是讲授科举之学。南宋书院因理学家的倡导,大多讲求性理自得之学,注重学生道德伦理的自我训练和涵养,而不着意追求功名利禄。但南宋理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占据了科举和中央官学的主导地位,故尔性理之学也未必能与科举利禄之学截然分开。不过,书院大多由著名学者主持教学,并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渊薮之地,故其教学水平高于一般官学,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双重功能。

宋代书院实行自由讨论学术的教学方式,并强调自学为主,师生共同研习学问,办学风格较为开放,气氛活跃。学生可不拘于一家一派之学,自由择师,来去自由。故尔学生的思路也比较活跃,眼界也更加开阔,诸如浙东奉化舒璘少向张栻问学,以后又先后追随陆九渊、朱熹、吕祖谦求学,终成大器,被丞相留正誉为 当今第一教官.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汪应辰少从吕居仁读书,以后历拜胡安国、张栻、吕祖谦为师,求得 造道之言 ,终成绍兴五年(1135年)殿试状元。书院自由拜师求学的风气,显然是与理学家的倡导和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宋代书院讲学也颇为开放,讲学之师不限于本院教师,凡当世名儒、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可应邀开座讲学,且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诸如:南宋理学诸派中,朱陆各立门户,相互辩难,但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也邀请陆九渊前去讲学,朱熹竹林精舍作成,也邀请学生黄干代即讲席。这种相对自由开放式的教学制度,使得书院往往成为名师荟萃的学术中心。

学规是宋代书院综合治校的立法依据。学规不仅制定书院教学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限定学生的行为准则,而且在观念上具有塑造学生思想模式的作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为例,它首先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明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法则,要求学生敬敷此五教.其次规定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再次规定修身、处世、接物之要,大体不过是忠恕仁义、改过迁善、明道非利之类的伦理说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了书院教育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成为以后历代书院制度模拟的范本。

三、蒙学教材的大发展

宋代学者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建设,蒙学教材的种类和内容均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长。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较为发达的时期,无论是编纂的形式内容及文体诸方面,都在充分参鉴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发挥出本朝文化的优势,形成独自的特色。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得益于宋代社会重视文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各个学科均有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程朱理学的滋生与发展。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宋代蒙学教材注重博学和道德启蒙的两大特色,也为后世的蒙学教材约定了基本的方向。

就内容的分类来讲,宋代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术》,刘班的《两汉蒙术》,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术》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其二,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其三,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

其四,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其五,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 或 为训课幼学而设 ,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定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厕,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 尊国姓 ,而以 赵 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谕户晓的蒙养教材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级 化民成俗 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认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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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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