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对理学派的扶持与打击
北宋末，昏君宋徽宗与奸臣蔡京打着崇奉王安石和新学派的旗号，进行着腐朽黑暗的统治，断送了北宋，成为南宋君臣及理学家们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的口实。右相范宗尹曾正确地指出： “王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 。
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升任右相(独相)，随即追赠程颐直龙图阁职名，称其学说为“高明自得之学”。起用与理学有关的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 。次年，秦桧罢相，秦桧党羽在此前后被罢斥的达 20余人。
绍兴四年，赵鼎任相后，原先被称为秦桧党羽的张觷、江跻、刘一止、楼炤、胡安国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次年“召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实际上凡不符合理学观点的应试者，一概不录取。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发展 ，但还未成为显学。
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任右相，独相擅权，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后来被说成是打击理学推行新学的人物，即所谓秦“桧再得政，复尚王金陵，而洛学废矣” 。其实，秦桧再相的前期，礼遇年迈的尹淳;任用杨时之子杨适、杨迥，婿陈渊;与胡安国父子更是关系密切。胡“宁本因其父(胡安国)兄(胡寅)与(秦)桧厚，故召用之”，绍兴十九年(1149)， “(秦)桧知(胡)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之贫，因其往剑州(今四川省剑阁)省世母，遗以白金”。由于胡寅的回书，秦“桧以为几己，始怒之” ，秦桧与胡寅兄弟的关系，也是与理学派的关系，从此恶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顶冒杨时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于秦桧当轴时，乞送入试院，试官观望，遂窃一第” 。绍兴十八年朱熹等理学人士中举，都说明秦桧当时还是扶持理学派的。
绍兴二十年九月，采纳曹筠建请科举中淘汰采用二程学说者，开始打击理学派。绍兴二十三年，杨时之子杨迥因与胡寅的特殊关系罢官，秦桧党羽又“揭出”胡安国的门生胡“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而被罢官 ①。次年，又发生“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程瑀《论语注》而得祸”。正如其后叶谦亨所说： “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宋高宗随即说： “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宋孝宗时期的新学、理学和蜀学宋学”三大学派中，宋孝宗对理学派的攻击新学派，采取不支持的政策，形成各学派自由发展的学术环境，除新学派仍是显学外，蜀学派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兴起;理学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 形成理学的主流学派， 史称“程朱学派”，陆九渊则创建理学心学派，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等。
乾道六年(1170)前，员兴宗提出： “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宋孝宗又追赐苏轼“文忠”、苏辙“文定”，为苏轼文集作序等，对蜀学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学派、理学派，则采取相。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 “谢廓然言： ‘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
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1187)时年 58岁的朱熹所说： “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 “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 。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
宁宗初年， “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嘉定元年(120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 “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 《中庸》、 《大学》、 《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 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 。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 “纯”、 “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 “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理宗后期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陆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 ，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发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 “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 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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