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但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或多或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分。大汗是神的表现，神仍是腾格里(即天或天神)。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天，更不用说像伊朗人的阿马兹达神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子孙们，无论是在远东没有完全中国化者，或者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没有完全伊斯兰化者，都宣称他们是腾格里(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他们的统治是腾格里的统治，反他们就是反腾格里。
成吉思汗本人似乎特别崇拜耸立在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上的神。在他发迹之初，当他从劫持了他的妻子的蔑儿乞人中逃脱(多亏了他的骏马)时，他就是到这座山上避难的。他像一位朝圣者一样立即爬上山。按蒙古习惯，他首先脱帽和解下腰带搭在肩上，以示顺从，然后跪拜九次，并用乳酒(即牧民的酒，是马奶发酵制成)作奠祭仪式。同样，以后在他发动进攻北京金国的大规模“民族”战争之前，他又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重复这一朝圣，以同样恳求的态度，他解下腰带搭在脖子上，祈祷说：“呵长生天!我已武装起来，要为我的祖先们所流的血报仇，金人辱杀他们，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拉施特记下了这些话。其他史籍表明，在出征前夕他将自己闭于帐中，三天独自与神在一起，在他周围的人不断祈祷“腾格里!腾格里!”第四天，这位得到天助的汗终于走出帐，宣布苍天将保佑他获胜。
从这种以山峰和河源为崇拜物的古代万物有神的宗教中发展成仪式，穆斯林作家们和基督教传教士们对此都有记载：登上圣山的顶峰以便靠近腾格里，呼唤腾格里，解下帽子和把腰带放在肩上，以示服从，责任落在大汗本人身上;当天雷鸣时，也就是说当腾格里显示愤怒时，暗示要注意，不要弄脏泉水，因为它们是精灵出没之地，或者说，禁止在小溪中洗澡和洗衣服(最初，这一法令引起了穆斯林社会的严重误解，他们是坚持沐浴的)。蒙古人在对天和巫术的迷信恐惧中还感到，在信奉萨满外，还兼容神的其他代表是明智的，换言之，是容忍可能拥有超自然威力的任何教派的首领们，如他们在克烈部和汪古部中发现了聂思托里安教师，在回鹘和契丹人中发现了佛教僧侣，以及来自中国的道士，西藏的喇嘛，方济各会会士或穆斯林的毛拉。他们对各教派的首领表现出来的优待为他们的腾格里信仰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保证。于是，普遍的迷信恐惧产生了普遍的容忍，直到突厥斯坦和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失去了这种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之后，他们在世界观和行为上才变得不宽容了。
建筑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蒙古国家从回鹘人那里借来了文明的工具——文字和官方语言。如上所述，在乃蛮国于1204年被推翻时，成吉思汗任用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担负着教成吉思汗儿子们用回鹘字书写蒙古语和用塔马合(即帝国印章)签署官方法令的任务。在这些新事物中可以觉察出总理公署的萌芽。从1206年起，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是塔塔儿人，自幼由成吉思汗及妻子孛儿帖收留和抚养长大。失吉忽秃忽负责用回鹘字写蒙古语音以记录审判的决议和判决，掌管表明蒙古各贵族中居民分配情况的花名册，被称为“青册”。初期的这些工作导致了实用法典的产生，其次是产生了家系手册，或用伯希和另有的说法：“蒙古的多齐埃种类”。
成吉思汗后裔的“札撒”(yasaq)，字面意思是“规章”或“公共法典”，其初本(或帝国大典)定于120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上。通过札撒，得到天助之力的大汗对其人民和军队实施了上天制定的严格的纪律(民和军的范畴很难区分)。法典确实严厉：谋杀、盗窃、密谋、通奸、以幻术惑人、受脏物者等死。违令行为不论军、民都按公共法典与犯罪同样论罪。札撒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是管理社会的实用的纪律。在法学领域内由成吉思汗“名言”或“箴言”(必里克)组成，这些箴言像札撒一样末能流传下来。
蒙古纪律产生的结果令西方旅游者吃惊。1206年的库里勒台之后大约40年左右，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迦儿宾从蒙古回来后写道：“鞑靼人(即蒙古人)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更加服从自己的统治者，甚至比我们的牧师对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更顺从。他们非常崇敬长官，不对他们撒谎。他们之间很少互相争吵和谋杀。只有小的偷盗行为。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丢了他的牲畜，拾者可能会物归原主，绝不会纳为己有。他们的妻子很守节，甚至在她们尽情欢乐时也是这样。”如果有人将这幅图画与成吉思汗征服前夕蒙古境内的混乱状况相比较，或者与今天蒙古人的道德水平相比较，将会惊叹成吉思汗札撒给蒙古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居于社会结构最高层的是成吉思汗家族：以大汗为首的黄金氏族(altan uruk)，大汗的儿子们是王子(kobegun)。黄金家族在他们统治的被征服地区行使财产权，其方式与世界征服者的祖先们在他们小得多的草原故乡上实行的统治非常相似。划分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牧地是未来成吉思汗诸蒙古汗国的萌芽。蒙古社会——或者说突厥-蒙古社会，因为成吉思汗从阿尔泰地区吸收了大批突厥部落——保留着贵族政治的特征。正是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所研究的古代“草原贵族”，即勇士贵族(巴阿秃儿)和部落首领贵族(那颜)，继续统率和操纵着社会各阶层：战士(或称亲兵)，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人(那可儿);普通百姓，或称平民;最后是奴隶(乌拉干，孛斡勒)，按理他们由非蒙古人组成。符拉基米尔佐夫在此识别了封建社会所有的各社会集团，在不同阶层上，封建社会的各社会集团以对个人效忠的世袭纽带而联系在一起。
在军队中也有同样的封建等级。个人效忠的纽带将十夫长(阿儿班)、百夫长(札温)、千夫长(敏罕)和万夫长(土绵)联系在一起。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是由地位较高的那颜组成。在他们之下，军队的骨干是由自由人中的小贵族组成，他们取古突厥称号达干(蒙古语，答儿罕darqan)，原则上，他们有权留下战争中掳掠的战利品和大规模狩猎远征中获取的猎物。顺便说，一些答儿罕是因其勇而擢升为那颜的。
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描述的那样，军队这一“贵族性的组织”有自己的精锐：大汗的护卫军。护卫军(怯薛)约由一万人组成。护卫军中的士兵原则上分值日班者(土儿合兀惕)和值夜班者。此外还有弓箭手豁儿赤，或称箭筒士。“值夜班人数是800至1000，箭筒士是400至1000。值日班人数是1000。护卫军实际力量最后达到一万人。”只有贵族和被称为答儿罕的、有特权的自由人集团的成员才能加入护卫军。护卫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地位在其他军队的千夫长之上。正是从这支护卫军中成吉思汗挑选了他的大多数将领。
原则上，蒙古军队分为三翼，按蒙古人习惯的方向、即向南展开。左翼军在东，最初由札刺儿部木华黎统率。中军由八邻部那雅指挥，还有察罕——成吉思汗像儿子一样收养长大的唐兀惕族青年——统率的上千名挑选出来的护卫军。右翼军由阿鲁刺惕部人博儿术统率。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军队的实际力量已经达到129000人。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左翼军有62000人，右翼军有38000人，其余则被分配给中军与后备军。
蒙古军朝南的队列与它的出击目标是一致的，它朝南方各国呈扇形展开。出击的目标是左边的中国;中部是突厥斯坦和东伊朗;右边是俄罗斯草原。
这部史诗中的英雄、这位蒙古武士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赵孟俯画派的中国画家们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他的肖像，看了成吉思汗的传记史家弗南德·格纳德在游历了蒙古之后所作的描述，就像是看到了上述古代的一位大师展开的画卷：“在帐篷里，这位战士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穿着长统毡袜和皮靴子，一件皮外衣长至膝盖以下。在战场上，他戴着皮制头盔，一直遮到后颈，穿着黑色皮条编织成的、坚固而柔软的胸甲。他的进攻武器是两张弓弩和两个装满箭支的箭囊，一把弯形马刀，一把短柄手斧，一把悬挂在马鞍上的铁钉头锤和一支能把敌人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长矛，还有一条条有活结的马鬃绳。”
蒙古人与他们的战马形影不离。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有些类似;他们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上和气候中成长，经受了同样的锻炼。蒙古人身材矮小敦实，骨骼大，体格结实，具有不寻常的忍耐力。蒙古马也是个小而壮实，体态不优美，“有强健的脖子和粗壮的腿，厚厚的毛，但是，蒙古马以其烈性、精力、忍耐力和平稳的步伐而令人惊叹。”无疑，正是北方游牧民的这种战马在历史黎明时期已经使驯马的印欧人获得了优势，在古典古代末期，它驼着匈奴人征服了中国和罗马帝国。而今在中世纪，新的活力将把草原上的所有骑手推向北京、桃里寺[大不里士]和基辅的金色宫殿。
有关蒙古战术人们写得很多。有些人把它与腓特烈二世或拿破仑的战术相比较。在一些高级军事会议中拟定的战术，卡洪视之为天才的奇想。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术是匈奴、突厥人的古老战术：即长用不衰的游牧战术的完美形式，是从对耕地边缘的不断攻击中和从草原上举行的大规模狩猎中发展形成的。成吉思汗的传说转述了他的名言：“白天以老狼般的警觉注视，夜间以乌鸦般的眼睛注视。战时像猪鹰般扑向敌人。”鹿群耐心地潜近猎物教会了牧民们暗地里派出许多神不知、鬼不觉的探子去观察猎物或敌人。在狩猎中一排拍打器的使用教会了他们的拦截运动，这种运动使牧民能够从两翼包抄敌军，就像他们在大草原上拦截逃跑的野兽一样。
靠这支高度灵活的骑兵，牧民们给人们造成了从天而至和草木皆兵的效果，使对手还未交锋已仓皇失措了。如果对于固守阵地，蒙古军并不深入进攻，他们用所有草原掳掠者所采用的方式，散开，躲起来，当中国的长矛兵、花刺子模人，马木路克，或者是匈牙利骑兵放松警惕时，他们随时又卷土重来。在他们佯装后退时，倒霉的是错误地尾随蒙古牧民的敌人，他们将他引入迷途，使他远离了自己的阵地，来到危险地带，并且进入了埋伏圈内，在那里他将被包围，并像一头公牛一样被砍死。列于军阵前列或两翼的蒙古轻骑兵担负着用齐发的箭射敌的任务，这些飞箭在敌阵营中辟开一些可怕的空隙。像古代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马上弓箭手——从孩提时期就成为了一位骑射手——他们百发百中的箭可以射中200码、甚至400码以外的人。再加上难以捉摸的灵活性，其战术优势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蒙古骑兵对自己的优势十分自信，他们的先头部队不时地由那些放完一排排箭后撤下来的梯队替换。直到敌人已经被引出阵地，或者是被这种远距离射击挫伤时，居中的重骑兵才出击，用长刀将敌人砍倒。在整个战斗中，蒙古人还充分利用他们的体格、丑相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恶臭给人产生的恐惧。他们意外地出现、在地平线周围散开。在可怕的寂静中慢步缓行着前进，没有指挥的号令声，看旗手的手势。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冲锋，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
这些便是猎人们设法使猎物发狂、困惑，以便捉住它时所采用的由来以久的传统计策。蒙古人和他们的马猎获中国人、波斯人、罗斯人和匈牙利人，正像他们猎获羚羊或老虎一样。蒙古的弓箭手击倒疲备不堪的骑士，就像他击落展翅高飞的鹰。蒙古人最杰出的战争是对河中和匈牙利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具有大规模的围猎形式，在以系统的屠杀使这种追逐结束以前，设计了使“猎物”疲乏、恐惧、耗尽精力和包围它的方法。
敏锐的观察家普兰·迦儿宾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所有这些战术：“一旦他们发现敌人，就立即攻击，每人向敌人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不能打败敌人，就向后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阵线。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一种奸计，诱使敌人追赶他们，直至他们准备了埋伏的地方。如果他们看到，与他们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离敌人一天或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抢劫沿途之地……，或在精心挑选的地方扎营，当敌人列队而过时，他们突然发起进攻……他们的战术很多。他们派一支由俘虏和随同他们作战的其他各族人组成的辅助军从正面迎击敌人，而其主体占领左、右方位，便于包围敌人，这样，他们有效地使敌人误认为他们人数很多。如遇敌人顽强抵抗，他们就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当他们逃散时，就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速不台将在1241年的绍约河战役中使用此战术)。但是，他们尽量避免肉搏战，他们的目标只是用箭射伤或射死敌方的人和马。”卢市鲁克描述了蒙古人在大规模的狩猎远征中采用的同样战术：“当他们要猎取时，就在野兽出没的地方聚集大批人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像一张网似地围住它们，最后用箭把它们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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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长城文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