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自古以来在北方草原地区亦一直存在着畜牧业。
如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辽代的契丹，金代的女真就均从事畜牧业生产或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孛儿只斤部杰出人物铁木真(1162- 1227年)把蒙古各部统一起来，成立蒙古汗国，并称成吉思汗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世祖忽必烈建元称帝后，对祖宗赖以生存发展的畜牧业更给予了特殊关注，采取了多种措施，使元代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首先开辟牧场，扩大牲畜饲养。
元朝在全国设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均用来放牧马群。如《元史?兵志》中说： 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朵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 元朝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 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 当时大漠南北及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见于史料记载的有甘肃、吐蕃、云南、芦州、河西、亦奚卜薛、火里秃麻(巴儿忽境内)、和林、斡难、怯绿连、阿刺忽马乞、哈刺木连、亦乞烈思、成海，以及上都、金山以南、亦乞不薛(属云南行省)、吉利吉思等处。这些地方 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 。
另外，江南、腹里和辽东诸处也散满了牧场，早已打破了 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 的界限。这些地方有辽阳、大同、太原、庐州、安西王府(西安)、大都、真定、益都、山东、河南、怀孟、广平等地。这是在以前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做到的。
其二，完善了养马官制，从官方管理方面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元朝曾先后设立了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等官方机构，管理有关畜牧的事宜。
太仆寺专管阿塔思马匹(蒙语，意为骗马)，属宣徽院，后又隶中书省，正三品，所领全国14道国家牧场。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开设群牧所，隶太府监，掌牧马及尚方鞍勒。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为尚牧监，后又先后改为太仆院、卫尉院，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立太仆寺。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复立群牧监，秩正二品，所管范围有所扩大，孳畜等亦管。
尚乘寺主要管皇帝鞍辔舆辇，阿塔思群牧骟马驴骡，管理随路局院鞍辔等制作，收支行省每年制造鞍辔，审理四怯薛阿塔赤词讼，起取南北远方马匹等事宜。职正三品。
群牧都转运司专管喂牲畜粮草等事。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曾在上都设此机构。后撤销，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由徽政院专管群牧，包括了群牧都转运司的职责。
另外，元朝还设立了 和买马 制度，即按规定价格由官方买马。如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下令 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 。至元二十六年七月 发至元钞万锭，市马燕南、山东、河南、太原、平阳、保定、河间、平滦 。英宗、顺帝朝也有买马牛羊的大量记载。虽然这种买法是官方征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亦是一种商品交换，对促进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一定作用。
其三，制定了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保护畜牧业生产。如官方训令盖暖棚、团槽枥以牧养牲畜。《元史?张珪传》记载说：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分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
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之。 臣等议： 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盖暖棚、团槽枥，实际是为牲畜越冬提供良好条件。
禁止私杀马牛以保护牲畜的繁殖。如《元史?刑法志》载： 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止。诸郡县岁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 其它处罚条例也定得非常详细。关于饲养畜牧制定了如此详细条文，只有元朝才有。
另外，对盗马牛等者亦制定了详细处罚条例。如《元史?刑法志》载： 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 这些条例对保护牧民利益是有好处的。
其四，官方指导勘探，在干旱牧区打井、修渠、浚河，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使原来缺水之地变成了有水草的牧场。这对畜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些活动主要在大漠南北进行。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发兵千五百人赴漠北浚井，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②。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其五，遇有牧区灾荒年，元政府调拨粮食、布帛以赈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是很脆弱的，遇有大风雪和干旱，往往造成众多牲口的死亡，人民流离失所。而这种现象又以岭北行省最为突出。元代的大一统和元统治者对祖宗发祥地的特殊关注，使他们调动内地力量给予帮助，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 朔方乞禄伦(怯绿连河)之地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来号救于朝廷，公(贾秃坚不花)为之请官市驼马，内府出衣币，而身往给之，全活者数万人。 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 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 此类记载在《元史》等史书里很多。元代大漠南北多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造成历史上的严重后果，畜牧业很快可以得到恢复发展，与政府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六，元政府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每年秋末冬初，属官方管辖的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游牧，当地需负责饲马的粮草，使马、驼、牛、羊等牲畜 殆不可以数计 。此外，当时大漠南北地区已有了农业生产，有的甚至成为半农半牧区，当地的农业也为牧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正是由于元政府采取了如上一系列措施，更兼牧民的辛勤劳动，使元代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大漠草原上出现了牛马羊群动辄数百、数千的景象。如《元史》记载： 元起朔方，俗善骑射，……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 《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当时仅 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 其它记载十万、数十万马羊亦随处可见，可知元代牲畜之多。另外，牧区的人口也有了很大发展，可看出畜牧业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
元朝畜牧业生产主要在蒙古地区，从这些地区可看出其牲畜饲养品种、养畜技术等。
12世纪末、13世纪初，游牧于和林以东、土拉河、怯绿连河、鄂嫩河一带的蒙古部，主要牧养马、牛和羊，后征服西夏后，盛产于西夏东境(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并从西夏人民那里学会了驯养骆驼的技术。由此可看出，元代饲养牲畜主要是马、牛、羊与骆驼。
元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漠北牧人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见于记载的有：骒马倌(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说明不同品种，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人分群放养。延祐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二岁羊达二千余只。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是 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 ， 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 由此亦可看出元代畜牧兴旺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种畜选配，并精通骟马羊技术。如《黑鞑事略》载： 其牝马留十分壮好者移刺马种外，余者多扇了。 即蒙古族牧民广泛采用的去势技术。同时已根据气候变化选择冬夏不同草场。元代蒙古人放牧 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 另元代牧民还摸索出了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载： 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啖之，则马健无病。 有论者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实际上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撞击、融合发展的结果。农业文化稳定重土，游牧文化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流动扩张，二者撞击，可以互补融合。由此看来，游牧文化不仅为农业地区提供了牲畜等物质产品，还为农业文化提供了阳刚之气，而元代正是这样一个突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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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元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