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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明朝灭亡的诸多因素

2016-07-20 10:25:21来源:人学研究网 责编:紫天爵 已浏览人数:
宫廷侈靡过度,耗费日增。明初,宫廷年入税银一百万两,渐不敷用。一五七八年,神宗结婚,命户部太仓库增送银二十万两输内库。此后,每年依例命太仓库进上。

皇室的靡费

神宗万历时期,商品经济呈现空前的发展。皇室的靡费也达到惊人的地步。万历初年,已有人指责宫闱用度汰侈。一五八三年,御史孟一脉上疏指出:“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大小毕霑;谒陵犒赐,耗费钜万。”(《明史•孟一脉传》)神宗亲政以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

御膳开支——嘉靖末年,皇帝曾削减日常膳食费用,光禄寺开支减至每年银十七万两,比额设银二十四万两节约七万两。神宗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间,曾节缩至岁用十三、四万。但不久之后,光禄寺开支就岁增至二十六、七万,较初年增加近一倍。一六○四年十二月光禄寺卿王守素奏报寺帑殚竭,神宗令借户部银三万两,太仆寺银二万两。一六○九年五月巡视光禄寺给事中韩光祐奏报,应支给光禄寺各行户的价银,自上年十一月到今,欠至二万七千未给。一六一一年,光禄寺一年所费,高达二十九万余两。

金珠珍宝——云南贡金始于嘉靖初年,每年一千两,嘉靖十三年增定为每年贡金二千两,万历时再加三千两,总数高达五千两。云南产金甚少,贡金须向川陕购办,金一两几费银十两。地方官员屡次请求减少贡额,神宗总借口“系年例成造各项典礼及各节宫分钱粮所需”,不予减少。神宗宫廷大量召买珍珠宝石,一五八七年南京工科给事中孙世祯等人上疏说,此前收买金珠宝石,已用银十九万有奇。一五九八年,吏科给事中吴文燦上疏说:“买珠之价,动至四十万,及户部执奏,仅姑缓进其半,而尤严续进之旨,非所以明俭德也。”(《神宗实录》卷三二四)一五九九年,由于皇室召买珠宝数字太多,北京市场买多卖少,商人乘机抬价。户部急于上供,只好加价购买,比旧价增至五、六倍,以至二十倍。

杂物召买——明朝宫廷设有许多内库,专受四方土贡,以供宫廷丝、绵、香、蜡、铜、锡、油、漆等各种物料需求。这些土贡,岁有定数。万历以前,或有召买,数亦不多。万历时,召买各种物料空前增多。仅万历元年至十三年,召买用银即达七十多万两。此后,召买数量仍旧很大,臣下或有劝谏,往往被斥。

典礼靡费——神宗时宫中举行婚、丧、册封等各种典礼,都要耗费大量资财。一五八二年,为准备神宗同母弟潞王翊镠的婚礼,内监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珍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户部官员要求裁减,神宗不准。这次婚礼办完,用银多至八万八千多两。一五八五年,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婚礼,内监索用各色金至二千三百余两,珠宝称是。世宗嘉靖时,公主下嫁索用不过三百两,这次超出七、八倍。户部奏请裁减,神宗仅准减三分之一。一五九五年,长公主婚礼,用银至十二万两。一六○四年,神宗第三子福王常洵婚礼用费三十余万两,为前此所未见。一六○八年,七公主下嫁,内监宣索至数十万,户部尚书赵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分之一,赵世卿再争,说:“陛下大婚只七万,长公主下嫁只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神宗不得已诏准。

宫廷典礼和常赐,需用大量高等织品,例由各地“上供”,取之于民。一五九四年,应天巡抚朱鸿谟上疏说:“织造一事,凡二十年于兹,袍服之进于上供者,何翅数万,而料价之取办于穷民者,又何翅百万!”(《神宗实录》卷二八○)两年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等也上言:“段匹器用,皆上供所需,岂能一概减省?但近年增派数目日多一日,费至钜万。”(《神宗实录》卷二九五)

苏州地区的丝织品、陕西羊绒袍服和山西潞绸历年增派较多,情况如下:苏杭地区的丝织品自一五七六年神宗结婚增派一次。一五八一年,又增派一次,数量约为十五万套匹。至一五九九年,前数将完,又派四万一千九百余疋。一六○四年复传补二万六千余疋。一六一○年,即将完供,内织染局佥书杨进昇又题织上用龙袍、紵丝、纱罗等四万套疋。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工部侍郎刘元霖及大学士叶向高等相继建言停止或减额,神宗准于新派四万疋中减三分之一,但又诏令“其余并先年传织未完者,都着陆续接织,分运解进,不得违误”。(《神宗实录》卷四七五)

陕西羊绒袍服的增派,自一五九五年令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七万四千七百匹有奇,估价一百六十余万两,规定每岁解进一运,以四千匹为率。一六○一年七月,令陕西羊绒袍服另织新样,但一年解进四千匹之额不改。次年七月,工部尚书姚继可奏称:已解绒服等物,充斥内库,积久易蛀,不无可惜,陕西累年土瘠民贫,民不堪命,请求将陕西织造羊绒袍服之事暂予停止。神宗敕:姑准织进三千疋,以示宽省民力。一六○六年二月,李太后加上徽号,神宗又敕陕西进贡的羊绒袍服“今于每岁再减一千疋,以甦民困”。(《神宗实录》卷四一八)

山西潞绸之坐派始于一五七五年,数量为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银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四两。一五八二年,再派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两。神宗亲政后,于一五八七年派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银一万二千余两;一五九○年,又派五千疋,用银二万八千六十两。时万历十五年所派者尚有一千六百余疋未曾织解。这次增派,曾有工部尚书石星、工科都给事中张养蒙等人反对,但未被采纳。一五九五年十月,工部请停罢山西应解潞,以宽民力,神宗仍不允。一五九七年九月,并因织造违式违限,将山西抚按等夺俸半年,潞安知府等降一级。

供应皇室消费的“烧造”,以江西瓷器的上供最为烦重。一五八二年秋七月,令江西饶州造瓷器九万六千六百多件。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多为无益之器或不急之物。一五八四年三月,工科都给事中王敬民极言磁器烧造之苦,与玲珑奇巧之难。得旨:将其中的烛台、屏风、笔管等减半烧造。一五八五年四月,又因御史邓鍊等的请求,烧造难成的屏风、烛台、棋盘、花瓶、新样大缸等,已造成者采进,未造者可停止。后来,江西巡抚陈有年等再加请求,神宗勉强同意再次减轻了一些江西的烧造。一五九一年,神宗又派江西烧造磁器十五万九千余件,续派八万余件。后来才逐渐有所减轻。

山西潞安自嘉靖年间开始坐派砂器,一五六○年(嘉靖三十九年)为五千个,次年为一万五千个。一五九○年(万历十八年)继续坐派一万五千个。砂器一万五千并备余器,价值不过银一百一十余两。但这一万多个砂器运往京城,规定要用红櫃装封,铜锁錀,黄绳扛,需费银二百余两;用夫一千三百名,费银一千八百余两;打点使用费银二百五十余两,以上几项合起来,共用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此外,装在红櫃中的砂器还须用净绵塞垫。潞安不出绵花,要到外地采买,费银近二百两,加上打点使用三百五十余两。一万多件砂器运往京城共需运载费银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比砂器本身的价格高出近三十倍。

随着宫廷生活的侈靡,宫中宦官、匠役等供役使的人员也日益增多。穆宗隆庆元年(一五六七年),曾规定内宦监局的匠役额数为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四人,一五六九年更减少为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七人。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三月,有人指出,当时诸监局之匠役,不下一万六千四百,至于内廷的宦官也增至万余人。一次收用的新宦官即超过千人。一五八八年十一月,命选收净身男子二千人;一六○一年四月竟连收两次,第一次收用净身男子三千名,第二次添收一千五百名。这时的宦官还不得干预朝政,但从宫廷的靡费中却可以中饱私囊。一六○○年三月工部尚书杨一魁揭发,景陵“插补桃梅,所需不过(银)千数上下,而内官监揭开物料数内,约费二万有奇,夫匠工食之费犹不与焉”。(《神宗实录》卷六四五)一六一二年,工科给事中马从龙奏称:“臣每见朝廷有重大典礼,中人群小视为金穴,实用百无一、二,余尽耗蠹于若辈之手。”(《神宗实录》卷四九二)内廷宦官成为宫廷内部的一大贪污集团,皇室的靡费,更加难以节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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