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第一阶段
正式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6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841年1月。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岛，然后驶向天津附近的北河口，递送巴麦尊致清帝的照会。到6月21日，十六艘英国战舰、四艘武装汽艇和二十八艘载有四千英军的运输舰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一小部分兵力留在后边封锁广州，其余兵力立即开赴浙江。大部分广州人认为，英国人已经被钦差大臣林则徐新建的海岸炮台吓跑了，但是在7月5日英国舰队在舟山岛海外重新出现。一开始，当地下级官员以为这些船只是来通商的，所以该小港的居民想到会大获其利而非常高兴。②接着英国海军司令官伯麦爵士却要求这个城市投降。当中国总兵拒绝投降时，舟山就遭到九分钟的炮击。然后英国军队登陆，通过被摧毁的建筑物和尸体，没有受到任何反抗就掠夺并占据了这座城市。
巴麦尊原来希望以攻占舟山使中国人震惊而立刻投降。事实 并非如此。由于舟山戍军是被英国海军大炮击溃的，所以这个岛的失陷并未能消除关于英国人不能登陆作战的荒诞想法。此外，很多人最初以为，舟山失陷严格说来只是把附近的宁波开放给英国人通商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上，英国人仍被仅仅看作是海盗贸易者，而未被严重地看作潜在的征服者。然而，这种安全感一俟英国舰队驶向北河口时就消失了。8月9日，军机处接到关于英国船只沿海岸线北驶的报告时，陷入一片混乱。道光帝与其满族近臣开始感到英国人甚至可能想攻占北京城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他们从能打击首都的距离处撤退。因此在8月30日，当英国人就要强行通过守卫北河口的大沽炮台时，一位名叫琦善的使节同意在岸上接待英国全权大使并开始举行谈判。
决定进行谈判，与其说这是结束了林则徐的“慑服”外夷的政策，不如说是否定了林则徐本人。巴麦尊的信如此怒火中烧地攻击了这位钦差大臣，致使朝廷认为，只要把林则徐撤职就会使英国人感到完全满意。这并非是难以作出的决定，因为清帝本人也认为林则徐作事鲁莽灭裂而大为恼火。他不是在需要坚决性这一点上与林则徐有分歧;他所不满意的是，尽管林则徐反复乐观地预言英国人不会或不能打仗，可是南方局势突然恶化到使这位钦差大臣失去了控制。使清帝心烦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叛乱性”的敌对行为从一个省竟然转移到了帝国的心脏。这时清帝希望知道，林则徐答应迅速而妥善地解决鸦片问题的种种诺言究竟何在?
“汝言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
林则徐试图把战争的罪责推卸给义律。他指出这位英国商务总监犯了罪，承认做了丢脸的事而自动交出鸦片，可是他又欺骗自己的政府，说鸦片是被非法没收的。(后来清帝令琦善调查此一辩解之词，琦善否定了它。)战争是事件的必然结局，而且现在战端终于来临，那便要由他林则徐来负全部责任了。他所请求的就是任命他去收复舟山，把英国人赶出去，不惜任何代价来对付外夷。因为在他看来“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也许清帝可能私下同意这种估计，②但是，他不再认为林则徐可称此职。无论如何，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人要求撤这位钦差大臣的职。因此在9月4日清帝下诏道：
“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至正之意，措置失当。现已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
林则徐直到1841年5月3日才离广州受审。7月1日他被判决充军到地近中亚的俄国边境的伊犁。然而，在1845年，他又被召回授以要职，此后效忠清帝达五年之久才病逝。
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地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
被选出来代替林则徐的琦善是博尔济吉特氏族的一位侯爵，他担任着令人羡慕的直隶总督之职，而且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也是一位知名的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向北京转呈巴麦尊的照会的就是他。到这时清帝才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满应归之于他们受到的那种待遇，不应归之于与他们的关系的性质本身。归根到底，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完全办不到的。割让一个岛屿吗?那是荒唐的。要开放几个新港口吗?那是违反“旧制”的。要偿还行商欠债吗?政府并未挪用商业款项。赔偿鸦片价款吗?它本来就是违禁品。由于没有先例，清帝也就不能与这些前所未闻的敌人进行谈判。反之，他反复强调说，当务之急是排除这场危险，使夷兵返回广东。这就只有靠琦善的伶牙俐齿来诱使英国人回到南方去之一法了。
琦善本人的确也意识到帝国面临种种危险，因此一再试图使清帝了解，从十八世纪以来外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他只是有了表面的认识。他看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熟悉本国历史的学者们为之痛心的外患频仍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又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又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目前，他不能轻率地作出清帝禁止作出的让步，但至少他必须想出权宜之策来使英军离开天津。琦善十分坦率地向军机处说明，要做到这点就得用“绥抚”之法，即变相的纳贡方法，它实际上变成了以后十年中对外夷实行“羁縻”政策的第一步。由于这政策强调要用灵活的阿谀逢迎词令来密切与外夷谈判者的个人关系，进而产生一种个人义务，所以这种作法也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依靠私人之间的感情来缓和政治集团之间或者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的原则冲突。这种政策一般被认为是琦善施用于英国人，又被后来的外交政策专家耆英所充分发展。它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能成功地拖延因双方目 的不同而形成的冲突的最后解决;因为英国使者以一种被出卖的愤懑心情得悉，这些阿谀奉承的中国外交官员们一方面佯称是他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却又向北京陈情说，要克服对那些必须打交道的性格粗野而形体污秽的外国人的自然憎恶心理实在很困难，这时就使英国人更加感到不愉快了。但这个办法暂时还行得通。1840年9月17日，琦善可以把英国战舰将回广州并将在那里完成谈判的事上奏朝廷了。清帝对这消息感到高兴，派琦善本人从陆路南下妥善办理此事。他的足智多谋获得了成功，致使人们感到，与英国人打交道只用智谋就绰绰有余了。
义律和懿律从琦善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推测到清帝的意旨，他们相信林则徐的“主战派”已被比较理智的人们组成的“主和派”所取而代之。但他们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北方的压力一减轻，清帝的惊恐心就会减退，朝廷中的好战分子就会更加大胆。因此，由义律在12月(他这时是唯一的全权大使)倡议的广州谈判会议向琦善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在北京，一些年轻性急的御史和几位年长的保守官员仍然坚决主张把这些英国人消灭掉。最糟糕的是，有少数几个人背地里暗示琦善本人是一个姑息分子，他受外国人的蒙蔽或者甚至被他们腐化了。可是，英国人在广州以其全部军事优势施加压力以取得具体让步，其中最危险的一条就是准备让英国人占领香港。因此琦善首先是试图使北京认识，广州的军事防御已经危险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当时他作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估计。他认为交一笔赔款和新开放一个象厦门那样的港口给欧洲人通商，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他最后可以不交出香港，甚而可以从英国人手里收回舟山。他通过强调不把中国领土交给外国人的重要性的办法，希望他的君主相信仅在商业上和钱财上作点让步姿态是无伤大局的。然而甚至在他得到北京消息之前(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通讯要花一个月时间)，英国人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坚持无论如何要占据香港。义律认为需要使琦善明白 他军事上的软弱无力，竟在1841年1月7日命令英军占领了虎门炮台。这时琦善才绝望地认识到，只有虎门要塞才能把英国人与广州隔开。为了避免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一场屠杀，他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约。英国人在这项协议中提出的条件是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两国官员在平等的基础上直接交往，并且开放广州贸易。义律因胜利而兴高采烈。在他看来，中英关系问题没有过多地流血就已得到完全的解决。然而他的胜利感还是为时过早了一些。当这个草约最后报请审批时，结果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
早在1月初，道光帝已经感到英国人“反复鸱张，恐难理喻”。①甚至你如此彬彬有礼地对待过这些粗野的人，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海盗式的征服，而且甚至敢于进攻广东的要塞。因此，中国人打定主意在谈判中用无休止的辩论拖住对方，从而给南方的官军以重新武装的时间，以便最后征服外夷。1月6日，道光帝命令邻近省份的四千援军开赴广州;并于1月30日派遣了他的堂兄弟奕山率领一支靖逆军去消灭敌人。在琦善同意英国人占领香港两天之后，他收到了这个决定，这使琦善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发狂地要加以制止。首先，他设法说服驻广州的大部分官员和他共同签署一份送呈北京的奏折，说广州差一点被英军所占领。用陈旧大炮设防的要塞建筑在一些岛上，很容易从背面受敌。自吹自擂的“水勇”(林则徐招募)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而城市里汉奸又多如牛毛。按照穿鼻草约的条款，义律毕竟已同意退还舟山及虎门炮台，因而此时他们将有一个较长的喘息时间来准备清帝要求的“靖逆”工作。但是琦善在那时先去了他的最主要同僚之一的支持。当广州人中间谣传钦差大臣用香港作交易而收了一大笔贿赂时，广东省巡抚怡良向京师奏报了琦善背着他秘密割让香港之事。清帝2月26日看到奏章时 勃然大怒。他遂下诏道：“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于是草约被否决(虽然此时英国人实际上已占据了香港)，琦善的大量财产被没收。3月13日，琦善戴着镣铐离开了广州。
当巴麦尊接到送回伦敦的穿鼻草约副本时，断定义律把他的训令完全置之不顾。义律既占领了舟山，他已经有条件定出自己的条款，但他却用这个重要基地换来了那个干燥多石的岛屿香港。那时二十二岁的维多利亚女皇在她致姻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信中说：“中国的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极其感到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的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巴麦尊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得到的最低的条件。”②
此后，义律被一位做事沉着、五十二岁的爱尔兰人璞鼎查爵士所代替，后者曾在信德当过几年政治代表。他从巴麦尊得到的训令③非常明确。他在占领舟山并且绝对确信与他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有进行谈判的全权以后，他即着手争取得到以下的让步：赔偿鸦片价款6，189，616元;收回行商欠债三百万元;付远征军费用约二百五十万元;至少开放四个新港口;保持香港，以及割让更多供免税卸货的岛屿;每个条约港口均开设英国领事馆;取消公行;以及如果有可能的话，“为了中国政府本身的利益”而解禁鸦片。
赎回广州
璞鼎查虽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达香港。在这段时间，义律面临奉清帝诏令集结于广州的军队。琦善已由三位官员集体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满洲贵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龄完全耳聋的汉族将军杨芳，后者因在喀什噶尔擒获张格尔而闻名。整个二月份，军队源源进入广州。他们重新建设防守阵地;设置水路障碍;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广州士绅也被鼓励对他们的城市进行爱国主义的防御。然而第一个到广州的杨芳几乎立刻看到军事形势已毫无希望：中国海军实际上已经崩溃;新城的城墙正在倒塌;佛山铸造厂新铸造的五吨重的大炮没有架设起来;军队也不可靠。
所有这些行动使义律认为，穿鼻草约并没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击毁沿途一些炮台之后于3月2日到达广州。于是中国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举行谈判，俾使广州脱离英国大炮的威胁。杨芳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同意重新开放贸易;虽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对这个协议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两个好战分子到来，致使这种暂时的休战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当奕山和隆文开始准备火木排并武装更多的地方兵勇时，杨芳不得不跟着干。于是，义律再次看到休战受到了威胁，并要求中国方面停止这些准备，但没有得到答复。可是就在他采取行动之前，1841年5月21日奕山终于发动了一场歼灭战，他放出燃烧着的木排，顺江而下冲向停在黄埔江上的英国舰队。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中国战舰被击毁七十一只，岸上的炮台失守六十座。然后在复仇女神号保护下，运兵船沿城行驶送部队登陆;英军占据了广州旧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这些高地之下，从而有完全听任英军野战炮轰击的危险。在那 时，中国人已多次违背诺言，英国陆军少将郭富认为他们应该马上前进占领该城。但义律仍然相信他们会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广州免于一场屠杀。①这位全权大使当然占了上风。5月27日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三位中国钦差大臣及一切外省军队都同意退出这个城市，并答应在一周之内交出六百万元的“赎金”以使广州免遭破坏。当这个协定付诸执行时，英国人回到他们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来。
5月份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其次，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标和大刀去屠杀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 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当排外运动扩展到北方时，同样的事件接二连三地不断发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识到停泊在他衙门的窗外河流上的欧洲炮舰会勒索多大的代价，可是绅士们却同时在街头张贴声明，声讨地方官“背信弃义”地保护外国传教士使之免于“正义”的暴民的报复。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战争的最后阶段
璞鼎查于1841年8月10日到达香港，他在此指挥着一支取道印度洋和新加坡而来的远征军，到战争结束时，这支远征军将包括二十五艘正规军舰，十四艘汽轮，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步兵的运兵船。他立刻带领第一批共两千名士兵和一部分舰队向北驶到福建省的重要港口厦门。该地区的指挥官颜伯焘①理应奋起应战，因为他已经说服清帝为那里的防务花费了二百万银 两。他有五十艘大战船，三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和九千步兵，据估计，只要英军一靠近，就可以把他们打垮。当这支远征舰队于8月26日停泊在厦门口外时，海军司令巴尔克确实发现这个城堡的防护墙非常坚固，炮弹不能穿透，但是中国炮手的协同炮击时间不足以阻止登陆部队夺取炮台。该城本身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的后面，但颜伯焘却未想到予以设防。相反，英国人悄悄偷越过那里，并且很快就占据了城周围的高地。第二天，他们开进了城内。英军仅死两名，伤十五名。
英舰队留下了一支军队就地戍守，然后就继续驶向巴麦尊打算优先夺取的目标——舟山。郭富将军在这里倍加小心，因为中国人在穿鼻草约订立之后收回此岛时曾又大事加固工事。可是在他第一次侦察后的第三天，即10月1日，他仍然攻占了这个城市。虽然郭富在攻击中受了伤，但只有两名英兵被打死。为了完全控制这一段浙江海岸，此时只需占领附近港口宁波就可达到目的。英军在攻占河口上的据点镇海要塞之后，于10月13日向宁波推进。负责浙江省军事行动的钦差大臣裕谦不久就接到消息说，宁波的大炮曾打得发烫，他的军队未战而溃。大约正在裕谦打算自杀的时候，皇家爱尔兰卫队的乐队正在宁波的宽阔城墙上奏着英国国歌《上帝救助吾国女王!》的曲子。在这年冬季，英军在这里进行休整时，这个舒适的港口城市当时就成了远征军的大本营。这时，璞鼎查的计划(它受到查顿情报的鼓舞)是要求把战舰开往长江而把中国切为两半，并在运河穿过长江之处封锁对京师的粮运。由于他的大部分兵力都被牵制在守卫已攻占的四个城市上，他就决定等到春末夏初从印度得到增援部队时再作计议。这给了中国人发动春季反攻的时间。
清帝曾经断定，宁波的陷落说起来或许并非不幸之事。夷兵目前已经陷入陆上作战，而陆战正是中国的长处，大批帝国军队在浙江发动有组织的战斗也许能一举把他们消灭干净。由于他的 许多官员向他隐瞒了他们的失败(例如颜伯焘声称已收复厦门)，因此他觉得挑选一个他能信任的指挥官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奕经的特长是善于制订计划和搞准备工作，对这些事他干得很热心。他刚到苏州，就着手把他指挥的一万二千名正规军和三万三千名乡勇统一组织起来。由于他要依靠当地知名人士来获得地方上的情报，他在大本营外设置一个木箱，鼓励绅士投进名刺，并献计献策。许多热情而无经验的青年士子因时值危机而辍学应征;每个官员都争先恐后要求有权使用亲随和享受其他官品津贴。因此，这种指挥系统是极不明确的，这特别是由于从几个省调集来的正规部队都拒绝接受其他带兵官命令的情况造成的。人们只看到军队打着鲜明的三角旗，穿着绣花战袍，手执金光闪耀的武器，而忽视了后面隐藏着的分裂情况。这些士子兴致勃勃，在军营里举办了许多茶会、筵宴和诗社文会。胜利好象是没有问题了。事实上，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进攻分作三路。原来的战斗计划(包括某些新增援的兵力)是要求三万六千人打进宁波的西门和南门，一万五千人夺取镇海，还有一万水兵乘战船和渔船渡海收复舟山。实际上，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被派作总部的护卫兵，奕经就留下他自己部下的三千名后备军保卫他在绍兴(著名的酿酒之城)的指挥部。其余的后备军处于宁波与镇海之间一座桥上由奕经的参谋长掌握。这样，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每个城市的人数约只四千人，而且当时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去打头阵。由于这种畏葸胆怯，对宁波进行主攻的任务就落到七百名四川兵身上了。他们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枪，以保证攻其无备，但是他们的带兵官刚学会讲一点官话，使他们以为他们根本不应带枪。因此，这些金川土著只带着长刀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英国工兵的布雷区和皇家爱尔兰兵的榴弹炮射程之内。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兵的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西门，死伤枕藉，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国人把一排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倒地。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他们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
与此同时，在镇海的中国军队的作战就好得多。如果奕经把他的后备军也投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夺回这个城市。但是，由于无须指出的那种带讽刺意味的癖好，他的指挥那些后备军的参谋长躺在驼峰桥上的轿子中大吸其鸦片，而且正当需要他的兵力的时候，他已陷入一种麻醉状态。他的军官和士兵刚听到炮声就逃跑了。这样只剩下攻舟山一路的水兵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生来就没有乘过海船。他们刚一离开港口，大部分人就晕船，而带兵官因害怕遇到英军，后来二十多天里就在沿海来回行驶，定期呈交假战报。就这样结束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进攻，从而也葬送了缔结一项体面和约的任何实际的希望。此后尽管有过一些英勇的战斗，但清朝对璞鼎查所长期规划的长江战役将只能完全 处于防御地位了。
长江战役从1842年5月7日持续到8月20日，它以一面倒的形势在全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展开。5月18日，乍浦和在那里的满洲旗军驻防地被攻占。未设防的上海在6月19日发现已经被放弃。7月20日，长江的险要重地和满洲防军驻地镇江也被攻占。运河因此被封锁，帝国被切成两半，曾经做过明朝的都城和统治象征的南京也暴露于英军的面前。
外国人所到之处，尽是一片惊慌和混乱。郭富将军极力试图制止他的士兵任意奸淫掳掠。据中文史料记载，有些印度掠夺者被他们的将官枪毙了。英国人确曾搞过一种征集粮秣的制度，它给捐献粮秣者奖一块小牌子钉在门上，作为此户免受掠夺的保证。但这措施又往往不起作用。①军队不断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苦力，酒后污辱当地妇女。更为恶劣的是随营的中国侍从和长江三角洲上的无赖，他们尾随英军进入被征服的城市，把住户抢掠一空，然后继之以放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预料到这种情况而事先逃往乡下，使守军在城里阒寂无人的市场上无法弄到给养。士兵们既没有食物，又被洋鬼子有魔法的传言弄得士气低落，于是开始猜测在他们中间有“汉奸”。
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军事历史中，要攻陷一座设防的城市的标准方法之一就是向“内应”行贿或进行说服，使他们从城内打开城门。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象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 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确实有足够的证据使满洲官员们相信，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潜在的反抗者。贱民，即清代社会的下层人民，一般都要依附于清政权以外的任何有政治权威或军事权威的人或组织。另外，通过沿海贸易和鸦片交易，港口城市的种种罪犯、小商人和秘密会社成员都成了与西方人士有密切关系的人。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广州附近的红巾起义中表现得相当明显。①所以当璞鼎查派波美拉尼亚的传教士郭施拉作被占领的舟山的地方官时，这个城内的每个不法之徒都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与这个地区的任何权势集团(如绅士社团、衙门吏役和现有的各种股匪)②毫无联系的这位新保护者。举例来说，郭施拉的捕快头目便是一个劣迹昭彰的操淫业的人，他利用他的新职务向富户勒索保护费。
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带兵官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鞑靼族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行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它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尽管满洲人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斗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在乍浦，英军对一千七百名满洲守军的士气感到惊讶，对他们面对失败所表现出的拉其普特武士式的反应感到震惊。在乍浦和镇江(那里有一千六百名旗人)，满洲士兵杀死自己的子女和妻子，以免他们遭受蹂躏，而他们自己宁可在营房自缢也不愿投降。郭富将军在放出恶臭的死尸堆中写道：“我从内心深处厌恶战争。”
中国战败：南京条约
春季反攻的失败引起了清廷内部一场重大的政策辩论。辩论的结果，反对过林则徐政策的官员或者从贬黜中被召回，或者被任命担任与外交事务有直接关系的高级职务。年迈的宗人伊里布曾与琦善一起被贬黜，这时又被派往浙江。有影响的穆彰阿这时实际上是宰相，被派往天津。而在反对派方面，在朝廷中曾经是林则徐主要支持者的王鼎，于6月份身故，而且据说他是自尽而死的。但清帝还不能使自己完全改变态度。自幼由师傅们灌输给他的一切教诲，他对列祖列宗的政策的全部理解，朝廷中“忠义”之士对他的一切忠告——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原则：“明”君不会屈服于武力。姑息政策就是对帝国和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与反叛者调和最后总是导致如下的结果：不是被征服，就是使民间对统治家族掌握王位的权力失去信任。明朝就是这样覆亡的，因此这也正是道光帝所害怕的：如果他失职，他的王朝也会灭亡。帝国政策的这个原则虽然并未因鸦片战争而有所改变，但是它已掺杂了其他成分;因为当时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只要有可能，就应解除顾虑，出于权宜之计而 与西方搞一些临时的妥协。因此当时所强调的，就是屈服或者是不屈服的立刻抉择。由于花费了许多精力反复争论这个问题，关于讲和的条件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虽然如此，失败是难以承认的。例如，在局势的变化中找希望，或者甚至在绝望中找出解决办法，这总是有可能的。在乍浦失陷后，一位好战的年轻御史苏廷魁奏报说，英军刚在印度被尼泊尔人打败。因此，清帝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收复香港。后来随着长江战役的发展，他逐渐感到，即使战死也比向这种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屈膝好。此后他虽然让穆彰阿和伊里布等宗人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但仍然梦想按照他自己的要求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这种既想战又想和的矛盾心理，表现在那个低沉的春天他所作的两件反其道而行之的任命上。一方面，奕经仍坐镇浙江，继续沿海的作战，而耆英则于4月7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也在同一地区进行和谈。耆英系出皇族，是皇帝的亲信，在北京曾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轻易地增加了他原已巨大的家私。耆英是个老于世故而风度娴雅的人物，所以人们期待他会在这样棘手的外交任务上取得成功。然而，他面临两种障碍。首先，朝廷上还存在一种要求全胜的强烈意见。他必须避免琦善的悲惨下场，不能离北京的意见走得太远。其次，他必须设法与璞鼎查接触，后者当时正在迅速地溯江而上。当耆英听到上海陷落的消息就立即奔向那里;但是远征军部队已经向前迅猛推进。最后，在6月28日，他的一个代表想安排与英国翻译官马礼逊对话。马礼逊再一次向他说明，璞鼎查不愿会见耆英和伊里布，因为他不相信他们 有真正的全权。除非有明确的诏旨证明他们有充分的权力谈判和约，否则他是不会满意的。
耆英奏称这名外夷倨傲不恭，这使清帝勃然大怒。清帝有好几天好象要确实不顾长江地带毫无希望的形势而决定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最后使权宜之策似乎比较成为入耳之言的是耆英下的保证：即使南京即将失守，征服者也并不想在政治上进行统治。仅仅为了贸易权而冒着丢失大清帝国的危险，究竟是否值得?姑息政策在道义上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如后来耆英所说的：“伏思臣等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
这个论点起了作用。到7月15日，道光帝的思想已有所变化;到7月26日，当镇江守军溃散的消息在北京被证实后，他授予耆英商谈和约的全权。耆英有了这个保证，急忙赶去防止英军当时就要向南京发动的进攻。英军尚等在南京城外，听到清帝国正在集结增援部队准备和他们作战，于是对这位使节恳请英军稍安勿躁的要求失去了信任。 8月11日黎明攻击快要开始时，一批喘息未定的使节来到河岸的远征军营房。他们宣布，耆英马上就来进行谈判。要英军先不要开火，中国会同意他们的条款的。
1842年夏末在南京举行的谈判中，清朝的谈判者耆英、伊里布和当地总督牛鉴实质上是英国侵略者和北京朝廷之间的调停人。他们的任务是减轻双方的恐惧和维护双方的自尊心以促进和谐。耆英必须首先和他的两个各有其幕僚和利害关系的同僚保持协调。他的主要问题是寻找能够与英国翻译官小马礼逊(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的儿子)和郭施拉对话的使节。他派遣过三次使节：第一次派去的仅仅是几个送信人，这些中国军方人员在以 前曾送过信，是英军认识的人。为了开始谈判，第二次派遣出的使节是伊里布的侍从名叫张喜。此人是伊里布的私人代表，在1840至1841年早些时候的几次谈判中已经为英国人所熟悉，而且实质上是一个能想方设法引英方人士讲话和揣测他们意图的谈判者。在这一点上他是做到了的，他先与小马礼逊互致寒暄，然后在谈话中也以威胁对付威吓。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威吓说，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当然，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英方要求中方派出的谈判者是能够认真作出诺言的人。这个要求最后得到了满足：中方派出了能够拟订细节问题的高级官员，这就使双方的主要谈判者最后能够会面和达成协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清朝的谈判者觉得穿戴比他们实际品级更高的顶戴要更好一些。英方很容易识别出他们顶戴的品级，但无法核对他们顶戴的合法性。在南京的清朝使者们不得不也同样弄虚作假欺骗他们在北京的上司。他们为逾越敌对双方之间文化上的鸿沟，确实绞尽了脑汁。
因此，他们首先只向皇帝禀奏了英国人先前提出而由清帝已经表示某种同意或要进行考虑的要求，如赔款，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五口和香港通商。稍后，他们又上奏说英国人要求取消公行、订立关税条约和在各港口设立领事。1842年8月29日当他们在璞鼎查所乘的英舰康沃利斯号上签订南京条约时，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清帝对开放福州以及容许外国人在新开商埠长期居住的默许。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结果有十年时间在福州确实没有 对外贸易;而在广州，直到1858年才获得进城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居住权了。另外，英国人签字的条约是用中文写的，文中提到双方时都同样地抬头书写，以示英、中两国处于平等地位。但是这些表示平等的格式并未表现在送交北京的条约文本中。实际上，清帝曾命令他在南京的奴才们在英国全部舰队撤离之前不要会见英国人，但是他的谈判者们主要关切的是使条约得以签订，从而使英舰队真正撤走。在这点上他们最后是成功了的，但这要到在南京举行了关于条约体制未来形式的谈判之后一个月才能实现。在实际安排执行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新规章方面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双方谈判人员都同意要制定出关税和贸易章节的细则，以便在日后的补充条约中把它们肯定下来。
因此，南京条约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文件，它只阐明了一些据以建立新贸易制度的原则。它的主要条款如下：(一)两千一百万元赔款分期付清;(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港为通商口岸;(三)在品级对等的官员之间平等往来;(四)在各通商口岸建立英国领事馆;(五)废除公行垄断;(六)对英商进出口货物一律秉公征税;(七)割让香港为英国领地。中国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但是谈判者们还必须商定一些英国人能够据以进入中国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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