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金国并无立太子或指定继承者的制度，一六二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死后，仍循氏族部落制时期的遗制，由汗族诸贵族推选继承者。一六二二年(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曾命八子为八和硕贝勒，并告诫说：“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并见《武皇帝实录》卷四、《满文老档》太祖朝卷三十八)此后数年间，努尔哈赤又相继封授子孙有功勋者为贝勒。原四和硕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皇太极习称为大贝勒，仍为贝勒中的显贵。一六二六年八月，由代善提议与大贝勒阿敏、莽古尔太及诸贝勒阿巴泰(努尔哈赤第七子)、德格类(努尔哈赤第十子)、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阿济格(努尔哈赤第十二子)、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杜度(褚英子，褚英早死)、岳讬(代善第一子)、硕讬(代善第二子)、豪格(皇太极第一子)等共同推立皇太极继承汗位。九月朔日，皇太极(清太宗)拜天即位，时年三十五岁。称天聪汗，以天聪纪年。族名也不再沿用女真，而称为满洲。
金国攻占辽东后，周邻的形势是：南接朝鲜，西北有蒙古，北方黑龙江流域有索伦等部。皇太极即位后的十年间，连续进攻周围的邻人，并继续向明朝展开攻掠。
(一)侵掠朝鲜和占领漠南
一、侵掠朝鲜
建州女真与朝鲜接壤，往来频繁。一六一九年萨尔浒之战，朝鲜派姜弘立率兵进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曾经认为：“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天聪元年(一六二七年)正月，皇太极派遣贝勒阿敏率兵渡过鸭绿江，攻破义州、定州及汉山城，屠杀军民数万，焚粮百余万石，过青泉江进攻平壤;渡大同江，进逼王京(开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在开州南海中)，遣使请降。朝鲜金起宗报告说，平壤、江东、三登、顺安、肃州、及威从六邑被金俘掠四千九百八十六人。满洲领兵诸贝勒认为：明与蒙古两敌正在待机而动，金兵不可久留朝鲜，可与朝鲜议和。阿敏羡慕朝鲜王京城市繁华，不肯退兵。贝勒济尔哈朗(舒尔哈齐子)及岳讬、硕讬(代善子)等密议与朝鲜会盟。朝鲜原昌君李觉复与阿敏盟于平壤城，达成协议，约为兄弟之国，赎回被俘人民，朝鲜向金国贡纳岁币。四月，金兵退出朝鲜。
二、征服漠南蒙古
明万历、天启时，蒙古诸部分布在北方的广大地区，形成几个大区域。漠北七部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多伦和硕)在和林故地至阿尔泰山，形成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三大领地。漠西瓦剌蒙古(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游牧于伊犁、额尔齐斯、塔尔巴哈台等地。漠南地区察哈尔部(插汉)世袭蒙古汗位。达延汗曾统领六万户。一五○五年，达延汗死。察哈尔部衰落，西迁到西喇木伦河流域。明天启时，林丹汗在位，又渐强盛，依附明朝，控制辽河以西至洮儿河的蒙古诸部。
辽河流域驻有五部喀尔喀(五鄂托克喀尔喀)。兴安岭东嫩江流域则有科尔沁部，控制周邻各部。
努尔哈赤时，科尔沁部曾与叶赫部联合作战。金建国后，一六一九年努尔哈赤攻陷开原、铁岭，蒙古五部喀尔喀出兵作战失败，与金会盟反明。察哈尔部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自称“统领四十万众蒙古国巴图鲁青吉斯汗致书水滨三万众英明汗”，阻止金兵西进。一六二四年，又背盟依附明朝。同年，金国派遣使臣与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结盟，相约共抗察哈尔部。一六三五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退走。
皇太极即位后，把林丹汗做为主要的敌人。一六二八年(天聪二年)，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受察哈尔部统治的喀喇沁部会盟，共击林丹汗。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兵至绰洛郭尔，宴会察哈尔部控制下的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和喀喇沁等部领兵前来的诸贝勒。林丹汗被迫退出西拉木伦河流域，至归化城。一六三二年四月，皇太极再率大军西进，贝勒多尔衮从征。至西拉木伦河畔，会集蒙古诸部兵，共击林丹汗。林丹汗自归化城驱人畜十万渡黄河西逃。部众十之七八在途中散去。林丹汗逃奔青海，两年后在青海打草滩病死。一六三五年，多尔衮与岳讬等领兵万人渡河，招降林丹汗子额哲。漠南蒙古从此全属金所有。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祭告努尔哈赤，祝词说：朝鲜已纳贡，察哈尔等部已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二)明朝的自救与皇太极南侵
明嘉宗朱由校在一六二七年八月间病死，遗命皇弟由检继帝位。光宗第五子由检，一六一○年生。生母刘后一六一五年被谴，病死。由检一六二二年封信王，一六二六年出居信邸。熹宗病，奉召入受遗命，即帝位。改明年年号为崇祯。
崇祯帝十七岁即帝位，很想有所作为。即位后诛灭魏、客集团，起用被斥逐的文武重臣。垂危的明朝，又露出了一线转机。
诛灭客魏 崇祯帝在一六二七年八月即位。九月，魏忠贤请辞东厂。崇祯帝不许，但将客氏迁出外宅，魏忠贤因而失去内廷依恃。十月，云南道御史杨维垣连章弹劾阉党兵部尚书崔呈秀。兵部武选主事钱元慤直接弹劾魏忠贤如王莽、梁冀、董卓，又列举魏党爪牙，请“明暴其罪，或殛或放。”自朝中部院官员至贡士纷纷上疏，揭露魏忠贤及阉党罪恶。崇祯帝得到朝官的拥戴，十一月下诏斥魏忠贤“盗弄国柄，擅作威福”，安置凤阳。随即撤去镇守边地的宦官。魏忠贤见大势已去，行至阜城自杀。崔呈秀被免官，归蓟州，也在家中自缢死。十二月，崇祯帝又处斩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戮魏、崔尸，处死许显纯等。魏党多被斥逐，崇祯帝又敕告部院说，“巨恶魏忠贤窃先帝之宠灵，擅朝廷之威福，密听群奸，矫诬善类。”(《国榷》卷八十八)对于被诬陷的官员，“今应褒赠即与褒赠，应荫恤即与荫恤，应复官即与复官，应起用即与起用，应开释即与开释。”崇祯帝随即起用大批官员。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再受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再次入阁，为首辅。明朝政局，为之一新。因被指为东林党人而遭斥逐的朝官相继起复。编修倪元璐上疏请毁《三朝要典》，说：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初虽有争议，都还不可偏非。后来逆珰(指魏忠贤等)借三案杀人，群小借三案求富贵，弄得面目全非。崔魏诸奸所编《要典》，无法翻改，只有销毁。崇祯帝准予销毁并命韩爌、钱龙锡等公布魏党罪恶。
袁崇焕出守 袁崇焕受命后，七月间入见崇祯帝，要求“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都要内外配合。自信五年全辽可复。但他担心被人陷害，向崇祯帝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八月初，袁崇焕到宁远赴任，首先镇压哗变的川、湖兵，整顿军纪。又改组边防，合宁远、锦州为一镇，命祖大寿驻锦州，以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驻宁远。调蓟镇赵率教驻守山海关。上疏说：“臣自期五年，专借此三人。”(《明史·袁崇焕传》)袁崇焕部置既定，辽东边防军事，大有振作的气象。这时，皇太极的主要兵力用于朝鲜和蒙古。一六二九年二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议和，称金国汗奉书袁老大人，不用天聪纪年，只用干支(己巳年)，以示对明朝的尊重。
皇太极对朝鲜作战得胜，割断明朝与朝鲜的联系。早在一六二一年，明将毛文龙领兵援助朝鲜抗金，由总兵官晋为左都督，设镇皮岛(在鸭绿江口东部，朝鲜称为椵〔音皮pí〕岛)。朝鲜被迫降附金，毛文龙独守皮岛，孤立无援。金向毛文龙招降。一六二九年五月，袁崇焕阅兵双岛，毛文龙来会。袁崇焕以通敌及曾附魏忠贤的罪名，斩毛文龙于帐前。皮岛明兵失统帅，军心离散，多有叛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九册)第三章 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皇太极南侵 一六二九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以掳掠奴隶和牲畜为目的的侵掠战争。皇太极亲自领兵从大安口龙井关越过长城，进攻遵化。崇祯帝起复孙承宗为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十一月，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兵四千援遵化，在作战中败死。满洲兵占领遵化，随即进攻蓟州、三河、通州。袁崇焕、祖大寿自宁远领兵入援，至蓟州。皇太极向明朝施反间计，对俘虏的杨太监透露金国与袁巡抚已有密约，然后放杨太监回京报告。十二月，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下锦衣卫狱。命大同总兵满桂出战，败死。崇祯三年(一六三○年)正月，满洲兵占领永平、迁安、滦州，进攻昌黎，被守城明兵击退。三月，皇太极自领大兵俘惊大批人畜返回沈阳。五月，孙承宗收复遵化、永平、迁安、滦州诸城，击败金军阿敏部。金兵退后，明朝审理袁崇焕案，原属魏党的官员乘机报复，攻击袁崇焕与大学士钱龙锡“擅主议和，专戮大帅(指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八月，崇祯帝殜(剐刑)袁崇焕于市。钱龙锡下狱，得免死，罢官流放。一六三一年八月，皇太极发兵攻大凌河城。祖大寿杀何可刚降金，被放回锦州。
一六二九年袁崇焕斩毛文龙后，皮岛部将辽东人孔有德、耿仲明走往登州。一六三二年，与毛文龙部将李九成等起兵反明，攻陷登州。孔有德自号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明旅顺副将陈有时与毛文龙子毛承禄在旅顺和广鹿岛响应。明朝派重兵征讨，李九成败死，毛承禄被擒。一六三三年六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降金，皇太极亲迎二降将，入宫赐宴。以孔有德为天祐兵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同年十月，明继任广鹿岛副将尚可喜至沈阳朝见。皇太极以尚可喜为天助兵总兵官，驻军海州。
自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帝杀袁崇焕，明朝辽东将领相继叛降。一度显露转机的明朝边防，又趋于瓦解了。
(三)大清国的建号与建制
皇太极即位以来的十年间，对外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漠南蒙古被占领后，一六三五年，诸贝勒与蒙古各部贝勒合议，为皇太极奉上皇帝尊号。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称汗，是沿袭蒙古称号，皇帝则是汉族传统的最高称号。改号皇帝意味着高居蒙古诸汗之上，并且意味着与明朗皇帝并立，不再是边族之国。同年，皇太极又宣布废除女真(诸申)名号，正式规定被征服的各地女真人统称为满洲。一六三六年四月，满洲诸贝勒、蒙古八固山厄真、外藩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在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共上尊号，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上满文表章、科尔沁蒙古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上蒙文表章、都元帅孔有德上汉文表章。皇太极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蒙语称号为博克达彻辰汗)。同时建国号为大清，立年号为崇德。此前，皇太极曾于一六三四年以沈阳为“天眷盛京”。大清国都城仍在盛京沈阳。
皇太极称帝后，随即追谥努尔哈赤承天广运武皇帝(康熙时加谥高皇帝)，并依据汉族制度追上庙号太祖。
一、满洲统治制度的改订
贝勒议政 努尔哈赤建国初期，由四贝勒共同执政。其后加封和硕贝勒及贝勒，但国家政务仍由四大贝勒分月轮值。皇太极以第四贝勒即汗位，代善、阿敏、莽古尔太等三大贝勒，均为兄长，临朝时并坐左右。皇太极即位后即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由八旗固山厄真充任，与诸贝勒共坐议政。议政人员扩大，贝勒权力相应缩小。一六二九年(天聪三年)皇太极又传谕三大贝勒说：“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清太宗实录》卷五)取消三大贝勒值月的旧制，改由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的权力，进一步削弱。
一六三○年，大贝勒阿敏在滦州等地与明军作战失败。皇太极幽禁阿敏，没收家产。阿敏被囚十年后病死。一六三一年，又以莽古尔太悖逆不恭为由，革去大贝勒称号。次年，莽古尔太病死。一六三六年，皇太极称帝时，大贝勒只有代善一人。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皇帝主持的诸贝勒、八大臣的议政会议，成为国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指挥机构。诸贝勒平时分理政务，战时受皇帝命统领八旗兵对外作战。一六三七年三月，因议政大臣遇事差遣，议政乏人，又在臣僚中选择贤能者参预议政，为新设议政大臣。
封授勋爵 大清国皇族议政贝勒中，大贝勒以外，有和硕贝勒与贝勒之分。诸贝勒的辈分与地位，也不相同。和硕贝勒多尔衮曾加封墨尔根戴青(义为聪明统帅)称号，分给全旗。贝勒阿巴泰为努尔哈赤侧妃伊尔根觉罗氏所生，年长而位低，只领六牛录户口。诸贝勒中实际存在不同的差等。皇太极采用汉族皇帝尊号后，也参照满、汉爵号，制定皇族勋爵。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等名号，并加以不同的称谓。代善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清国自此始有正式的王爵封号。贝勒也由此降为三等封爵，与原来的尊称不同了。议政贝勒与八大臣的会议，以后也习称为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
皇太极封授满洲贵族后，也对蒙古贝勒加给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封号。汉人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智顺王。
八旗官制 皇太极即位后，以八固山厄真设为八大臣的同时，又设十六大臣，八旗每旗二人，“佐理国政，听断狱讼”，不出兵驻防。从而废除了原来的札尔固齐制，由十六大臣代替。八旗另设驻防的十六大臣，每旗二人，出兵驻防随时调遣，也审理属下的词讼。
一六三四年(天聪八年)四月，又规定满洲八旗军官，不得袭用汉军官名，仍用满语名称。各旗总兵官为昂邦章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管一旗者即为固山厄真。
早在努尔哈赤时，选拔八旗牛录的勇壮兵士组成巴牙喇(又译摆押拉、摆牙拉)，每牛录十七人。巴牙喇是努尔哈赤汗直接统属的一支善战的精兵，也是汗的侍卫亲军。诸贝勒也各有自己属下旗分的巴牙喇兵。皇太极即位后，将八旗巴牙喇兵分别组编为巴牙喇营，成为单独的军事组织。巴牙喇营自立一三角形大旗，上有织金龙形，称为纛(大旗)或龙纛。旗色与八旗色相同。巴牙喇纛设厄真一人统领，地位仅次于固山厄真。下属甲喇设巴牙喇甲喇厄真一人。各牛录十七名巴牙喇兵各由一人统领，称巴牙喇壮达(队长)。一六三四年四月，改称巴牙喇纛厄真为巴牙喇纛章京，甲喇厄真亦改称甲喇章京。各旗的巴牙喇纛章京由皇帝直接调遣出兵，统率的军士也不限于本旗的巴牙喇兵。皇太极经由巴牙喇纛章京而掌握了各旗的精兵。
改订文字 努尔哈赤时，以蒙古文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洲文字行用。满洲语中发音部位不同的辅音，蒙文中不如区别。元音中的u 与ü蒙文也同样书写。因此，以蒙古字母写满语;满人每易读错。特别是人名、地名等专门名词，更难于准确译写。一六三二年(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在蒙古字母旁，酌加圈点，以示区别。达海又创制拼写汉语借词的字母十个，制成有圈点的满文。原来无圈点的老满文，不再通用。
二、蒙古、汉人的结纳与蒙汉八旗的设立
满洲诸部在建国以前，即与明朝的汉人接触频繁，也与近邻的蒙古多有来往。满洲国家的建立与文明的建设显然受到汉族与蒙族两个方面的影响。满文的创制依仿蒙文，首领称汗以及武士加号巴图鲁，文士称巴克什、笔帖式都明显地是源于蒙古。努尔哈赤时已与蒙古通婚姻。皇太极娶蒙古族后妃多人，使蒙古族妇女进入满洲的统治核心。努尔哈赤时，已收纳蒙古降将领兵，皇太极时对外掳掠，蒙古军将起了重要的作用。皇太极并招纳汉人降将，设立蒙、汉八旗，从而加强了清朝的军事力量。满洲历次作战中俘掠的汉人文士也在皇太极时被拔擢起用，参预订立政治制度。皇太极在改订满洲统治制度加强皇权的同时，多方接纳蒙古、汉人进入统治集团，不仅对控制漠南、北蒙古和战胜明朝起着显著的作用，也由此加强了清国的军事、政治统治，并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应予重视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九册)第三章 清朝的建国，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