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在汉族地区确立了封建秩序，又相继在边疆各民族地区建立起统治，扩展了清朝的领域。
东北地区是满族兴起的故地。康熙帝在这里遇到了新的敌人俄国侵略者。经过坚决的斗争，胜利地把他们击退。康熙帝以中国的名义与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确立了东北边疆。随后订立制度，加强了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统治，并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开发。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陆续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工商业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
漠南蒙古诸部在清初已经降附。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占据天山南北，并且控制了西藏地区。占据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成为厄鲁特蒙古中最强大的一部，与清朝为敌。康熙帝经过长期的战争，击败准噶尔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归于清朝直接统治，建立起盟旗制度。经过与准噶尔部的反复斗争，清朝驱逐了准噶尔在西藏的势力，册封六世达赖喇嘛(后称七世)和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并在西藏建立起噶伦制度。
康熙帝经过近四十年的边疆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确立了对蒙古、西藏地区的统治。
(一)东北的经营与反击沙俄的战争
一、清初的东北地区
清初的东北地区，即山海关外，北越外兴安岭，东至于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是满族兴起的故地。山林之中和江河之畔还居住着从事畜牧或渔猎的若干部落，他们同属于通古斯语系。明代经营辽东各地，汉族农民陆续迁往辽沈地区屯驻开垦。嘉靖时，垦地三百六十八万亩，有居民三十八万余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又把大批的汉人掳掠到辽东。一六四四年，多尔衮与顺治帝先后率众入关。满洲八旗将士家口和役使的奴仆，约有数十万人自盛京迁至北京及其周围地区。
清朝的旧都盛京，由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任留守盛京总管，在熊岳，锦州，兴京等十五城，分兵驻守。驻守盛京的八旗兵，每旗设协领一员，满人章京四员，蒙古、汉军各一员，佐领共四十八员。其他十四处也设章京二至四员，共有佐领三十五员。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盛京内大臣改为昂邦章京。
顺治初年，清军在各地作战，盛京及其他各城留驻的八旗兵，不断被调遣到山海关内各地，补充军力。明清之际，辽沈地区几经战乱，关内移住的汉民多相继逃回。满人大批入关后，原来被俘的汉人也大量逃亡。一六五三年，牡丹江上游的重镇宁古塔，设昂邦章京(原为驻防章京)，以加强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统治。同时，又颁布“辽东招民垦殖条例”，奖励汉人农民去辽东开垦，但并未能收到成效。一六六一年，奉天府尹张尚贤在奏疏中陈述当地的情形说：辽河以东只有奉天、辽阳、海城三处人民凑集。河东和河西所谓“腹里”的广阔地区，竟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
开原以外兴安岭以南，东至库页岛地区，主要是人数不多的各少数民族，分散在山林江河之间。黑龙江中上游石勒喀河到精奇里江口一带，两岸住有索伦、达斡尔(打呼儿)、鄂伦春等族，清朝统称他们为索伦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住有赫哲族。黑龙江下游两岸和库页岛上，有费雅喀人、奇勒尔人和库页人，滨海有恰克拉人。这些少数民族多从事狩猎。只有达斡尔人经营农业和饲养家畜，在东北诸族中，经济、文化水准最高。清朝入关以前，索伦部设置牛录章京统领。其他各族则依据原有氏族部落组织，以氏族长为姓长(哈喇达)，部落长为乡长(噶珊达)。索伦、达斡尔族的部分居民，曾被编入满洲八旗。
二、俄国的入侵与清朝的反击
蒙古贵族在十三世纪时建立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在十五世纪时已陷于分裂。一四八○年，钦察汗国被莫斯科公国的依万三世领兵击败，随后又被克里木汗国摧毁。一五四七年莫斯科的依万四世建立俄罗斯国家，自称沙皇(源于罗马帝号恺撒)。一五五四年，征服伏尔加河流域诸汗国并侵入克里木岛。依万四世的继承者沙皇费多尔时，将西伯利亚汗国侵并。封建农奴制的俄国，为谋求商业资本的积累，日益向外掠夺。一六一三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米海依尔被选任沙皇。俄国贵族在对波兰作战的同时，继续向东方侵掠。一六四三年，俄国驻雅库次克的督军派出被称为哥萨克(流散的各族人)的骑兵一百三十二名，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流域，并在精奇里江达斡尔人住区肆行掳掠。达斡尔居民在莫尔迪奇村奋起抵抗。哥萨克兵败走，沿黑龙江两岸掳掠，继续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击。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入侵的哥萨克兵只剩下五十人逃回，俄国由此得知清朝在黑龙江流域防务空虚，继续派遣更多的哥萨克兵进行侵略。由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统带的两批哥萨克兵，相继侵入黑龙江流域，在一六五○年冬攻占了黑龙江北达斡尔人的城堡雅克萨，以此为据点扩大侵略。一六五二年，俄国雅库次克官员公然向清朝提出侵占黑龙江土地的无理要求。这时，清军主力集中在江南作战，连年分兵北上抗击。在乌扎拉、呼玛尔、尚坚乌黑和松花江口，不断击败哥萨克侵略军。一六五八年，俄国侵略军首领斯捷潘诺夫在松花江上被清军击毙。一六六○年，清军基本肃清了入侵的俄国哥萨克军。次年，康熙帝即位，四大臣辅政，将盛京昂邦章京改设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康熙四年，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后称盛京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改设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又将黑龙江中上游以北的索伦、达斡尔人南迁到嫩江之滨，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的一些居民，迁移到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以求安全。俄国侵略军向贝加尔湖以东出兵，侵占了蒙古茂明安部的牧地尼布楚，并在一六六五年再次侵占了雅克萨城，继续窜犯黑龙江流域。
新满洲的编组 康熙帝亲政，即面临着抗击俄国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任务。一六七一年，他东巡盛京祭祖后，在吉林附近召见宁古塔将军巴海，告谕巴海对边疆各族要“广布教化”，对罗刹(俄罗斯)“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狡计。”(《圣祖实录》卷三十七)随后，即将边地各族，进行军事编组，以加强边防。
居住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部分赫哲族和分布在滨海浑春河一带的库雅拉人，按满洲军事制度编组军兵，设置佐领，号为“新满洲”(伊彻满洲)。一六七三年，康熙帝在北京召见新满洲佐领四十人，优加升赏。一六七六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宁古塔设副都统。新满洲军兵编组后，有四十佐领驻防吉林和宁古塔，三十一佐领移驻盛京、锦州、广宁、义州四城，另有八佐领调驻北京。新满洲各族人原来多从事渔猎。编组后依满洲制度授田，从事农耕，以便就地训练和驻防。
布特哈八旗 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原已按满洲制度编为索伦部统辖。由于俄国入侵，居民被迫迁至嫩江。一六六五年，又依旗制设索伦佐领二十九员。一六六七年，从事农耕的达斡尔人，另编为十一佐领。一六六九年，定索伦总管为三品官，副总管为四品官。从事狩猎的索伦诸部被称为“布特哈(打牲)八旗”，每年向清朝贡纳貂皮。雅克萨城被俄军侵占后，原属该城的达斡尔部，也编入布特哈八旗。一六七一年八月，索伦副都统及属下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各级军兵统领共一百四十余人到北京朝见。此后，加强整饬训练。一六七四年时，布特哈八旗兵已有五千五百二十四名，成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一六八一年，三藩反清战争基本结束。次年四月，康熙帝再次东巡，至乌喇(吉林)泛舟松花江，考察形势。九月，又派副都统郎谈、彭春到达斡尔、索伦地方，侦察被俄国侵占的雅克萨城防地形和水陆交通。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正月，郎谈、彭春回京后奏称：发兵三千，即可收复雅克萨。康熙帝以为，应先在黑龙江“建城永戍”，加强边防。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乌喇宁古塔官兵一千人，到瑷珲筑城驻防。后又增调五百人加强驻军，达斡尔兵士近五百人到瑷珲附近的额苏里屯田。十月，康熙帝任命萨布素为“镇守瑷珲等处将军”(即黑龙江将军)，统辖松花江以西、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中上游地区。这样，东北地区便由黑龙江、宁古塔、奉天三名将军分兵驻防，完成了军事部署。为保证军需供应的畅通，又在瑷珲与吉林一千三百四十里之间，设立驿站十九处，由汉族流人充当站丁。又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乌喇督造战舰，修治盛京与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的水上运输，以便向瑷珲运送粮草军械。理藩院与户部官员，到索伦与蒙古地区，“督理农务”，征调粮食、马匹和牛羊，作支援战争的准备。(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九册)第四章 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
收复雅克萨 康熙帝在加紧整饬边防的同时，一六八三年九月，谕理藩院晓谕俄国，“倘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圣祖实录》卷一一二)。一六八五年春，康熙帝见边防渐固，决计出兵反击俄国侵略者，收复雅克萨城。任命彭春为统帅，调京营八旗兵约六百人，福建藤牌兵四百二十人，连同瑷珲驻防的二千人，对俄作战。布特哈八旗与蒙古族人民，侦察敌情，安设驿站，供应军需。五月二十二日，清军分水陆两路进攻雅克萨，以战舰封锁江面，使用大炮攻城。城中俄军不敌，首领托尔布津出城乞降，誓不再来雅克萨侵扰。康熙帝命释放俄军俘虏六百余人回国。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撤回瑷珲整休。俄军退后，盘踞在尼布楚的统领伊万，又派遣托尔布津领兵返回雅克萨，筑城设防。一六八六年二月，清兵二千人，在萨布素、郎谈的率领下，再次进攻雅克萨。七月，清军四面挖壕筑垒，围困敌军。九月攻城，托尔布津被炮火击毙。八百多名俄军败死，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这时，俄国派出使臣到北京，要求解雅克萨之围，进行边界谈判。清军主动撤离雅克萨，双方开始谈判的准备。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一六八五年末，俄国任命御前大臣、将军费·阿·戈洛文为全权大臣，组成谈判使团。俄国沙皇秘密训令使团：“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否则就以左岸支流比斯拉特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再其次以雅克萨为界。但俄国在黑龙江及其支流有通商的权利”。妄图通过谈判，侵占清朝边地。一六八八年五月，康熙帝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组成对俄谈判使团。康熙帝谕令索额图等：“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照此“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圣祖实录》卷一三五)六月，使团行至克鲁伦河附近，遭到蒙古准噶尔部的阻击，退回北京。后经两国重新协商，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八日(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尼布楚正式开始谈判。
在尼布楚谈判中，中俄使团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戈洛文反诬清朝挑起战争，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即严加驳斥，指出俄国侵略了中国的领土，中国才被迫自卫反击，并严正声明：“鄂嫩、尼布潮(楚)系我国所属毛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虞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俄国所窃据(《圣祖实录》卷一三五)。俄国应归还侵占中国的领土。索额图遵照康熙帝的密谕，坚持必须收复雅克萨，但“如彼使者恳求尼布潮，即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清朝企图作出重大的领土让步，以换取边疆的稳定。戈洛文喜出望外，进而坚持以结雅河为界，拒绝交回雅克萨，致使谈判陷入僵局。清朝使团担任翻译的随员传教士张诚(法国人)、徐日升(葡萄牙人)等，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两位传教士得知康熙帝可能同意俄国人每年去北京贸易，受清使团的委托，去俄国使团的营帐交涉。俄国使团认为“去北京进行自由贸易，是期待已久的最大利益。因此他们可以接受皇帝(康熙帝)提议的分界线。”(《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日译本第一集)当晚，传教士带回了条约的俄文本。在此之前，俄国曾经三次派遣使团去北京，寻求通商途径，未获结果。这次意外地如愿以偿。经过十六天的谈判交涉，七月二十四日(公历九月七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字，树立界碑。签约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此河发源处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
一、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迁移北岸。
一、俄国在雅克萨城所建城障，应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一、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人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以法处罚。若十数人，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抢掠，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一、此约订立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一、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一、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一、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尼布楚条约》是清朝与外国缔结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清朝收回了被俄国侵占的部分领土，阻止了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俄国由此合法占有中国的尼布楚地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继续划定了两国中段边界。一六九三年，俄国派遣义杰斯出使中国，谈判贸易问题。清朝准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来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免税贸易八十天。俄国政府的商队，由此得以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并采购茶叶、缎布等运回本国，获利很大。
三、东北地区的经营
清朝在订立《尼布楚条约》后的三十年间，加强了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军事、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
建城设防 清朝在瑷珲筑城设防之后，一六八六年又在墨尔根建城，驻扎索伦、达斡尔旗兵十五佐领。尼布楚订约后，一六九一年修筑齐齐哈尔城，驻兵十六佐领。在宜卧齐地方(今尼尔基)设立布特哈总管衙门，统领各族兵民。康熙末年增编到一百零八个佐领。
宁古塔将军的辖区，一六九二年修筑伯都讷城，设付都统驻防。当地的锡伯族和卦尔察族人编旗为兵，设协领六名统带训练。一七一四年在三姓(依兰)筑城，设协领统辖，赫哲人编组为四佐领驻防。在珲春建城，将库尔喀族人编为三佐领驻防。
旗丁与旗地 清朝对东北各族推行满洲八旗制度，据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的统计，吉林、宁古塔编旗的新满洲，共有三千二百五十三丁，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人，分驻在盛京、锦州、广宁、义州四城，由三十一名佐领统带，披甲种地，顶补当差。一六八二年，巴尔虎蒙古编为十佐领，共五千余户，一千余丁，分驻盛京、开原等八城。一六九九年，裁撤八城驻防旗丁的老弱，另由伯都讷调遣锡伯壮丁二千名顶补。盛京附近地区，先后迁来各族旗丁六千五百余丁，连同家属约有二万余人。此外，原来调驻北京的旗丁也陆续迁回盛京。对于盛京周围的各族旗丁，清朝实行满洲八旗的授田制。据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年)户部官员在东北丈量，东起抚顺，西至宁远，南自盖平，北至开原的耕地共计三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九百三十亩，其中二千七百六十二万二千二百八十亩定为“旗地”。满蒙等各族的旗丁，每丁给地五晌(三十亩)。其余作为“民地”，由汉人耕作。定为旗地的田地上，还设立皇室粮庄三百零五所，其中二百二十一所设在河西，直属京师内务府。其余八十四所，属盛京内务府。盛京户部另设官庄一百二十七所。
黑龙江将军辖区，自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在瑷珲筑城屯田。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城和布特哈八旗相继建立官庄六十一所，公田十一处。编旗的官兵则在附近授田垦殖。
宁古塔将军辖区，在吉林、宁古塔、伯都讷等城和打牲乌拉，设立官庄七十四所。(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九册)第四章 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
东北各地的皇庄和官庄，役使大批的汉族农民进行生产。这些汉人的来源是：(一)流人。顺治十一年到康熙七年间，盛京刑部统计，从刑部和督捕衙门流徙到尚阳堡的罪犯即有三千五百一十五名，连同家属共五千九百一十四人。三藩战争后，三藩的部属大批被流放到盛京充当庄田壮丁或到黑龙江充当驿站站丁。还有大批“从宽免死”的罪犯，流放到东北边地为奴。近人估计，顺康雍百年间，东三省之流人，近十万人。(二)买卖。档案记录，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盛京正黄旗下的一名庄头，即购买男女人丁十八名之多(《盛京内务府档·京来档》康熙八年七月十二日)。一七一二年，明确规定准许关外各处旗人来京买人，由驻地将军发给部印文。可见入关购买汉人已很普遍。(三)籍没。官员犯罪，家属籍没为奴，被流徙到东北边地。(四)投充。明末以来陆续去东北垦荒的汉人，被迫投身旗下，编入庄田。以上这些来源不同的汉人，身份是壮丁或奴仆。流放的罪犯自带铁索，打死勿问。
民户与民地 旗地以外的民地，系由汉族农民开垦。他们被称为民户，是自耕的农民。
明清之际，民户大量逃移。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山海关内各地汉族农民去东北地区开垦。设辽阳府，辖辽阳、海城两县，以统治汉族农民。一六五七年，辽阳府改为奉天府。据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的统计，奉天府尹管辖下的民户共计五千五百五十七丁，耕地六十万九百三十三亩。应招出关开垦的农民，尚不及关内一县之数。康熙初年，战事暂停，去东北开垦的汉族农民大量增加。一六六六年，增设为两府九县(州)。奉天府辖辽阳州与承德(沈阳)、铁岭、盖平、开原、海城等县。新设锦州府，辖宁远州与广宁县、锦县。一六六八年，康熙帝又停止实行“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汉人出关须办理起票记档等手续，以为限制。但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的农民，仍然大批流入关外。一六八五年时，两府各州县所辖民户，共计两万六千二百二十七丁，耕种田地增至三百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九亩，较一六六一年增长了五倍多。
民地的汉族民户，直接向官府交税，与旗地的壮丁、奴仆地位不同。民地与旗地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关系，也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旗地仍实行满洲的八旗制度，民地则实行府县制的统治。
边地诸族 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两岸以及库页岛上的赫哲、费雅喀、鄂伦春、奇勒尔、库雅喇、恰克拉、库耶等族未编旗的居民，在原来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由姓长、乡长统领，归宁古塔副都统统辖。清廷规定，每户每年要进贡貂皮一张。一六七六年，编定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两岸贡貂者共一千二百零九户。以后，又陆续增加了七百零一户。一六九○年，库页岛上的库耶人首领，曾与奇勒尔、费雅喀、鄂伦春等族一道到北京贡纳貂皮(《圣祖实录》卷一四九)。清廷以“宗女”嫁给边地诸族首领以为羁靡。嫁去的“宗女”，不少是民女。各族人民称之为“皇姑”，满语称为“萨尔罕锥”。
边地诸族人贡貂，清廷例有回赐，称为“赏乌绫”(财布)。赏赐分为五等，一等赐萨尔罕锥，二等赐姓长，三等赐乡长，四等赐子弟(姓长、乡长之子弟，又称穿袍人)，五等赐白人，即各族平民。赏赐物主要是各种服装穿戴和日用品。据说，清朝得一张貂皮，须费银十两。旨在“羁靡诸部，固我边陲”。
城市与商业 东北地区人口的增长与耕地的扩大，促使城市商业日渐发展。一六六八年停止招民开垦，但并不限制商人去关外贸易。直隶、山西等地汉族的皮毛商、山东回民的贩牛商等各地商人大批到东北地区往来货贩。一六七六年盛京城市税收银二千一百三十两，其中主要是商税。一六八○年增长到三千两。锦州府城建立的初年，税银只有六百七十余两，到一七○八年时，增至一千六百余两，以后又陆续增加到一千九百余两。宁古塔城顺治时城中尚无汉人。康熙末年已有居民三、四百家，商贾三十六家，主要是经营布帛杂货和饮食业。随着商业的发展，明代作为边防军镇的城市，逐渐形成为贸易中心。城市中饮食业与典当业也随之兴起。康熙末年，盛京城中有酒肆上千家，当铺约有三十家，锦州城内有当铺十九家。其他中小城市中，当铺、酒肆和烧锅(酿酒业)等也很发达。边地渔猎民族用貂皮等到城市交易。赫哲族每年到宁古塔贩卖貂皮，换取布匹、粮食、铁锅、食盐等生活用品。宁古塔的商人又把貂皮送到北京贩卖。在边地城镇中，汉族商人还向满洲官兵赊卖货物，从而在当地取得一定的势力。
东北商业中，人参的收购是一项特殊的交易。人参是东北地区特产的名贵药材，采参获利甚大。清初即已划定区域，将一百一十处参山分配给八旗各牛录，分别采掘。吉林打牲总管衙门所收人参专供皇室需用。一六八四年时，乌苏里江之富钦河、讷恩图河上游山中，发现新的产参区。这时，乌喇、宁古塔一带人参采挖已尽，八旗旗丁得清朝允准不再分山，俱到乌苏里江附近山中采参。满洲旗丁视采参为特权。大批汉人流民也到乌苏里江附近山中私自采参，不能禁止。山东、山西的流民，每年三、四月去产参地偷采，至九、十月间返回。一六九四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报说：每年去吉林、宁古塔等偷采人参者，不下三、四万人。一七○九年，实行“参票法”，仿照颁发盐引的办法，每年发参票两万张，作为采参的凭证。一万张发给满洲兵丁，一万张发给商人承包，由内务府抽收参课(税)。商人承包采参，获得大利。一七一四年，皇商王修德等即承参票八千张。每票交官参税课二两五钱，银十两。但向“刨夫”(采参人)征收的人参，每票多至二十余两(每两价银二十两)。汉人私自入山偷采的人参也多由官员或商人购去。争购人参成为一项获利巨大的商业经营。
辽沈地区自顺治至康熙，先后九十余年不断开发，据一七二四年统计，已垦地一千二百四十万亩，有城市十五座。吉林、黑龙江地区新建城市八座。这些城市既是军兵驻防之所，又是商业贸易中心。满汉及边地各族开展着物品的交换，活跃着经济生活，与明代辽东的景象大不相同了。
(二)厄鲁特诸部的兴起和清朝对蒙古的统治
清朝建国前，皇太极已经臣服了漠南蒙古诸部。漠北和林故地至阿尔泰山的喀尔喀蒙古三大汗，曾在一六三八年(崇德三年)遣使向清朝进贡，此后成为定制。漠西蒙古四部，是瓦剌的后裔，清人称为四卫拉特，在西北地区游牧。杜尔伯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在雅尔(塔尔巴哈台)地区。和硕特部在今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部在伊犁河流域。卫拉特四部又统称为厄鲁特。顺治时，清军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厄鲁特蒙古诸部在西部地区得到发展。康熙时，清军与准噶尔部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进而统治了蒙古诸部。
一、蒙古和硕特的兴起和对藏族的控制
和硕特部在漠西四部中是较为强盛的一部，与准噶尔部为邻，一六三七年(崇德二年)分道东迁。顾实汗(固始汗)图鲁拜琥率部迁至青海地区游牧。顾实汗弟巴噶斯率部迁徙到河套地区。顾实汗在一六三七年即遣使去盛京，向清朝进贡。顺治帝即位后，又遣使祝贺。顺治帝诏命顾实汗统辖诸厄鲁特。
明代蒙古和藏族地区关系密切。蒙古俺答汗曾请求明朝派遣藏族喇嘛去蒙古传布佛教，并在一五七八年(明万历六年)请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的第三世呼毕勒汗锁南嘉错去到青海。俺答汗赐给锁南嘉错以大批礼物，并封赠“达赖喇嘛”称号。“达赖”蒙古语意为海洋，是崇高的象征。按照转世的制度，锁南嘉错被称为三世达赖。追称前世根敦主巴为一世达赖，根敦嘉错为二世达赖。三世达赖也赠给俺答汗以“转十金法轮咱克喇瓦第·彻辰·汗”的崇高宗教称号，并通过俺答汗向明廷贡纳方物，请求敕封。明神宗赐给僧衣、采缎、食茶等物，授予大觉禅师称号。三世达赖又自青海去鄂尔多斯蒙古地区传教。一五八八年(万历十六年)，明朝加封三世达赖为大国师。次年，三世达赖病死。转世的四世达赖是生在青城(呼和浩特)的蒙古俺答汗的长孙、法名云丹嘉错。蒙古与藏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这时，藏族的喇嘛教仍存在不同的教派。被称为红教的传统旧派(红帽派)与宗喀巴创立的黄教格鲁派相互敌视。达赖喇嘛是格鲁派的领袖，住在拉萨的哲蚌寺。后藏地区只有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由宗喀巴的另一弟子克主结转世的喇嘛主持，此外都还为红教所控制。四世达赖曾应邀到扎什伦布寺巡视。此后，扎什伦布寺的转世喇嘛只保持宗教上的领袖地位，而政治事务统属于前藏的达赖。但后藏地区的执政者第悉(摄政)对前藏也有政治权力。《蒙古源流》等书沿用蒙古人的习惯称谓，称他为“藏巴汗”，即“藏人的汗”。事实上，藏族中从来并没有过“汗”的称号。这时的“藏巴汗”是彭错南杰，他与红教派相结合以反对黄教。四世达赖要把他的势力扩展到后藏，不能不和红教及藏巴汗发生冲突。一六一一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四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哲蚌寺。彭错南杰也到了拉萨，谋求和解，但遭到黄教僧俗的抵制。四世达赖被迫逃到桑耶躲避纠纷。藏巴汗的势力却在发展，并吞了前藏的大部分地区。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十二月，四世达赖云丹嘉错病死。(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九册)第四章 清朝统治的巩固与疆域的奠立)
转世的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于一六一七年出生在帕木竹巴系的贵旅家庭。这时帕木竹巴在政治上已与后藏分离，宗教上仍奉红教。但罗桑嘉错出生的穷结家族却同情于黄教格鲁派。五世达赖是由这时主持扎布伦寺的罗桑却吉坚赞喇嘛寻认的。这时后藏的彭错南杰已死，子噶玛丹均继为藏巴汗，对转世的达赖予以抵制，对他与蒙古的关系深怀疑虑。一六二一年(清天命六年)，蒙古军入藏，受到噶玛丹均的抵抗。噶玛丹均军万余人战败。罗桑却吉坚赞等出面向蒙古军请和，噶玛丹均军免遭屠戮。一六三一年(天聪五年)，藏巴汗噶玛丹均又联合帕木竹巴等旧派贵族反对黄教，五世达赖被迫逃离拉萨。
一六三五年(天聪九年)秋，察哈尔蒙古却图部王子阿尔斯兰领兵来到拉萨。他支持红教的藏巴汗反对黄教。但出于掳掠的目的，他又去攻打藏巴汗，攻下日喀则和江孜，四出焚掠。阿尔斯兰因被告发而被他的父王下令杀死。顾实汗与准噶尔部的巴图鲁浑台吉联合消灭了蒙古却图部。顾实汗来到拉萨，五世达赖赠给他“持教法王”的宗教称号。顾实汗也对达赖属下的官员给予封号。顾实汗返回和硕特部后，一六三八年(崇德三年)曾遣使邀请五世达赖，但未能成行。藏巴汗对黄教的敌视，促使五世达赖和黄教格鲁派僧俗更加依靠蒙古的支持，并请求顾实汗出兵援助。一六四○年，顾实汗为了解除黄教在东部的威胁，出兵攻打康(喀木)区信奉本教的必里王。次年，征服康区六“岗”，必里王被杀。蒙古兵驻西藏中部，击败藏巴汗噶玛丹均的军兵。战争继续了七个月之后，一六四一年底，擒杀藏巴汗。次年，攻下了后藏首府日喀则。
在战争进行中，达赖喇嘛、藏巴汗和红教喇嘛噶玛巴曾分别上书清帝皇太极。携带信件的使者在一六四二年(崇德七年)十月到达盛京，住留八月，返回西藏。这时，藏巴汗已被处死。顾实汗授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以十三万户，扶立他为全藏的领袖，同时任命一名第巴(藏语，地方执政者)参予执政。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又加给住持札什伦布寺的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的称号(四世班禅)，分治后藏。班禅是“班第达·禅布”的省称，意为大圣者。
顺治帝即位后，即遣使往迎五世达赖。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达赖遣使祝贺顺治帝即位。一六五二年十一月，五世达赖到达北京，朝见顺治帝。次年二月离京返藏，顺治帝赐给金印，加封号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得到清朝的封赠，统治全藏和各地喇嘛教。他在政治上受到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的控制，但又可通过教权控驭蒙古诸部。一六五三年，顺治帝诏封顾实汗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赐金册、印。次年，顾实汗返回拉萨，在哲蚌寺病死。
顾实汗之子达延汗等在一六五九年从青海到拉萨，不久即离去。顾实汗任命的第巴已死。五世达赖独专藏政，后藏贵族又发动叛乱。同年十二月，达延汗返回西藏，镇压了叛乱。并在次年七月，任命青海的济善驻藏参予执政。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达延汗死，子达赖汗继位。一六七一年三月，在拉萨举行了即位庆典。一六七九年五世达赖自行委任桑结嘉错为第巴执政。一六八二年九月，五世达赖病死。第巴桑结嘉错掌管藏政，长期隐瞒五世达赖的死讯，仍以达赖的名义进行活动。这时，北方的蒙古准噶尔部在噶尔丹汗统治下，正在向外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