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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的继续与吏治的腐败

2018-03-24 20:21:23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尼泊尔自一四八二年以后,巴德冈王国、帕坦王国和加德满都王国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别向清朝贡献金叶表文。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是康熙帝以后统治时期最长的皇帝。在他退位以前的二十多年间,统治机构由腐败而渐趋于腐朽,清王朝逐渐进入了衰败时期。

以武功自诩的乾隆帝,在侵缅战争失败后,又在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发兵侵入安南,镇压安南人民的起义。清军遭到失败,损失惨重。由于西藏内部的纠纷,又招致了清朝与廓尔喀的战争。乾隆帝在战胜廓尔喀后,在西藏地区确立了各项制度,使这一边境地区得以安谧,是他退位前对清王朝的最后一个贡献。

乾隆帝统治时期,清皇室挥霍无度,早已成为最大的贪婪集团。乾隆帝晚年信用大学士和珅秉政,形成了以和珅为首的官员贪污网。自朝臣至地方官员,竞相搜括,以贪贿为能事。各地自督抚以下的贪污大案不断发生。乾隆帝虽然陆续处置了大批触法的官吏,却无法遏止普遍形成的贪风。自省县至乡里,吏治腐败,贪赂公行,清政府自上而下,日益腐烂了。

不堪忍受严酷盘剥的各地民众,酝酿着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甘肃和台湾相继爆发了人民起义,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一)对邻国的战争与英国使团的来使

一、对安南的战争

一四二八年,安南黎利建立黎氏王朝。一五二七年,权臣莫登庸篡位。一五九二年,贵族郑松从清化出兵攻占河内(今河内),立黎维潭为王,政权掌握在郑氏手中。郑氏派往镇守顺化的阮潢,逐步控制了南方,与郑氏对峙,形成了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从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七二年,郑氏与阮氏先后进行了七次大战,在安南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六六六年,郑氏用黎维禧的名义,把南明永历王朝颁发的敕印送缴清朝。次年,康熙帝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一七七一年,阮文岳、阮文吕、阮文惠三兄弟在归仁府西山村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当地政权。一七八五年打退了暹罗侵略军,消灭了南方统治者阮福映的军队,控制了安南南方地区。一七八六年挥军北上,直捣河内。国王黎维祁于一七八七年潜逃。黎维祁母、妻及宗族二百人,逃往广西太平府龙州边界。清两广总督报告朝廷。乾隆帝认为,百余年来,黎氏王朝朝贡不绝,清朝有“兴灭继绝”的义务。遂派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兵一万二千人,云南提督乌大经率兵八千人,并纠集黎氏王朝残余势力镇压安南农民起义。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十月末,孙士毅和提督许世亨的部队出广西镇南关,直奔北宁,渡过富良江(即红河),于十一月十九日占领河内,黎氏族人出迎。黎维祁也在夜半求见清军统帅,孙士毅传乾隆帝谕,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在清军侵入北宁时,安南农民起义军吴文楚部转移到宁平和清化交界的三迭山。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文惠率领部队北上,反攻入侵清军。沿途农民纷纷参军,到义安时,已经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大军,配备大象一百头。阮文惠到达三迭山与吴文楚研究敌情后,断言:“他们(清军)来到这里是自寻死路而已。这次我亲临指挥,攻守之计已定,不消十天功夫,就可以打退清军。”阮文惠部署军队,准备一举歼灭清军。孙士毅在河内毫无戒备,正在策划侵略南方,俘获阮文惠,向乾隆帝报功。清军官兵都忙着筹办筵席,饮酒作乐,欢度春节。除夕之夜,农民起义军秘密运动到河内前线,清军并未察觉。当阮文惠指挥军队突然进攻时,英勇的农民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大象载炮投入战斗。清军惊慌失措,自相践踏。在混乱中,黎维祁首先携带家属逃窜。孙士毅在亲兵掩护下,慌忙撤退,渡过富良江后,便拆断浮桥逃命。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万余人,或被农民起义军击毙,或是落水淹死。孙士毅在镇南关,收容逃回的官兵,不到清军总额的一半,大量的粮械火药丢失殆尽。从云南开化厅马白关出兵,侵入安南宣化镇的乌大经部,遭到农民起义军反击后,也仓慌逃回国内。清朝侵略军损兵折将,狼狈不堪,受到了安南农民的惩罚。

阮文惠领导安南农民打退了清朝侵略军,保卫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和国家主权。但他并不愿继续与清朝为敌,因而派侄阮光显“赍表入贡”。阮文惠改名阮光平,于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亲自到北京祝贺乾隆帝的八十寿辰,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病死。一八○二年(嘉庆七年),安南南方贵族阮福映攻陷河内,受清封为越南国王。

二、对尼泊尔的战争

尼泊尔自一四八二年以后,巴德冈王国、帕坦王国和加德满都王国并立。一七三一年分别向清朝贡献金叶表文。一七六八年廓尔喀族沙阿家族的普里维·纳拉扬攻占加德满都,登上尼泊尔王位,并统一了全国。因此,清朝称尼泊尔为廓尔喀。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病死,其兄仲巴胡图克图独占他的大量财物,弟舍玛尔巴愤恨不平,逃往尼泊尔,挑拨廓尔喀与西藏的关系,阴谋夺取仲巴财产。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廓尔喀王朝借口西藏商税增额、食盐糅土,由巴哈杜尔·沙阿派达莫达尔潘德率领尼泊尔军队,从聂拉木侵入西藏,并围攻坚守协噶尔宗的西藏军队。清廷命四川总督鄂辉、成都将军成德增援,但他们都按兵不战。清驻藏查办官员、侍卫巴忠密令西藏堪布私自与廓尔喀议和,许岁币银五万两。达赖喇嘛反对,巴忠不理,遂与廓尔喀私订和约。廓尔喀退兵,巴忠向清朝谎报得胜,又劝说廓尔喀遣使朝贡,受封为国王。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因西藏没有缴纳岁币,派步兵数千人,从聂拉木大举进攻西藏地方。驻藏大臣保泰张慌失措,赶快把班禅转移到前藏,并奏请迁移达赖到西宁,班禅到泰宁暂住。仲巴早已闻风携带资财先逃,喇嘛济仲扎苍乘机造谣说,占卜不宜作战,动摇人心,藏军溃败。廓尔喀兵大掠扎什伦布寺,震动了西藏地方,达赖和班禅急速向清朝报告战争形势,请求增援。

这时,在热河扈驾的侍卫巴忠听到消息,畏罪自杀;驻藏大臣保泰被定罪,枷于军前。乾隆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索伦兵二千人、金川土屯兵五千人,进军西藏,反击廓尔喀侵略军。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从青海草地进后藏,闰四月会合西藏官兵三千人进军,五月侵入西藏境内的廓尔喀兵败走,六月清军向廓尔喀境内进军。领队大臣成德、岱森保为左路,总兵诸神保为右路,中路为主力部队。海兰察率领三队前进,福康安带领二队跟进。海兰察在铁索桥(距济陇八十里)上游,结筏抢渡;福康安在铁索桥处造桥夺卡,合攻廓尔喀兵,追击一百六十里至协布鲁,又前进一百数十里至东觉岭,两崖壁立,中隔横河,水深流急,清军分兵在上下游抢渡,才通过这一险要地方。六月初九日至雍雅山,廓尔喀王朝感到惊慌,遣使到清军营议和。福康安置之不理,继续进攻,六战六捷,侵入廓尔喀国境七百里,到达纳瓦科特,距国都阳布(加德满都)仅一日路程。廓尔喀派兵十营,固守山岭,坚决抵抗。八月初,清军冒雨上山二十里,在陡险地方,遭到廓尔喀军滚木雷石的冲击。廓尔喀兵乘势三路反击,清军且战且退,损失很大。海兰察、额勒登保等督师力战,才稳住阵脚。

廓尔喀虽挡住清军的进攻,但大军压境,国都仍处于危险地位,因此再次遣使与清军议和。清军遭到挫败后,感到进军国都非常艰难,并且到八月底大雪封山,全军则处于危险境地,便与廓尔喀议定和约:宣布巴忠私订的协议书作废;廓尔喀归还在西藏掠夺的财宝,包括金塔顶、金册印等,以及俘掳的人丁;并交出沙玛尔巴的尸体;还规定尼泊尔每五年向清朝朝贡一次。清军退出廓尔喀领土,战争结束。

中尼战争中,英属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曾派遣柯克帕特里克使团赶到加德满都,名为援助,实际是要乘机控制尼泊尔,进而侵略西藏地方。中尼迅速达成和议,英国殖民者这个阴谋才未能实现。(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册)第五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三、英国使团来使

清初,英国商船主要在郑成功父子统治的厦门和台湾,与中国贸易。康熙帝开放海禁后,英商在广州设立商馆。乾隆时,英国商船主要在广州贸易。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英国总商喀喇生与通事洪任辉,向宁绍台道申请在宁波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诏谕封闭各地口岸,只准外商在广州一处通商。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到天津,向清廷告发粤海关勒索外商,并再要求在宁波贸易。乾隆帝派员查核,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又谕英商不准去宁波贸易。这时,英国经过产业革命,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以东印度公司为据点,不断侵入东方,扩展商品市场。据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的统计,进入广州的西方商船共五十九只,其中英国船四十六只,居各国之首。

一七八七年(乾隆五十二年),英国国王曾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查尔兹·凯斯卡尔特为使臣,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务,使臣在途中病死。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Gtorge Lord Macartney)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八十三岁寿辰为名前来中国,以探听中国内部情况,谋取商务利益与各项特权。

全权特使马戛尔尼勋爵在英国统治集团中是个有声望的人物,他在印度担任过重要职务,曾任驻俄国彼得堡公使,签订英俄通商条约,后来又被推荐为孟加拉总督,辞不就任。在他出使中国的使团随员中,还有秘书乔治·斯当东爵士(兼代缺席时的全权特使)、使团卫队司令官本松上校以及医生、机械技师、测绘员、画家等;另有炮兵、步兵、工匠、仆役等,使团全体人员共一百三十五人。分乘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兵船和“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海船,配备水手、官兵六百五十人。使团带有精心选购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器用、图象、车辆、军器、船只模型等礼品。使团的开支和礼品费用都由东印度公司负担。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绕过南美洲,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到大沽口。清廷派长芦盐政瑞征接待,直隶总督梁肯堂亲自迎接。使团于八月二十一日到北京,九月二日去热河行宫,十四日乾隆帝在万树园御帷接见特使和秘书,并设宴招待。随后由大学士和绅、福康安等陪同游览万树园,为乾隆帝祝寿,观剧,二十一日起程回京。十月三日,清朝颁赐国书和礼品,示意使团回国。马戛尔尼匆忙开具说帖,提出六条要求:“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之税律,从宽减税;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将中国所定税率录赐一份,以便遵行。”(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卷)乾隆帝颁发国书,对这些无理要求逐条驳斥,并对英国提出在舟(珠)山划一海岛及广州附近之地归英商使用等节,严肃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帝看到英国有侵占领土的企图,随即通令沿海督抚戒备,说“今该国有欲拨给近海地方贸易之语,则海疆一带营汛,不特整饬军容,并宜预筹防备。即如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澳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广东海防汇览》卷二十二)又在给英王国书中警告说:“若经此次详谕之后,尔国王或误听尔下人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当立时驱逐出洋。”

十月七日,马戛尔尼使团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再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于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自广州回国。

马戛尔尼使团此行,虽然未能实现对清朝的各项要求,却由此探察了中国军事、政治和社会情况。他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各方面的资料,并认为中国停滞不前,对世界民族知识贫乏,宽衣大袖的军队未受过军事教育,武器也还是刀枪弓箭。预言英国将能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获得利益。作为英国侵华先驱的使团,为英国以后武装侵略中国提供了依据。

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帝时,曾因朝见礼仪发生交涉。清廷坚持要英使行跪拜礼以维护“天朝尊严”,马戛尔尼作为英国特使,拒不跪拜。最后,许以单膝下跪的见英皇礼觐见。乾隆帝在接待英国使团和对英使无理要求的批驳中,表现了昧于世界形势,以“天朝”自居的保守性,也表现了对英国侵略企图的必要的警惕性。他已模糊地感到,力求侵入中国领土的这个海上之邦,已不同于他所谓的“蕞尔小夷”,而将是难于应付的对手。

(二)西藏制度的改订

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雍正帝封颇罗鼐为郡王,兼管前后藏政务,留驻川陕兵两千人(后减为五百人)。颇罗鼐执政二十年间,西藏在清廷统治下,大体保持着稳定的局势。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颇罗鼐去世,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与七世达赖不和,并反对驻藏大臣纪山,奏请撤出驻藏军队,又刺杀在阿里地区的长兄策布登,以防清廷倚任分权。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侦知珠尔默特与准噶尔部联络,任命傅清和拉布敦为驻藏大臣进藏,伺机除珠尔默特。傅清等召珠尔默特至驻藏大臣衙门,乘其不备,将他杀死。随侍珠尔默特的藏军焚烧衙门,傅清自杀,拉布敦被乱军打死。清廷派川督策楞与提督岳钟琪领兵进藏平乱,七世达赖与西藏僧俗官员已将叛乱平定。乾隆帝嘉奖七世达赖,并随即改革了西藏的政治体制。此后,不再封授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官爵。在西藏设立“噶厦”作为地方政府。噶厦设噶布伦四人,管理西藏事务。“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清廷由此提高了达赖的政治权力,并确定了驻藏大臣的职权,派兵一千五百名长期驻藏,三年一换。此后约四十年间,七世、八世达赖和摄政第穆诺门(八世达赖年幼,设摄政代行),与驻藏大臣协同执政,西藏的政局又趋稳定。

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清王朝对廓尔喀的战争,以反击廓尔喀的入侵开始,以侵入廓尔喀的失败告终。战争暴露出西藏地方制度的许多弱点。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派工部侍郎和琳为钦命西藏办事大臣去藏,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查询西藏情势。又命吏部尚书摄四川总督孙士毅驻前藏,与大将军福康安等会商西藏善后事宜。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至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间,清王朝对西藏的各项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订。

金瓶的颁授——达赖、班禅的转世,例由吹忠(护法巫师)作法,指示转世活佛呼毕勒罕所在之地。其间不免产生弊端,前辈达赖、班禅家族有如世袭。乾隆帝认为,廓尔喀之战,即由班禅家族兄弟之争所招致,是“族属传袭之流弊”。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帝制作金瓶,颁发给西藏。此后达赖、班禅转世时,命四吹忠将所指灵童的姓名及生年月日,各以藏、满、汉文写在牙签上,置于瓶内。在驻藏大臣主持下,当众抽签决定。乾隆帝确定此项制度,以防止西藏贵族从中作弊,同时也是在保存西藏宗教传统的形式下,加强了清朝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时的监督和任授的权力。达赖、班禅的坐床典礼,也由驻藏大臣主持。

藏军的建立——西藏原有藏兵,系作为居民的差役。平时很少训练。廓尔喀军侵入藏境时,藏兵并无防御能力,甚至“乘间即逃,遇敌即退”。战争之后,清廷在西藏建立正规的藏军,定额三千名,拉萨及日喀则各驻一千名,南部边地定日与江孜各驻五百名。藏兵每年给予粮饷青稞二石五斗,遇有征调,再增加支给。军官设戴琫五名,下设如琫十二名,各管兵二百五十名。如琫之下设甲琫、定琫。兵丁发给军器军火,认真操练,按时检阅。各级军官由驻藏大臣与达赖会同选任。驻藏大臣定期到各地巡视军防。

货币与贸易——廓尔喀与西藏贸易,购买食盐、酥油等物,例用廓尔喀所铸银钱,往往因折价不公,发生纠纷。战争之后,清廷在西藏铸造银币行用,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背面铸藏文。又对周邻各国商人到西藏贸易,规定了登记造册、纳税等制度。外国来往人员并须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册)第五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赋税差役——西藏民众负担繁重的赋税差役。富户及官员、活佛家属均领有执照免役。清廷规定,此后将执照一律收回,所有差役,平均负担。只有新建的藏军兵员,可予免役。经历战争的地区,分别免去一年至两年的差徭。前后藏所有人民以前积欠的税收,予以捐免。又规定僧俗官员向人民催收赋税,不得提前预收来年赋税及逃亡民税。达赖及班禅的收入支出,需报驻藏大臣审核。

以上各种改革,均由福康安等与达赖、班禅会商后,逐条开列实施细则,呈报乾隆帝核准。战后至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间,前后共奏报一百另二条,称为西藏“善后章程”。福康安等又将历次呈奏的主要内容合并为二十九条,奏报乾隆帝,并将藏文本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由西藏官民遵照执行。(原件现存两寺,汉译文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由于章程经乾隆帝钦定,又称“钦定章程”。

廓尔喀战争之后,清廷对西藏实行的改革,加强了清廷和驻藏大臣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也加强了驻藏大臣对西藏地区的军事、财政、经济的管理。“钦定章程”进而对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行政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是:

——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至扎什伦布诸务,亦俱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仍于巡办之便,就近稽察管束。

——前后藏遇有噶布伦、戴琫、商卓特巴以下大小番目等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亲族人等,概不准干预公事。

——大寺坐床堪布喇嘛缺出,俱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秉公拣选,给与会印执照,派往住持。

——达赖喇嘛所管大小庙宇喇嘛名数,开造清册,噶布伦所管卫藏地方各呼图克图所管寨落人户,一体造具花名清册,于驻藏大臣衙门及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以备稽查。

——藏内喇嘛前往各外番地朝山礼塔者,由驻藏大臣给与照票,限以往还日期,回藏之日,仍将照票缴销,不得逗留边外,如有潜行私越者,即行究治。

——外番人等来藏布施瞻礼者,由边界营官查明人数,禀明驻藏大臣验放进口,事毕后查点人数,发给照票,再行遣回。

——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番私行发信。(《卫藏通志》卷十二)

清廷的这些规定,极大地加强了驻藏大臣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涉外事务的权力,使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强化,西藏内部的统治秩序,也因而进一步巩固。英国自建立东印度公司以来,蓄意插手西藏内部事务。西藏章程的制订和制度的改订,也抵制了英国的觊觎,巩固了边疆,是乾隆帝退位前对清王朝做出的最后的一个贡献。

(三)吏治的腐败与人民的反抗

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间,清王朝已经日益陷入了衰败的境地。连年的战争和皇室贵族的靡费,使朝廷财富日益虚耗。满族八旗兵丁生计日困,军力日弱。满汉官员的贪黩腐败,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各省以督抚为首的贪污大案,不断被揭露。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以后,朝廷上和珅专权聚敛,上下串通,贪贿公行。乾隆帝耽于游乐,朝臣弄权,朝政日益昏暗。自朝廷至地方的各级官员,贪污腐败,象蛀虫一样在腐蚀着清王朝的大厦。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已在兴起。

一、各地官员贪污案的迭起

两淮盐引案——早在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的被揭露,震动了朝野。两淮盐政尤拔世向盐商索贿不果,上奏说:“上年普福(前任两淮盐政)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见存十五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乾隆帝以历任盐政并未奏闻有此项收入,检阅户部档案,亦无造报派用文册,显系盐政私行支用。自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提引以来,二十余年,数额巨大,密令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彰宝、尤拔世清查后上奏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高宗实录》卷八一三),“历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余息银两,共有一千零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至十三万之多,普福任内收受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纲银私行开销者又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借端开用者,尚未逐一查出。”(《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盐商藉称办公名色,以提引应交官帑冒称乐输报效,滥邀褒奖。又将支用所余应输运库之项亦乾没不交,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交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乾隆帝命将原任盐政普福、高恒,盐运使卢见曾革职,解赴扬州交彰宝等按款查究。

七月,彰宝等奏称:查出卢见曾令商人办买古玩,未给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又查出和前任监掣同知杨重英名下,“隐寄累累”,尚有余引无著银三百九十六万余两。乾隆帝以查抄高恒家产,“几值数十万,一应精粗什物俱存,且平昔费用奢侈,核其见存赀产,不甚相悬。”而“普福家当,查办时所存资财无几”(《高宗实录》卷八一五),疑有寄顿。一面命彰宝等继续详查,一面命将高恒、普福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鞫讯。九月,鞫实“高恒、普福侵蚀盐引余息,高恒收受银三万二千两,普福私销银一万八千八百余两。”(《高宗实录》卷八一八)军机大臣傅恒等结案后上奏说:“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除自行侵用银六百二十余万两外,或代购器物,结纳馈送,或借名差务,浪费浮开,又侵冒银至数百万两。”历年各商共应完纳银九百二十七万五百四十八两。各商代吉庆、高恒、普福购办器物作价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两,又各商交付高恒仆人张文学、顾蓼怀经手各项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七两,各商代高恒办檀、梨器物银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两,“均该商等有心结纳,于中取利。”通共应向商人“追缴银一千零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六钱”。又有普福自向运库支用并无档册可查之丁亥纲银四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两,因普福无力赔补,亦“在通河众商名下均摊”。“卢见曾婪得商人代办古玩银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两,例应在见曾名下勒追”,“如见曾家属名下不能全完,仍应在各商名下分赔。”(《清稗类钞》第三册,《两淮盐引案》)乾隆帝命将高恒、普福、卢见曾绞监候,秋后处决。此案涉及几任两淮盐政及众多盐商。官商勾结,侵吞税银千万两之多,连续舞弊达数年之久,上下相欺,贪利成风,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

甘肃冒赈案——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揭露的甘肃冒赈案,是全省官员上下勾通,合伙贪污的大案。

早在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地瘠民贫,储粮较少,而边地灾荒需赈事多为由,奏请按旧例收捐纳监生的本色粮,作为备荒赈恤之用。当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奏请乾隆帝允行。于敏中又奏调浙江布政使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协助办理。王亶望到任后,恃有于敏中庇护,改收捐监本色粮食为折色银两,并且倚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七)于是各地连年虚报灾荒,具结申转,名为以捐粮赈灾,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将捐纳银两私分。此后,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布政使,又将私收折色银一事专交兰州府承办,并公议每名监生捐银五十五两,此项捐银,由“首府分发各州县”。(《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二)这样,全省各地大小官员便联为一气,通同作弊,集体私分。“各州县亦视侵冒官项为故常,竟无一人洁己奉公。”(《高宗实录》卷一一四○)直到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去甘肃镇压苏四十三起义(见下节),奉命与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甘肃赈灾事,才发现“该省旱灾请赈,全属虚捏”,将该省官员冒赈私分捐银事上奏。乾隆帝惊叹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说“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等相继被刑部提讯处斩。府道州县官贪污二万两以上者拟斩决,以下者拟斩候。先后处死各级官员约六十人,另四十六人,发往伊犁、黑龙江等处充役,遇大赦不得援例宽释。贪污官员分别监禁者多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册)第五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事后乾隆帝忆及甘肃捐监之事,最初是由已故大学士于敏中力言应开,说:“是于敏中拥有厚资,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高宗实录》卷一二四八)命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

浙江贪污案——甘肃冒赈案被揭露后,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已调任浙江巡抚,乾隆帝命斩王亶望,查抄其家产。又发生了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为首的浙江官员贪污查抄钱物的奇案。

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帝阅看查抄王亶望任所资财呈览物件时,怀疑其中有抽换不实之弊,命现任藩司兼织造盛住“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一)九月,盛住查出升任河南粮道王站住首先随同抄籍,“有将金易银,那掩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四)校检解缴内务府入官物品进呈册,与底册开载不符。王站住底册有金叶、金条、金锭等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查对解缴内务府进呈册内,并无此项金两。多列银七万三千五百九十三两,系将金换银。又底册内有玉山、玉瓶子等件,亦未载入进呈册内。乾隆帝派户部侍郎福长安取道河南,将王站住解任,押带赴浙质审。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盛住查办,又命大学士阿桂从河南治河工次赶赴浙江按治。阿桂讯问王站住,王站住供称查抄王亶望资财,有金约四千数百余两,银约二三万两,玉器甚多。“我查办时,总督陈辉祖曾吊取备用物件阅看。”乾隆帝命将陈辉祖革职拿问,由河南巡抚富勒浑补授闽浙总督。陈辉祖供称:“以金易银一款,查抄时据调任布政使国栋面禀商换。”乾隆帝认为国栋(时任安徽布政使)与陈辉祖“商同舞弊,是此项金项全系陈辉祖、国栋二人抽换抵兑,分肥入己,自属显然。此事大奇,为从来所未有。”(《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国栋革职拿问,交阿桂审办。

阿桂还未到浙江,浙江前任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王杲俱至热河。乾隆帝面询他们办理王亶望资财事,并命据实书面自陈,李封才覆奏:“陈辉祖接见司道时,言及查抄王亶望金两发与首县换银解缴,李封并曾向钱塘县换金五十两等语。”乾隆帝发现他们与陈辉祖“联为一气,突梯脂韦”,“俱各知而不言”,“此案竟系总督与司道商同作弊,实出情理之外。”(《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五)命将李、陈、王革职,又令在浙官员悉心查对。

在浙官员查对王站住原抄底册与咨送内务府、崇文门暨外估各册,“尚有底册开载之物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并未造入者计一百宗,底册本无而解京及外估各册内造入者八十九宗,名色不符者二宗。”奏称陈辉祖首先起意,以银易金,并抽换玉瓶、玉山子等件,而经手之各委员等遂而通同舞弊,肆行抵换隐匿。请将经手检查、造册之知府王士翰、杨仁誉,同知杨先仪,知县张翥革职拿问。江南河道总督兼安徽巡抚萨载讯问国栋后也奏称,国栋曾目击陈辉祖委员购买朝珠,“将抄出朝珠之佳者私自藏匿,反将平常不堪之物当众人耳目挑选添入,以为抽换地步。”(《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六)乾隆帝命将这些奏折发交阿桂、福长安阅看,逐条严讯。

阿桂、福长安抵浙后,查出陈辉祖抽换玉器、字画等件,并换金八百两与“那移掩饰及倒提年月各情弊。”(《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乾隆帝命阿桂查勘办理山东运河河工,福长安押解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审办。陈辉祖将以银换金、隐匿玉器、抽换朝珠等情供出,大学士九卿等拟立置重典。乾隆帝以陈辉祖为前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命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国栋、王士翰、杨仁誉亦定斩监候,杨先仪、张翥发新疆充当苦差,李封、陈淮、王杲发豫省河工效力。次年二月,闽浙总督富勒浑奏,访查闽浙两省亏空,是陈辉祖因循贻误。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也劾奏,陈辉祖武备废弛。乾隆帝以陈辉祖在总督任内惟务营私牟利,于政务民事漠不关心,赐令自尽。浙江官员的这一贪污案,是在受命惩治贪犯、查抄犯官家产时,又从中贪货谋利,而且自督抚至司道,上下勾通舞弊。可见官场的贪污,早已习以为常,无所不至了。

山东库银案——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婪无厌”,“所属州县亏空累累。”(钱泳:《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又奏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于敏中弟)“贪纵营私,勒派所属州县,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帝览奏后,派军机大臣和珅偕左都御史刘墉与钱沣驰赴山东查办。未去之前,和珅先遣仆人送信给国泰,被钱沣截获,“搜得私书,中多隐语。”(《清稗类钞》第三册,《国泰以交通和珅伏法》)和珅授意钱沣为国泰弥缝,钱沣回答说:“且到山东再看。”待到山东历城盘库,和珅又提出不用全数弹对,只抽盘数十封,没有短绌就可以了。和珅回馆舍后,钱沣即命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库中并无五十两一铤的帑银,多是圆丝杂色银,是借诸商铺户银临时充数的。钱沣诘问库吏,得实。出告示命诸商来领,“库藏为之一空”。(《履园丛话》五,《书南园先生事》)经查出,历城县知县郭德平一人,即亏空四万两。

再去查章丘、东平、益都三州县库,皆多有亏空。又查出“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官盈千累万”,其中一案即“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并查出国泰勒派婪索银两,皆济南知府吕尔昌与冯埏经手。而布政使于易简逢迎阿附国泰,“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

乾隆帝命将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等革职拿问,任命直隶布政使明兴为山东巡抚,太常寺少卿孙士毅为布政使。明兴、孙士毅等通查诸州县仓库后,奏称“查办山东各属亏空,竟至二百万两之多,实堪骇异。”乾隆帝命于狱中讯问国泰、于易简,国泰等诡称因办理王伦“逆案”,“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说:“王伦滋事之案,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至有二百万两之多?”(《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命国泰、于易简狱中自裁。此贪污库银案,以巡抚为首,下与州县通同舞弊,上有和珅庇护支持,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江苏包庇贪吏案——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江苏高邮州巡检陈倚道揭报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并查获私描印篆、假给串票,具禀高邮州和扬州府。知府刘炳和知州吴瑍“俱未批发”。次年正月,陈倚道又向巡抚和藩司衙门举告,巡抚闵鹗元和布政使康基田明知陈倚道所告属实,但也“置之不问”,“沈阁不办”,并将陈倚道派往他处采办硝斤,以图消弭此案。(《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二)陈倚道不服,派家人张贵赴北京控告,将揭报文册投至户部侍郎韩■私宅,转呈乾隆帝。乾隆帝派兵部尚书庆桂和刑部侍郎王昶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审办,并传谕两江总督书麟协同江苏巡抚闵鹗元查明复奏。书麟复奏知州吴瑍“袒庇书役,沈阁不办”,奏请革职。闵鹗元在复奏中则“始终袒庇吴瑍,曲为开脱”,对高邮州吏胥私雕印信,假冒重征案,“意欲弥缝”,“饰词回护”。(《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乾隆帝命将吴瑍革职,闵鹗元解任,一并交钦差大臣庆桂归案质审。调任安徽巡抚福嵩为江苏巡抚。

两江总督书麟见事态扩大,又奏称:“扬州府知府刘炳于陈倚道具禀之后,即行提审,将林之佩假印伪票各情究出,尚无扶同徇庇情事”,企图为闵鹗元等开脱。乾隆帝览奏,说刘炳“藉称犯证未齐,不即通详办理,其为扶同徇隐,情弊尤属显然”,书麟“希图掩饰,并不将闵鹗元及该府刘炳严参,一味瞻徇,实属有负委任。”并说,“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护恶习,牢不可破。督抚等皆如此连为一气,罔上行私,又何事不可为耶!”(《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将书麟交部严加议处,“革去翎顶,暂留总督之任,以观后效。”又以江宁布政使康基田“于本任应办之事,经巡抚批令严查,转移交臬司办理,推诿迟延竟至三月之久”,“瞻徇推诿,非袒护属员,即系迎合闵鹗元之意。”(《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三)命革去顶戴,暂留藩司之任。又命庆桂、王昶将闵鹗元、刘炳、吴瑍革职拿问,连同案内犯证、卷宗押解热河行在审办。康基田亦革职,解赴热河。又令军机大臣会同行在法司严审后,将案犯、质证等发往北京,命大学士九卿等定拟。并以江苏按察使王士棻见抚藩通同循隐而不据实参奏,“乃亦置若罔闻,延阁不办,非迎合上司即系袒护属员”(《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五),命将其革职,交书麟、福嵩严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十册)第五章 乾嘉时期的清朝)

在审讯过程中,福嵩又参奏闵鹗元巡抚任内,句容县粮书江嵩年等将花户完纳钱粮折封侵挪案发,闵鹗元不亲提严审,仅批饬江宁府提犯审讯,难保无瞻顾轻纵。乾隆帝命将句容县知县王光陞革职,交福嵩审讯。福嵩又查出句容书吏侵用钱粮三千七百两,漕米八百余石。乾隆帝以书麟驻扎江宁,距句容不过数十里,“亦竟漫无觉察”(《高宗实录》卷一三五六),又将书麟革职治罪。

大学士等审讯后,闵鹗元斩监候(后释回),康基田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书吏林之佩、夏琯等处斩,王士棻、刘炳等革职,书麟以头等侍卫职衔遣戍伊犁。

江苏巡抚包庇贪吏案,乾隆帝从严究治,对总督、巡抚以下官员重加惩处,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官场,官官相护,上下串通营私,办事因循拖延,彼此推诿,日趋腐败。乾隆帝也日益感到了吏治败坏的威胁。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曾巡视直隶、山东等地,目睹官府的腐败,慨叹说:“身为督抚者,惟知养尊处优,不以民事为重,且遇刑名重案及城工等事,往往因循怠忽,展转迟延,阳藉详慎之名,阴遂诿玩之计。”一七八八年(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盗犯马十行劫一案,事悬两载,尚延宕未结;山东金乡县借帑修城,时过数年,尚未办理开工。乾隆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又说:“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帝曾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会议,酌定各级官员承办各类事件的期限,但懈宕废弛的颓风,依然不可遏止。乾隆帝重惩两江督抚,意在使官员知所儆戒,但官场腐败的积习,并不能因此而有所变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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