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据史载：“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他一即位，便首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九月初八日汗谕：“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食，违者治罪。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