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中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者、教授）
1919年5月4日，大约五千名北京学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反对凡尔赛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定。这场游行很快就引起公众愤懑情绪的爆发、民族主义的宣泄、对西方的深深失望及对“卖国的”北京军阀政府的强烈谴责。这场运动来势汹汹及影响深远，全国立即响应，迫使在凡尔赛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和约。民族主义、公众舆论、群众游行已崛起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兴力量，有些历史学家更称赞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要追溯到1898年，当时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9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加入了协约国，并将德国驱逐出胶州湾；随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为了使占领合法，日本将这一点包含在确认其山东地位的二十一条条款中。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其要求，日本还与列强签定了一系列条约。1917年2月20日的日俄协定，俄国承认了二十一条，而日本则同意承认1912-1915年期间俄国在外蒙古所获得的利益。翌日的英日协定，英国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会议上，支持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同意日本对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国所窃取领土的权利；而日本则同意支持英国对太平洋赤道以南德国所占岛屿的权利，作为回报。日本也和法国及意大利签定了类似的秘密协定。及后，1917年11月蓝辛--石井(Lansing-Ishii)协议签定，美国承认“领土相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即日本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而日本则口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
对山东问题的致命一击，是1918年9月北京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军阀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京的指示下，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
日本带着这些秘密条约来到凡尔赛，自信能在山东问题上获胜。毋庸赘言，日本如能保住山东，便是间接承认了“二十一条”的有效性和与北京政权签订的秘密协议的可行性。这些条约使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它地区获得了比在山东更多的特权。日本对待条约的行径，显示了它在国际关系的务实态度，这与中国人信奉西方思想的天真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代表团来到了这个他们认为是忠实于民主、自决、保护弱者原则的公正法庭上。事实上，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计划已使中国人着迷，许多人相信，久已期待的世界民主终于到来了，威尔逊要从破碎的旧世界中锻造出一个新的世界。1918年11月17日，六千名中国人在北京游行，庆祝西方民主在对抗德国专制和黩武主义上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在怀抱这种高期望，中国代表团来到凡尔赛，发誓要寻求收复山东，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热情澎湃的乐观情绪迅速变成为沮丧，因为他们被冷酷地告知，和会并不是为了调整昔日所有的国际间的恩怨而召开，而是为了解决战争结束后出现的问题而召开，因此，只有山东问题被列入了议事日程。
中国代表团申明，山东是孔孟的出生地，属于中国的圣地，而且自从1917年中国参战和废除所有对德条约时，日本所声称的继承自德国的权利就不复存在了。还有，在1898年有关胶州湾的协议的第五款规定“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他国”。同样，二十一条也是无效的，因为条款从来未得中国国会批准。再者，中国从1917年参战后，地位有了很大变化--从中立国变为交战国--这样就有资格援引国际法中的“情势不变”的原则，废除二十一条。作为反驳，日本代表团平静地公开了1918年与北京的秘密协议，指出中国参战后已“欣然同意”山东问题。中国的争论决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山东的命运木已成舟。
协约国因为与日本有秘密协议，所以支持日本的立场，这使得威尔逊成了中国立场的唯一支持者。日本发出威胁，要提出种族平等的议题来讨论，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就退出和会。很明显，日本不可能在山东和种族两个议题上都遭到否决。最终，威尔逊被协约国代表和他的顾问劝服，首要的是先建立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后再为中国争取公正。1919年4月28日，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裁决了山东问题。
当巴黎决定的消息到达北京时，中国对威尔逊及其理想主义信条的信任粉碎了。学生为威尔逊的背叛行为而激愤，发誓以血保卫山东。具影响的《申报》评论道：“巴黎和会之始，我们多闻所谓的”公正的胜利“、”支持弱小民族的权利“，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求助他人者是注定要失望的。让国人今天知道，一劳永逸的是自力更生。如不是国人抛弃了自己的利益，谁能侵犯它们？”
5月4日，几百名归国学生众在一起，讨论民族危机和民族受辱时能做些什么。他们决定向凡尔赛发电报，抗议这个不公正的决定；另外，向中国代表团发电报，督促他们，如果有关山东的条款不修订，就拒绝条约。他们也决定发动一场群众游行，向外国公使提呈请愿书，转递巴黎。
参加游行的有来自北京十三所大专院校的大批学生，人数激增到五千人。巨大的横幅在人群上空飘舞，上面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和“诛卖国贼曹汝霖”的字样。当游行队伍经过曹的住宅时，游行群众的秩序消失了。这时，学生不能自制，冲进曹宅。由于曹已经逃掉，他们就痛打其它客人(这人正是“欣然同意”1918年秘密协议的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放火烧了曹宅。当姗姗来迟的警察到达时，大多数游行者已离去，只逮捕了十人。
逮捕事件引起的实时反响，是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辞职。罢课很快扩展到其它主要城市的学生当中，全国的店主、工厂工人和商业机构的雇员也参加了游行。一场联合抵制日货的行动紧随而至，人们停止购买日货和乘坐日本汽轮，而码头装卸工拒绝卸载日货。在公众持续增加的压力下，5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同时，上千封电报发往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拒绝条约，并且威胁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惩治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中国救国会发的一封：“举国对山东问题之失败而愤慨。永不签约。我们要求你们立即退出会议，与其主动投降不如被迫强占，否则责任独在于你们。”北京军阀政府混乱不堪，无力采取明确立场，于是将签约的决定留给了代表团本身。为了防止代表屈服于外来压力或者政府的秘密命令，在巴黎的中国学生组织起来，二十四小时监视他们，以确保无人离开其住所。6月28日的签字仪式上，没有中国代表。威尔逊明显感到失望，有人听到他喃喃道：“这糟糕至极，它将引起严重混乱……不幸至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为了拉拢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威尔逊牺牲了中国；然而他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这个国际组织中。更加讽刺的是，1933年第一批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中，日本位居其一。至于中国，虽然拒绝了对德和约，但却和奥地利签定了条约，因此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责编：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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