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中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历史学者、教授）
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随后对西方的兴趣仍在持续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却出现了分歧。那些对凡尔赛和会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外，迷恋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归咎西方的物质主义，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因而建议用中国的唯心论作为矫正方法。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再加上对东西方文明、科学与形而上学孰优孰劣的大讨论，以及用现代的方法和标准重估中华民族遗产的努力--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高峰。
外来访客 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7月11日，杜威与妻子到访中国，由胡适担任翻译。杜威作了多场公开讲演，内容包括：他的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他自己关于教育、思想方法和道德的理念；他对当时三位大哲学家的观点，即博格森(Bergson)、罗素、詹姆斯(James)。他演讲的厅堂总是人头攒动，包括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杜威告诉听众："'如果'没有一场基于理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是不可能改变的。'中国'政治革命是一场失败，因为它是外部的，形式上的，只触动社会运作机制，而没有影响实际控制社会的生活观念。"22杜威讲解的哲学和社会理念，在美国学生听来一定会感到枯燥无趣，但中国青年学子却热切恭听，对杜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情的描述道："这里求知若渴--我确信，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的青年中这是绝无仅有。"
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7月，罗素在中国居留了大半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他也作了一系列公开讲演，但内容要旨却与杜威的大不相同。罗素是一位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他没有告诉中国人应该作些什么来适应现代世界，相反，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对生活静谧、人道、忍耐与和平的看法。他说，尽管儒家中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比起西方倡导的爱国主义，则危害较少。”后者更容易导致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他深受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理念吸引，这很接近他的理念：“推进创造冲动，消除占有欲望。”他歉意地评价道：“至于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有着不同的道德情操，区别是我们在坏的一面，因为我们精力更充沛，所以每天犯下的罪恶更多。”罗素讲演内容的本质，是西方应该学习中国“正当的生活观念”，而中国应该“获得西方的知识，但要抛弃机械主义的观念”--意谓把人当作原材料，用科学的操纵方法来塑造。
罗素的建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他们急于成为现代人，盼望成为爱国的、民族的、积极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和平的、孝顺的和消极的。他们更急于摧毁儒家来推进西化，而不是教导西方如何获得中国人有关生活的人道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是妨碍中国人努力仿效前进的、有活力的西方的枷锁，为了进步，必须抛弃它。在向西方式变化的速度和节奏中，没有为儒家昔日的静谧留有余地。
其它访客包括：1921年，美国教育家盂禄(Paul Monroe)；1923年，德国哲学家德里施(Hans Driesch)；1924年，印度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R．Tagore)。邀请博格森和欧肯(Eucken)的计划没有实现。
除了外国访客的贡献外，西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所热切追求，他们的兴趣反映了从英美来源向德俄来源的转变。法国哲学家博格森的着作由张嘉森译介过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的着作由王国维译介过来。陈独秀和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李达写了有关辩证法和列宁、布哈林(Bukharin)，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思想的文章。李石曾介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并推广克氏认为是进步的基本力量的“互助”和“合作”的理念--这是对达尔文“竞争”思想的直接反驳。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政治家采纳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越来越获得激进分子的欢迎。对渐进式社会变革和迅速根本变革孰优孰劣的一场大辩论很快便爆发了。
问题和“主义” 在中国，胡适是实用主义的主将，他不遗余力地提倡研究和解决具体及实际的问题，“一点一滴”进化式地改善社会。李大钊与在他之后不久的陈独秀，则主张效仿苏俄的形式，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治社会转型。胡适在一篇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的文章中，督促国人避开那些高谈阔论和无所不包的“主义”，因为那些“主义”一无所是，而且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造的丧钟！”他强烈主张：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个那个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他反对盲目的行动主义和漫无目的的革命，而建议自发的和逐步的改造，以消除社会进步的五大敌人--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混乱。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回答道，“主义”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总方向”，是必须的。他以同样犀利的词锋争辩："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族(Romanoffs)没有被颠覆、经济组织没有被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
胡适反驳，没有一种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的难题；每个问题必须分而攻坚，分而解决，而“主义”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浪漫假设。虽然李大钊承认最后这一点，但仍然支持政治行动：“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919年年中，陈独秀还不像李大钊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承认“与其模棱两可地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如提倡教育和工人解放的实际问题”。但到1920年底，他也成为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信政治行动的功效；他争辩说，“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但他还是承认，革命与社会改造不能在一夜之间笼统完成。
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作是金科玉律。”
自相矛盾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社会和政治问题亟须迫切和直接的解决，但胡适及其追随者在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后，竟钻研起文学批评、古代史和考据这些不大实际的工作来。另一方面，许多“主义”和提倡根本变化的人走到工农中，直接研究他们的问题。很明显，胡适没有看到实用主义是稳定的美国社会的产物，那里容许自由检验问题和实行改造，而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完全缺乏实验和逐步改造所必须的社会政治条件。
到东方去！到西方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中国人恍然大悟，梁启超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和盲目崇拜科学是冲突的根源，并且认为中国重精神的思想可以矫正这种不平衡现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作者梁漱溟也为努力保卫中国文明的完整性而反对科学与民主，他宣称人类的生活依赖其基本的精神，所以牺牲中国自己的精神而支持外国的道德准则和体制，这是自损其命。然而，我们应该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发展本身的长处。二梁贬抑西方的物质文明，也相应地颂扬中国的精神文明；两人都督促国人：“到东方去！”
相反，胡适和其它一些西化提倡者喊道：“到西方去！”吴稚晖痛骂梁漱溟为“十七世纪的无用之物”。胡适宣布，中国不但是在科学与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每一方面--政治、文学、音乐、艺术、精神面貌，甚至是体形。尽管如此，提倡西化的人仍对科学地和批判地重估中国的文化遗产表示兴趣。胡适用西方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无先例的理论：中国古代的名家严格讲来并不是一个学派，百家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有它自己的逻辑思维方法。梁启超也表现了同样的近代学术风范，重新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的着作，也编撰了不少着作，其中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概论》。同样闻名的是北大的“疑古派”，他们彻底研究古代典籍和历史，对它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并推翻传统观点认为孔子是这些作品的编纂者。毋庸置言，民族遗产的重估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大功绩，也极大的扩展了它的领域。
结论：
1917-1923年的思想革命，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冲击的第三阶段回应。第一阶段--从1861年至1895年的自强运动--在外交与军事现代化方面做了粗略的尝试；第二阶段--从1898年至1912年的变法与革命时代--是接受西方政治体制的时期。年的思想觉醒，标志了从传统的中国基础向完全西化的进一步转变。到1920年，中国已名副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了。
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出现分歧，自由主义者宣称这是一场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观及肯定人权的运动。新文学文体的诞生和白话文正式的采用，令一些人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保守主义者却攻讦这场运动对青年产生腐化影响及对传统思想不尊重，尽管他们也承认这场运动在激发民族主义方面的作用。激进者颂扬这场运动，李大钊称赞它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而且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毛泽东形容这场运动是由知识分子领导，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所策动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样，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学家把1919年5月4日视为分水岭，将八十年的“旧民主”时期和“新民主”时期分开，在后一历史时期，无产阶级成为一支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共产主义发展成为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越来越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
撇开这些不同的观点不论，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目的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以及创造一种新文化，批判地和科学地重估民族遗产及有选择地接受外国文化。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认为，”思想基础"的彻底改变，是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成功的先决条件。旧道德、旧习俗、旧文学、旧的社会关系，以及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受到了贬抑性的攻击，以为新兴的体制开辟道路。然而，新文化却姗姗来迟，五四运动在摧毁昔日方面比在创造未来方面更为有效。
然而，有三项功绩却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文学革命导致1920年白话文的正式确立和以方言写作的新文学的兴起，这种文体以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础。现在，文学扮演了给公众灌输社会意识的训导角色--“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
第二，各种的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涌入，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由胡适阐释、后来为国民党部分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1921年以降的中国现代史，主要是这两个党派及其不同途径斗争的历史。
第三，民族主义的加强刺激了少年中国(Young China)的崛起，使它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岌岌可危的地位异常敏感，对掌控自己的命运十分珍惜。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心理重建和民族自信，部分地补偿了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孱弱感和卑贱感。结果是，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猛烈反抗及对结束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意愿。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对思想革命的特点有些夸大，但它的主要成功，在于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推毁了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哲学学派。批判性地重估中国与西方的文明来锤炼一种新文化，这一公然的做法，只是激起了一系列争论和论战，而没有创造出新文化。但是，却为创造性地采用外国的观念和体制，以处理中国的局势，奠定了基础。不管是沿着进化的抑或革命的路线，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创造一个完全现代但与众不同的新中国来拯救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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