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寿彝，中国着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共产党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共产党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中共联合，与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共产党，消灭红军。
1937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中共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共产党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中共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发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发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中共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共产党的策略方式的确发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文说：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中共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说：“敌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敌，一定要全国一致的抗敌，要在统一命令之下的抗敌才可以有效。..我们始终承认：唯有统一才能真正抗敌，亦唯有统一，对外才能有真正的战争。”
第四，“保全军队”，“化除系统”。这是说军队可以保全，但非蒋系统的军队系统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系统必须消除。“说到这一点，先要明白统一之梗是在于军队系统，故如果能够保全军队而同时化除系统，则割据势力必于不动干戈之中消灭，而和平统一于焉实现。”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化除军队系统”的办法，即“地方政治与军人完全脱离关系”、“军队应与驻在地脱离关系”、“军队应与统率的将领不发生绝对关系”。以上是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主要内容。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付中共，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内外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国民党确定了与中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完成了其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此后对付中共的主要斗争方式。全会发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表示“此后惟当根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统一”原则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案提出的“根绝赤祸”的四项最低限度的办法，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实质。
它说：“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由以上可见，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和方针发生了明显转变，由武力“剿共”转为“和平统一”。但这种改变仅是策略上的改变，是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它的消灭中共的根本方针、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统一”策略，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斗争方式的特殊性。
面对国民党“和平统一”的新策略，中共提出了争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反对党内的尾巴主义和无原则让步的倾向。
1936年11月，刘少奇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阐述，领导权问题是阐述的重点问题之一。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来中共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所以，在统一战线实现后，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总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会时，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改变，因而采取了“和平统一”方针，就是用“和平统一”方式消灭中共。中共在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发展为“联蒋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马上便面临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出现的可能性和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新问题。因此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便成为此后中共对付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则立场。中间势力始终坚持主张抗日与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的倾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中共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样，一方面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中间政派在内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帜下汇合起来，向着实现武装抗战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共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根本方针，致使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便是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策略与中共“独立自主”方针的斗争。抗日战争实现后，国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矛盾和斗争，带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并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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