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南京政府1937年上半年统一国家进程的全面推进，是现代中国国家形态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此形势下，任何党派团体、政治人物，不论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冲突，都不得不委曲求全以适应这一政治现实，即使另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共也不能例外。
西安事变一结束，中共中央就积极配合南京当局和平处理西北善后问题，并于1937年2月10日正式宣布废止苏维埃革命的旗号，放弃此前各项阶级革命的目标，愿意在抗日基础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改制改编，“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
1937年7月底，由于日本军队利用在北平郊区卢沟桥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大举出兵并开始占据北平、天津地区，南京政府决心“应战”。中共希望的全国抗战局面终于出现了。举国抗战无疑大大强化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政治象征力，但是，此举也不可避免地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力带来严峻挑战。这是因为，抗战的发生，一时间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内部的政治运行轨道和运作方式，地方政治的分裂和以暴易暴、强权独裁的立国治国方式也没有完全改变，甚而至于，这会因为对外战争的爆发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
抗战爆发一年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道路的这一趋向就做过概括说明。他指出：现代中国的建立取决于枪杆子，民族战争靠枪杆子，阶级战争靠枪杆子；社会主义靠枪杆子，民主共和国也靠枪杆子。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不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在他看来，“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因为中国的一切取决于枪杆子，取决于军事实力大小，因此，一旦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对日作战中陷于失败，军事实力逐渐缩小，新的军事力量渐渐生长，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蒋介石国民党是否适合继续统治中国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曾对下令“应战”的决策颇有悔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随手而得平津，殊出意料之外”。对日外交似过于强硬，“如当时密允宋哲元准倭筑津石路，则至少可有一年时间展缓准备，亦较完密。此则余对于外交政策一惟舆论是从，而疏于远虑，自乱大谋之过也”。
但是，面对平津危机，如果仍以不抵抗态度处之，不仅会导致华北数省事实上被日本控制，危害既定的全国抗战部署，而且会严重损害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南京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地位。因此，明知各方面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蒋介石也不得不下决心应战。
导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地位动摇的首要原因，无疑是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和国民革命军主力一次次战役的重大失利。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为抵御日军大举推进，至少与其进行过20次以上动员兵力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会战和成百上千次重要战役。八年抗战中，陆军死亡超过177万人，空军毁机2468架，死亡4321人，海军舰队则损失殆尽。节节抵抗所带来的节节败退及损兵折将，只会严重地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国民党中央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军心、战力日渐削弱和萎靡，处于其强力统治下的各种内在矛盾遂逐渐滋生发酵并蔓延开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军事力量在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以及其政治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抗战开始之际，改编后的中共军队只有不足3万人，约1万支枪，兵力还不足蒋介石统率的整个国民革命军的2%，装备及火力更无法与其他正规军相比。就实力而言，这一兵力不论对抗战军事，还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均不具有重要影响。这显然是蒋介石敢于再度“容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对于红军改编谈判中中共坚持不放弃军权，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脱离二战区转入敌后游击作战，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拒绝和阻止，应该也是没有把中共的这点力量放在眼里。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向敌后农村拓展，意外地获得了巨大空间。
红军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的时间是1937年8月20日，到12月下旬，八路军人数已猛增两倍，发展到9.2万人，枪亦增倍。1938年底，八路军更进一步发展到16万人。连同中共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到1939年初，中共正规武装合计已达到22万人左右。再过一年时间，其正规部队更发展到47万人之多，已占到蒋当时统率下的正规军总数的将近1/4。中共控制区域，也相应猛增，从战争爆发之初陕甘十余县的范围，陆续伸展到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敌后数省农村地区。1940年2月，毛泽东甚至一度考虑力争在最短期内将正规军扩展到100万人，“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了。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实力的此消彼长，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全国抗战打响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上至政治领袖汪精卫，下至普通文人墨客，投敌者成千累万，伪政权、伪军逐渐遍布日占区，轻而易举地就另建了一套同样号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权力机构。这是中国版图内部各种地方的、分离的、反中央的，乃至反民国的政治分裂势力，在这场战争中考虑他们各自的利益而做出的选择。蒋介石对此早就有所担心和预见。但作为执政党，国民党除选择军事抵抗外事实上也别无出路。
以弱抗强，非实行全民动员，并取灵活战术不可。但在内部处处裂痕的现实条件下，任何开放性组织和灵活战法都可能导致全局失控，大权旁落，军人出身、习惯于专权的蒋介石政治上坚持统制政策，军事上坚持统一指挥，处处防御，节节抵抗，结果是被动挨打，损兵折将，苦撑待变换来的只能是控制范围日渐缩小和自身实力的日渐削弱。
抗战期间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首先在于它不是执政党，因而它对抗日可以有完全不同于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战法。其次在于十年内战的血腥杀戮深化了两党相互敌视戒备之心，中共看待执政的蒋介石国民党，如同早年孙中山革命党看待袁世凯中央政府一样，亦鲜有信任可言。1937年8月20日红军刚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共产党人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上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不可能坚持抗战到底，抗战要胜利必须靠共产党发展壮大取得实力领导地位才行。
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抗战主张是：中国弱而大，面对强敌，不能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应诱敌深入，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与敌长期周旋。在他看来，国民党是执政党，当然负有通过阵地战和运动战正面抗敌的责任；中共兵力弱小，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发动和武装民众方面，主要只进行侧后击敌的山地游击战。对中共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他的解释是：作为地域广大的落后农业国，中国抗日最后成功只能依靠广大的游击战争。要“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非得靠军队到处去动员民众不可。故中共武装进入敌后的首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两项：“创造根据地”与“广泛发动群众”。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策略方针，中共开战后长期把对日抗战的工作重心放在创造根据地和发动群众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发展武装力量。由于中共的根据地多建在敌后日军主力较少深入的偏僻农村，甚或山区，它与日军主力正面作战相对要少得多，损失数自然远不如国民党多。然而，随着国民党失地越来越多，日军占领区域越来越大，中共在敌后创建的根据地却越来越多，其军队数量增长相对也就快得多。越到战争后期，中共的这一斗争策略及其在敌后存在的重要性，也就愈益突显出来了。
由于国共各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虽并肩作战，却缺少互信，甚至互相防范、互为仇雠，因此，两党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必定会引发各种政治联想，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改变。尤其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人，早在抗战开始第二年就已对中共影响与地盘扩大高度敏感了。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它更是专门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要求各地党政军警各部门“以组织对付组织”，“防范”、“限制”、“解散”、“取缔”、“制裁”中共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之宣传、组织与活动。随后，蒋介石很快分别委任沦陷各省区党政军机构负责人，把他们及其武装力量遣回敌后，试图实际阻止中共在敌后的自由行动与发展。
一方面中共全力发展并经营敌后根据地，所到之处不仅建立自己控制的地方政权，而且编军队、发钞票；一方面国民党必欲统一军令、政令，极力通过军事、政治手段防范甚至清除中共势力，自1939年下半年起，国共军事、政治摩擦不能不全面加剧，并且在1941年1月逼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1万余人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军队大部消灭，军长叶挺及部下7000余人被俘，政委项英等1000余人遇难。
但是，国民党的强硬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并不能真正起到防制作用，反倒是将国共两党关系推向了分裂的边缘。1940年底以后，国民政府不再向中共领导的边区政府及军队提供饷给，反过来，它也再难名正言顺地限制中共的行动自由了。
其实，1939年以后国共两党在敌后争夺农村根据地的较量，极大地暴露了国民党自身的弱点。因为，实践证明，几乎凡有中共武装深入的敌后区域，国民党派去的军政力量再多也不够与中共竞争或对抗的。这一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战时双方力量的消长及对比变化，除了受对日作战的牵制和消耗不同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抗战期间中共军事政治力量的活动与增长几乎全在农村，而它能够在日军与国民党两面夹击下生存发展，原因亦在其有着不同于日军和国民党的一套制度、组织、干部及政策方法。
对于外来的日本侵略者，中共以保乡守土和民族主义号召为动员；对于专制、官僚甚至腐败的国民党基层政权，中共则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干部清廉和合理负担相抗衡。
战时国民党政权像抽水机一样，用尽方法汲取底层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以应对战争之需，农民的生活乃至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当政的国民政府固然也尝试过减轻民众负担的办法，但在战争期间，军费糜耗，财政拮据，政府除穷尽一切手段向民间取得资财外，鲜有他法可想。再加上各级官吏、军官，往往还乘机贪污中饱，大批军队征发不断，这就更加加剧了基层社会官民乃至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共产党同样需要农民更多付出，但习惯于阶级思维的中共，却可以通过反奸清算剥夺所谓汉奸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清债退押运动等，将战争负担尽量多地分摊到富裕阶层中去。同时，中共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强化阶级观念的整党整风、自力更生的“机关生产”措施，以及展示政治民主的基层民选等做法，包括利用特货贸易改善财政状况，减少对农民的征发等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穷苦农民的负担，并强化了多数民众乃至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好感。
与农民的关系对国共军力的影响越到战争后期也看得越清楚。1940年以后，国民党连征兵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农民关系日趋紧张接连逼出几次大规模的民变，靠大批农民壮丁补充起来的军队，战力也大大下降。1944年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日军不数月即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沿海，甚至打到近临陪都重庆的贵州独山。抗战最后一年，国民党只剩西南和西北的少数几省还完整在手。
与此相反，中共政权及其武装却在敌后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1944年，中共成军60万人，1945年春则发展到90余万人，根据地已遍及敌后10余省近亿人口，党组织也由抗战初的2万余人一举扩展到了121万人。如果不是日本在美国、苏联的打击下投降太快，按照毛泽东的计划，等到抗战结束时，中国大部理当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了。
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告投降，国共两党中央对此均未能估计到，因而两党都有些准备不及。这个时候，国共两军兵力之比仍为4∶1，已经得到战时盟国美国在装备上援助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对要优胜许多。
但是，国民党军主力这时都集中在西南及西北的偏远地区，整个华北、华东，包括华中的大片地区，以及完全没有国共武装的东北地区，却就在中共各根据地的近旁，因而几乎成了中共的囊中之物。如果不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应蒋介石的要求，明令在华日军必须“向蒋委员长投降”，同时动用海空力量帮助国民党赶运军队至华东、华北和东北，抗战胜利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也未必就对国民党有利。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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