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愿意按照美、英、中《波茨坦公告》所列条件投降。当夜及次日，朱德就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七道命令，要求中共各部队立即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中共中央军委同时还分别具体部署了各地夺取中心城市的目标和计划。各地中共武装亦很快开始向周边大中城市挺进。
蒋介石得到消息，也马上发出多道电令，包括电令中共军队不得擅自行动，电令各地长官联络上海等大城市日伪当局不得向中共缴械交城，试图全力阻止中共军队就近抢占先机。由于要阻止日军向中共缴械必须取得美国方面的支持，而美国人这时甚至没有考虑中国人参与受降问题，故蒋不得不一面向毛泽东发出示好谈和的邀请，一面通过美国大使赫尔利（P.J.Hurley）辗转与美国政府交涉，要求在华日军不得向反国民政府军队缴械投降。一直拖到16日以后得知杜鲁门发布了要求在华日军必须向蒋投降的命令，他这才大体放下心来。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面临的并不是重现统一，而是分裂和内战的危险在加剧。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很清楚这种情况。他写道：“在1945年，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自从1911年满清帝国覆灭以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当对日战争胜利时，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假如我们让日本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
由此不难了解，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态势，并不有利于新的政治妥协的实现。自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就已经走到了破裂边缘。尽管因为受到日军反复大“扫荡”以及苏、美、英等战时盟国政府扶蒋政策的影响，中共最终没有采取激烈对抗的做法，但是，1939年以前那种准备战后和国民党共同建国的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了。1944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将国民党中央军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毛泽东更坚定了想要在战后取代国民党统治的雄心。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事实上已经将这种态度公开化了。
然而，由于战争结束得过于突然，国共两党围绕着受降、接收与沦陷区控制权的争夺正迅速引燃内战的火药桶的关键时刻，两党之间却出乎意料地都踩了刹车。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底，在国共两党历史上出现了几乎是唯一一次最接近于达成国家政治统一的全面“合作”的尝试。这一度合作之缘起，显然不是两党主观上出现了妥协的意向，而是受到特定的背景与环境干预的结果。
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20日、21日接连收到斯大林发来的要求他前去重庆谈判的电报后讲得很清楚。他在党内解释说：“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到和平建设阶段……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如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腊是英国所必争。中国亦然。”“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势力”。但蒋介石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暂时施以和平手段，是由于上述条件在起作用。同样，“我们也就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扩大我们的宣传。
毛泽东讲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因而联手推动国共和谈，就是战后国共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斯大林所以在欧洲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在中国出兵东北不援助中共，根本上也是因为战争结束前夕苏联与美英对战后国际格局已经秘密地做好了政治安排。双方这时都还小心翼翼地不愿破坏各自的承诺。
和战时国共关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和苏联的关系也始终处在面和心不和的微妙状态中。
为避免战后双方关系出现严重问题，斯大林早在1944年10月就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订了一项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通过这项秘密协定，苏联以不向西欧、北欧以及南欧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扩展势力为条件，换取英美承认东欧各国基本上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依据这一协定，当时在本国力量强大的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等国共产党，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武装，参加到英美支持的由本国流亡政府主导的所谓“联合政府”中去。
基于同样的设想，斯大林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进一步与美英首脑就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也达成了类似的妥协。进而，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苏联又通过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若干特殊权益以书面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在苏联看来，这也就意味着，以中国长城和朝鲜半岛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以南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以北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双方互不干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斯大林相信，长城以内的中共只能依照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做法，放弃武装，到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政府中去做官了。
正是在美苏双方的配合与干预下，国共两党最高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在1945年9月初至10月10日于重庆举行了和平谈判。但是，这个时候美苏两国均未直接介入国共谈判，因此两党谈判几乎没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双方只是在政治上表示认同中国“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的观点，同意说两党“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实际上，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必须完全统一于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央政府；中共坚持对华北等解放区要拥有控制权，“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因此，涉及军队、政权和地盘等问题，双方均未取得协议。10月中旬，重庆和谈宣告暂时休会，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就进入到内战状态了。
战后国共双方真正开始迈入和平统一的政治进程中，又是美国总统派特使马歇尔（G.C.Marshall）将军亲自来华调处两党冲突的结果。
马歇尔1945年12月21日抵达中国，只用了短短20天时间，就促使两党在关内全面停火，并且顺利促成了有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前所未有地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和平协议，国共两党在各党派代表的一致监督下明确宣告：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因此必须“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严禁军队干涉政治”，同时也“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确保军队编制之统一与军令之统一”；等等。
本此协议精神，同时在马歇尔的持续推动下，联合政府的建立以及整军统编问题的谈判等，一度也都有所进展。中共中央甚至开始考虑按照政协决议实行“军队国家化”之后党组织撤出军队，以及中共中央搬到南京附近的江苏淮阴，便利毛泽东等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等问题。
但是，基于美苏妥协迈出的这一步并无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马歇尔调处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只维持了不过两三个月。1946年1月31日政协决议通过只10天，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及军警特各部门就对各党派的庆祝活动大打出手，制造了较场口惨案。接着，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从蒋介石到与会代表大都对政协宪草决议有违国民党五权宪法精神的问题提出了指责，坚持必须加以修正。之后，国民党方面又接连制造南京下关惨案和昆明李、闻惨案，借打击倾向于中共的中间党派以压制不同声音。
不仅如此，国民党人这时还接连采取了刺激苏联的做法，包括拒绝与苏方谈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问题；在各大城市发动反苏示威，抗议苏联意欲独霸中国东北，以及要求苏军立即从东北撤军等。
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一方面反映了从蒋本人到党内强硬派无法接受中共等异己力量分享政权的强烈情感；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美英战后对苏态度在中国的一种折射。换言之，马歇尔在华调处所以会以失败收场，与战后美国政治外交战略选择条件所导致的美苏关系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歇尔在华调处的时间，恰好是美苏关系由战时合作转向战后利益冲突的时期。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因战时总统罗斯福去世全面转趋强硬。苏联拒绝严格按“百分比协定”允许英美势力染指东欧，及其向中东地区渗透，导致双方发生严重争执。对苏联必欲将中国长城以外的东北地区全部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做法，美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1946年2月，美国开始对莫斯科意欲控制中国东北的态度公开发声，美英政府并有意向报界披露了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将苏联置于不义地位。
随后，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美国富尔敦发表公开讲演，激烈谴责苏联将东欧国家拖入专制暴政的“铁幕”之中，要求美国带头予以抵制。
鉴于在中国东北合法建立安全缓冲区的希望破灭，与美英及与国民党政权已难和平共处，斯大林在中国东北问题上自然也不会再缩手缩脚了。
1946年2月下旬之后，东北苏军开始全面撤军。他们得到命令，不必遵守先前的外交承诺，即不必再向国民政府办理政权交接事宜，而应鼓励并支持中共在东北确保自己的实力地位，以达到牵制进入东北地区的美蒋力量的目的。
马歇尔来华调处时中共军队已经由陆路大举开入东北地区，并一度造成中央军接收东北行动受挫。但马歇尔最初没有重视东北之争对关内和平可能带来的危险冲击，再加上蒋介石对使用中央军消灭中共在东北的军事存在信心满满，也反对将东北问题置于军事调处范围，故1946年1月10日下达的停火令明确规定，政府军在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军事行动不受关内停火的影响。而这样一来，蒋介石的接收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进东北，并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动军事行动，中共进入东北的武装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也非反抗不可。
由于苏军开始对中共暗施援手，利用撤军之机，将东北大部分地区直接交予中共，中共据以要求国民党承认其在东北的存在，国民党接收受阻，却必欲武力解决问题，双方因此不得不在东北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决战。这场从1946年3月打响的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当年5月底，国民党依仗装备上的优势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迫使中共东北武装大部退到松花江以北的北满地区，取得了东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但是，蒋介石此举以及必欲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强硬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导致战火延烧，关内停止了几个月的战火很快就重新被点燃了。
关内战火一旦重烧，马歇尔就再难有所作为了。蒋介石因东北的胜利变得更加自信，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决心更加坚定。于是，战火由东北而察哈尔，而热河，而苏北，而中原……很快四处燃起。包括国民大会的召开条件与时间，蒋介石也都强硬地拒绝再与中共做商谈和妥协，有意形成全面破裂之势。
殊不知，中共在东北虽然军事上遭受一定挫折，但它取得了对毗邻朝鲜、蒙古和苏联的南、西、北满地区的控制，等于获得了有力后盾和广阔后方，在东北军事上仍有相当优势。同样，在关内，毛泽东也不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消灭共产党，其采取的作战方针不仅灵活机动，而且坚持集中力量以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事实上对原本就兵力不足，还要到处攻城略地、分兵把守的国民党军队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由于完全看不到中共军事上的优势，蒋介石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一举打下了中共用以连接关内外根据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张家口，同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把双方关系推进了一条死胡同。紧接着，一心相信可以彻底消灭中共的蒋介石还下令攻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这就彻底将国共关系引向了全面内战的局面。
与此前十年内战完全不同的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变得如此接近。表面上，国民党军队数量仍超过中共数倍之多，然而其作为政府军，需要占领和守卫的地方也数倍于中共，因而国民党能够直接用于进攻的兵力其实有限。同时，中共背后有苏联，仅在东北一地它就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军几达10%的主力部队。而美国政府却因不满蒋介石不听马歇尔的劝告，再加上其战略重心这时只能放在欧洲方面，因而不能给国民党太多实质性的援助。
诉诸战争手段，对国民党方面的不利情况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作为政府军，国民党不能不四处分兵，攻城略地，中共却“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一切着眼于“集中优势兵力”和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双方只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表面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就从全面攻势，开始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了。
到1947年10月，国共攻防形势已经开始发生逆转了。进入1948年，国民党250个旅中近半数是在遭受中共军队歼灭性打击后新补充起来的，战力已大不如前。毛泽东因此估计，再有三年左右即可完全消灭国民党军了。
然而，又打了两个月的时间，即到11月中旬，毛泽东就开始相信：中共军队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超过国民党军，后者已经无法大量动员补充被歼部队。照此速度，“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了。
在实力对比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共军事上能取得如此顺利的进展，当然和蒋介石国民党自身的种种失着有关。除了过分轻敌和指挥上的问题外，八年抗战之后蒋介石坚持用战争手段实现并巩固国民党一党统治地位的决策，无疑是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事实上，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对国家各个方面都是极其严重的，需要长期和平建设才可能修复。特别是愈演愈烈的经济通胀、官员贪腐、政治独裁等问题，战争后期即已导致军事惨败并引发社会震荡。对此，国民党战后不仅没有着力解决，反而因仓促接收和继续内战致使问题日趋严重。这种情况不论对社会，还是对国民党本身，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方面是其党内党外民心士气愈加动摇；另一方面则大大提升了多年来一直高倡新民主主义，并主张建立“联合政府”的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
自1940年毛泽东打出“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主张民主建国，长期受到国民党一党统治压迫的中间党派和部分地方实力派就开始明里暗里站在了中共一边。1946年底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颁行“戡乱”时期紧急治罪条例及戒严令等，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压迫措施，社会中间力量，包括大批不满国民党战争政策和政治压迫的青年学生与部分知识分子，更是逐渐走到国民党的对立面去了。
国共两党这时军事上的决战，已经变成了对国家统一、独立前途的一种抉择。进入1948年之后，无论美国人、苏联人，还是大批中国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很少人看不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见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机遇。尽管不少人对中共依旧缺乏了解，甚至充满疑惑，但长期战乱、分裂，以及国民党战争政策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与政治压迫，使他们对国民党已大失所望。他们很清楚支持国民党的结果，只会延续国家战乱、分裂的老路。
选自王建朗 /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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