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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後归宿

2017-06-12 09:36:42来源:凤凰国学 已浏览人数: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写汉代盛时和西域的关系,气象很大。

(作者: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国维,字静安,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去世。

我所说的最后归宿,是指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面投水自杀,死的时候才51岁,正值他的学术盛年。中国最了不起的学者,现代学术的开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逊帝溥仪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自溺而亡。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世界。近百年以来,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远不能说已经研究清楚,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探讨的学术之谜。

我这里并非专门研究王国维的死因,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试图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只是想说明,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充满了矛盾。下面,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十个问题层面,逐一加以探讨,敬请关心静安其人其事其学的朋友不吝指正。

【矗立在清华园的王国维纪念碑】

一、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曾经封过郡王。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便成为海宁人。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叫王乃誊,有点文化修养,做生意之余,喜欢篆刻书画。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作过幕僚。喜欢游历,走过很多地方,收藏许多金石书画。王国维出生那一年,王乃誊已经三十岁了。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这块土地人才辈出,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写诗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

但王国维4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抚养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有记载说,王国维从小就性格忧郁,经常郁郁寡欢。不久父亲续娶,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时跟一些少年朋友聚会,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不敢在外面耽搁,怕继母不高兴。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可以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说这是一重矛盾,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二、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

晚清的风气,特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以后,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王国维家境贫寒,没有这个条件。他因此自己非常焦急,父亲也替他着急,但没有办法,只好“居恒怏怏”。十七岁的时候,他也曾应过乡试,但不终场而归。二十二岁结婚,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学问,没有机会。想出国留学,却得不到经济支持。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一个很大的矛盾。

三、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王国维小的时候,身体很羸弱,精神非常忧郁,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关系。父亲王乃誊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作了很好的设计,但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而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从小就是一个智慧超常发达的人。一个很瘦弱的身体,你看王国维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智慧却超常。所以他在《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讲:“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这就是他年轻时候性格的特点,这特点延续到他的一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右)】

四、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也是伴随他一生的问题,甚至他的最后归宿都与之有关,这就是他和罗振玉的恩怨一生。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不能到国外游学;应试,屡考不中;当过塾师,但很快就辞职了。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时务报》做一份临时工作。《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办,主笔是梁启超,章太炎也在《时务报》工作过。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不过王国维参加《时务报》工作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

王国维在《时务报》只是做一名书记员,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时务报》工作,因为家里有变故,回海宁处理家事,让他临时代理。一个大学者的料子做如此简单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学习日文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办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在那里认识了罗振玉。认识的机缘,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上面有咏史诗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写汉代盛时和西域的关系,气象很大。罗振玉看后大为赞赏,非常欣赏作者的才华。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它诸多事情所累,学得并不是太好,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从日本后来后,罗振玉凡是要举办什么事业,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罗、王的友谊,特殊关系,就这样结成了。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王国维一生始终都没有钱,罗振玉不断给予资助。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他觉得是好事,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非常高兴,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压力。因为王国维是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五、“知力”与“情感”的矛盾

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情感也非常深挚。

所以他擅长写诗,能写很好的词,同时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人的知力、理性思维不发达,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既研究西方哲人的著作,又考证殷周古史。而没有深挚的情感,他也不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它们也是一对矛盾。他自己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么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还是研究哲学?还是在二者之间?他感到了矛盾。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多,知力也多,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大诗人。但在王国维自己,却觉得是一个矛盾,矛盾得彷徨而无法摆脱。

六、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哲学,喜欢康德,喜欢叔本华,喜欢他们的哲学。但他在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系统,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如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重情况,在常人是不可能有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产生这种内心体验和学理选择上的矛盾。

七、新学与旧学的矛盾

王国维一开始是完全接受新学的,学习日文、英文、德文,研究西方哲学,研究西方美学,翻译西方哲学家、美学家的著作。他做了大量把西方的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学术工作。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以后,他的学问的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而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局的,他比较赞成在原来的体制下维新变法,不赞同革命。所以辛亥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和王国维一起,移居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地方,后来罗振玉自己还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新居里,取名为“大云书库”。罗藏书多,收藏富,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的收藏,相当丰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乎近十年的时间。王国维1916年先期回国,住在上海,但有时候还要去日本,往返于中日之间。

就是在日本这六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罗的丰富的收藏,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就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返回到中国的古代经典,才是出路。在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往深里走,很容易进入到中国古典的学问当中去,这在个人也是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大的变化。他后来成为非常了不起的大学者,跟这六七年的钻研有极大关系。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那些文章,都收在《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两本书中。有一个说法,说王国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静安文集》,听了罗振玉的话后,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书,认为是罗振玉造的谣,其实是误会王国维也误会罗振玉了。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变化,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我个人是念文学出身,但后来喜欢思想学术和历史文化,长期抛离了文学。我就有这样的体会:觉得过去写的文学方面的书和文章一无可取,有时甚至从内心里产生一种厌恶,烧虽然没有烧,但早已放到谁也看不见的去处了。这也不是对文学的偏见,也包括随着年龄学问的增长,喜欢探求历史的本真,而不再喜欢文学的“浅斟慢饮”,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寄托。当然年龄再大些,学问体验再深一步,又觉得文学可以补充历史的空缺了。总之我相信王国维到了京都以后烧过书,这个事应该是真实的。所以不妨看作他的学问道路上,发生的新学和旧学的矛盾。前期是新学,后期又归于旧学,主要是古史、古器物的研究。这个学术思想前后变迁的矛盾是很大的,这是王国维的又一重矛盾。

八、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世局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虽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对他个人没有太大影响。主要是后来他又当了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漩涡里面去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签了条约,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我们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会知道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很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的大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锯断了。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之博士,胡适也称他为“皇上”。这样的悠闲时间不短,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突然把他赶出宫。

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1923年4月(农历三月)下的“诏旨”。年初(农历十二月)皇帝大婚,然后就“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王国维做事很认真,事情虽然不多,他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极为痛苦,对当时的政治状况充满不满。而且在宫中遇到诸多的人事纠葛,以致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

此时,王国维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便产生了矛盾。虽然他是一个纯学者,但还是跟政治有了无法摆脱的关系。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重矛盾——学术和政治的矛盾。他后来自杀,与这一重矛盾有直接的关系。

九、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

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是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时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

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儿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的装扮。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缜的时候,有专门论述。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适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王国维显然是那种“贤者拙者”。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非常痛苦,痛苦得当时就想自杀。这在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叫不忘“故国旧君”,是文化知识人士在特殊境遇下的一种节操。

十、个体生命的矛盾

也就是生与死的矛盾。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所难免。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我说“了不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过去在传统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但这是一种被迫的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自觉选择。但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很复杂,讲起来需要很多笔墨。我把王国维最后的自我选择,称作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矛盾。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死,说他走得很从容。其实,王国维才真正是走得很从容呢。在1927年6月2日,早八点,王国维从自己家中出来,到国学研究院教授室写好遗嘱,藏在衣袋里。然后到研究院办公室,与一位事务员谈了好一会话,并向事务员借了五块钱。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去颐和园。十时到十一时之间,购票入园。走到排云殿西侧的鱼藻轩,跳入水中而死。这个过程,可以知道他是自觉地理性选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逼宫,罗振玉、柯劭愍与王国维有同死之约,结果没有实行。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句,就指这件事说的。最后,到1927年,他终于死了。所以他的遗书里说“义无再辱”。

【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与主任吴宓(从左到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著名油画家陈丹青绘】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很多,可以说至今仍是20世纪的一个学术之谜。但是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回顾了王国维一生的际遇和学术成就,当然也写到他和王引为“气类”的特殊关系。在这个挽词的前面,有一个不长但是也不算短的序。我认为《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这篇序,是陈寅恪的一个文化宣言。他在序里边讲,当一种文化值衰落的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一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他认为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是殉我国固有文化,不是殉清。陈寅恪在这篇序言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统系,它的文化理想,在《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一节,有系统的表述。“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王国维觉得“三纲六纪”这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在晚清不能继续了,崩溃了,他完全失望了,所以去自杀了。

我有一篇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所谓纲纪之说本来是抽象理想,为什么这些会跟王国维的死有关系?陈寅恪在《挽词序》里举了两个例证,说就君臣这一纲而言,君为李煜,也期之以刘秀;就朋友一纪而言,友为郦寄,还要待之以鲍叔。李煜是皇帝,南唐的李后主,亡国之君。但是李煜的词写得很好,李煜和李清照的词是缠绵委婉的一类词,是婉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这个皇帝很软弱,能文不能武,整天哭泣而已。刘秀是光武帝,他使汉朝得到了中兴。按传统纲纪之说,皇帝虽然无能,也要尽臣子之礼,希望皇帝能使自己的国家重新振作,得到中兴。所以皇帝即使是李煜,也应该期待他成为光武中兴的刘秀,这是一个臣子应该尽到的礼数。而朋友是郦寄——郦寄在历史上是出卖朋友的人,是一个“卖交者”,但作为朋友,仍然应该用鲍叔的态度来待他。历史上的管仲和鲍叔的友情,是作朋友的模楷。《挽词序》讲到“三纲六纪”,讲了这两个例子,我认为大有文章。陈寅恪谈历史,讲学问,有“古典”和“今典”之说。讲这两个例证,他不可能是虚设的。他讲的君,我以为不是别人,应该指溥仪。而且《挽词》里面可以找到这句话的证据,就是“君期云汉中兴主”那一句。不是指溥仪指谁?但溥仪不是刘秀,他没法使清朝中兴,王国维很失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有朋友的例子,他讲的是谁呢?我认为讲的是罗振玉。

王、罗一生交谊,但后来有了矛盾。在王国维死的前半年,1926年9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去世了,年仅27岁;儿媳罗曼华是罗振玉的女儿,也才24岁。这当然是个悲剧。葬礼之后,罗女回到了天津罗家。这个媳妇跟王国维的太太关系不是太好,与夫君的感情也未必佳。王潜明留下两千四百二十三块钱,王国维把这笔钱寄给了罗家。结果罗振玉把钱退了回来。王国维很不高兴,说这钱是给儿媳的,怎么退回来。并说这是蔑视别人的人格,而蔑视别人的人格就是蔑视自己的人格。罗振玉可能也说了些什么,两个人的矛盾于是表面化了。

当然远因很多,一生恩恩怨怨。所以,也有人说王国维的死是罗振玉逼债逼死的。所谓“逼债”,和这两千四百二十三块钱没有关系,而是指另外的事情。王国维在宫里的时候,溥仪经常会拿出一些宫中的古董书画,请身边的人帮助变卖。是不是也让王国维做过这类事情,没有直接证据。如果有此事,王国维一定转请罗振宇来处理。那么有无可能,罗振宇变卖之后,钱没有及时交回王国维,因此王向罗提出此事。如果罗振玉表现出不悦,甚至再说一句:我这一生资助了你多少钱?你还催我此事!但王国维觉得是受皇帝之托,事关君臣一纪,他就会大不以为然了。而就朋友一纪而言,按“六纪”之说,朋友之间是可以通财货的。朋友之间发生财货的计较,足以彻底破坏友情。王国维在君臣一纪上,不能收回卖书画的钱,感到是负于君,在朋友一纪上,感到受到了屈辱,他的文化精神理想最后破灭了。这有点像推理小说,但确实有这个可能。

王国维既然没有在溥仪被赶出宫的时候去死,却在三年后,他成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时候去死,应该已经与溥仪无关。倒是他和罗振宇的矛盾最终爆发,朋友一纪的理想彻底破灭,可能成为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但根本原因,应该从王国维一生的诸种矛盾中去寻找。他是一位哲人,他最后的结局,是一生当中诸种矛盾的总爆发,早已种下了宿因。所以陈寅恪先生的解释,说王国维最后殉了中国文化的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是明通正解。本来么,要殉清朝,1911年或者1912年就殉了,1924年冯玉祥逼宫也有适当的机会,为什么要等到溥仪被赶出宫三年之后?我个人还是赞同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解读。

责编: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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