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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振才:文革诗词钩沉

2018-09-27 16:41:17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作者:梅振才,美籍华人,纽约诗词学会会长)

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诗歌与中国历史同生共长。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当代著名史家、诗人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作为重要的史证之一。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残暴和荒诞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

我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亲历者,一个旧体诗词的爱好者。近三年来,我致力于发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诗词,每周写一篇在纽约报刊的诗词专栏发表。为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选取其中126篇汇成一册《文革诗词钩沉》出版。在伏案写稿时,似重温旧梦,腥风血雨尚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我时有触摸诗史的真切感。这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一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诗史中极为重要的段落——文革诗史,没有“文革诗史”,中国诗史是不完整的。一、文革诗词产生的时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个“破四旧”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所谓“四旧”,即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疑,旧体诗词也是属于“旧文化” 之列,在近、现代已逐渐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出现此种“反常”的现象,似有多层复杂的原因。

1、“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文革时期,全国遍地文字狱。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反动诗词”即为大批判的对象之一。六十年代,邓拓写有一首咏东林党人的七绝: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批判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时期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当然,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大批判”,却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这些“反动诗词”私下成了人们学习和欣赏的活教材。

2、“毛泽东诗词”之普及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样,被捧到类似“圣经”的地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典范。毛泽东的诗词,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使旧体诗词重新得到重视,令旧体诗词重现生机。文革时期产生了大量诗词作品,从另一角度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诗词也成了毛泽东推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1973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3、专制的利刃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皆“史无前例”。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诗词,也成了人们表达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诗词,有的是用笔和纸写成,有的是用血和泪凝成。如《出身论》青年作者遇罗克,临刑前留下悲壮豪雄的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文革时期出现大量诗词,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上述三项是主因。

二、文革诗词作者的社会属性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内容则反映了文革的整个进程。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线条的归纳分类,希望能理出一个文革诗词的纲要。

1、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

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具文学素养和喜好诗词者,为数不少。在文革残酷的斗争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败,皆决定了这些高干诗词的内容、倾向和格调。

1966年6月,正是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而文革已受到历史的鞭挞。故有方家评之:“于今看来,它是一首有遗训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的代表作。”

而毛泽东的一批战友,在文革中跌落万丈深渊,他们的诗词又是另种情景。如被判为“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身患绝症,与妻子曾志生离死别之时,写下一首《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此类“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苍凉,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铸而论,其当年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烟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

2、作家、学者、文化人的诗词作品

这类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份子,多擅长诗词,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故在文革诗词中,这类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艺术性也最高。

此类文化人中,史学家、学者、诗人陈寅恪颇具代表性。1966年4月,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陈寅恪写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为其《诗集》的压卷编。此诗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1966年8月23曰下午,北京红卫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和道具,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毁。萧军、老舍、骆宾基等二十九个著名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释放。老舍,当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萧军为此写下《国子监》一诗,描绘了文革中极为惨烈的场景: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3、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份子的诗词作品

以人数而论,这部份人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十分浩巨的阶层。他们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处境各有差异,但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他们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经历和苦涩的回忆。

游街示众,乃文革一大景观,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当年为哈尔滨六中教师的叶昌,当然难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时,叶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为其中一首:

头戴高冠颈挂牌,牛鬼蛇神伫列开,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1958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4、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馈、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33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阕《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阕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5、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1968年12月22曰,《人民曰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6、“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

地富反坏右,即是阶级敌人,文革前已有“五类分子”的称谓,文革中又称之为“黑五类”。而“地主”,位于“五类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夺权前和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是革命和专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许“乱说乱动”。因此,文革诗词,最难收集的,是“阶级敌人”的诗词。下面所录的《无题》诗,是一位经历文革的诗词爱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雾剑光寒,折得梅花带笑看。楚汉而今争逐鹿,韩侯何日振师还。

此诗作者姓甚名谁,生年卒曰,皆已无从稽考,只知是广东台山人,下川岛上一个地主分子。当年此诗被红卫兵抄家发现,上交“军代表”,被作为“反动诗词”而公开批判。当时全国各地正处武斗高潮,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置身局外的“五类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雾”中,“折得梅花带笑看”。“军代表”批判曰:“韩候,就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此诗作者盼望‘复辟’、‘变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振师还’。”

三、最具影响力的文革诗词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然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论,笔者从中选出四位诗人,作进一步剖析和研究。

1、“骨头如故作铜声”的李锐

1917年生于北京的李锐,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人物,曾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放逐长达二十年。李锐与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诸人,皆文章华国,才华横溢。李锐十六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以后写杂文、散文、传记、诗词,数十年间从未辍止,著述甚丰。

据李锐对笔者所述:“文革发生时,我早已是贱民,流放乡野,后又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为保持脑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单监狱室中,曾吟得诗词四五百首,1980年以《龙胆紫集》出版。呻吟诗词,让我度过这难以言说的岁月……”其诗稿结集名为《龙胆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时,用护士发下的棉花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列宁文集》上的空白处,以掩人耳目。

《龙胆紫集》收有李锐写于1967年4月的《五十自寿》一诗:

依然一个旧灵魂,风雨虽曾几度经。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头如故作铜声。

此诗之首联“依然一个旧灵魂”,显然是回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颔联之“延水”及“庐山”,乃李锐革命生涯之两大转折点。颈联慨叹多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沦为阶下囚。尾联以“骨头如故”之壮语作结。诗如其人,信然!

被关在牢中的李锐,曾写下“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联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感到这种最强烈的印象:只有一种声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种形式——早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只有一种忠诚——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种信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此,《龙胆紫集》中有几十首诗是为此而作。”

赵朴初曾为《龙胆紫集》题《临江仙》词一阕: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灭,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代表了在文革的风雨中,“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一代革命者。

2、“天地古今诗刻划”的聂绀弩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1925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归国,长期作报X编辑。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共。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尤以杂文饮誉文坛。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然于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出狱前夕独女海燕自杀。

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包括文革时期作品,虽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诗》集中。据其挚友除凤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连中共文胆、才子胡乔木也为此诗集作序,有评:“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李慎之评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情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

聂绀弩的诗,多是逆境中的产物。1967年12月,聂绀弩因“攻击林彪、江青”,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聂氏的监狱诗、流放诗,笔调潇洒与逍遥,此源自其豁达的哲人襟怀,而聂氏却常自嘲为“阿Q气”。如《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赋谢》,即为其在文革初期所写的狱中诗之一首:

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聂绀弩之诗,颇多与“落难”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聂绀弩曾先后写下十三首诗赠胡风。胡风夫人梅志曾言:“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人的伟大灵魂。”1966年初,正处于文革暴风雨的前夕,聂绀弩亦有诗赠即将遣往成都的胡风:

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

聂绀弩的诗得以传世,有其狱中难友李世强一份功劳。被囚临汾监狱期间,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常李世强学诗,并把自己的诗也给李世强看。李世强感到,“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这是千古绝唱,我一定想办法带出去!”1975年夏天,李世强获释,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办法,把聂氏的诗稿偷偷带出监狱,回京后马上交给了聂氏的夫人周颖。李世强离开监狱与聂绀弩诀别时,聂氏塞给李氏一张小纸条,内有聂氏留给李氏最后一首七绝: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斗短不如长。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最近读到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有对聂绀弩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力创旧体诗词“新声”的杰出代表。

3、高唱“红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曾参加北阀战争、南昌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氏集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毁誉相交。周恩来赞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骂其为“才子加流氓”。又有称其为“御用学者”、“无耻文棍”。

郭沫若与毛泽东相交数十年,多有诗词唱和。郭有词赞毛:“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视郭为诗友,其诗词曾请郭“加以笔削”。在文革中,虽有毛泽东之保护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创。郭曾提出“全部烧掉”其作品。而其两个儿子,受迫害致自杀。故郭氏年,其内心之惶惧、苦涩与痛苦,难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1973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1973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1977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1974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

4、“乐在天涯战恶习风”的陈明远

陈明远,1941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旋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是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撰有多种学术著作。然爱好古典文学,自中学时代起便热衷写旧体诗词,并经郭沫若、田汉等名家指点,其作品颇受师生的赞赏,不料后来遭遇奇特的事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966年10月,伴随文革爆发而在全国掀起的“毛泽东诗词热”中,有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广为流传。陈明远骇然发现,自己所作的十九首诗词,不知何故竟列入其中。陈立即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事实真相,并要求把此信转呈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误传不是政治问题,澄清就行了。但陈还是被定为“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份子”,遭到批斗和迫害。1969年国庆节前夕,专案组负责人还扬言要“处决”他。直到1978年11月,陈氏才获平反,蒙冤长达十二年之久。

陈诗之所以误传为毛诗,乃因两者的气势和风格颇为近似。陈明远在中学时代便粗通诗词格律,加上自身的文采才华,其诗作洋溢着雄浑之气,其昂扬的基调,也与当时所宣扬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较完美的统一。如《答友人》一诗:

问余何日喜相逢,笑指沙场火正熊。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

此首七律,颇有气魄,抒革命者的壮志豪情,且明白如话,好懂易记,故此诗为其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中最为流传的诗篇。当年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皆以“战恶风战斗队”命名,可见此诗影响之巨。此诗“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之句,乃反用宋朝秦观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之词意,赋予一种进取的精神和豪壮的气魄,读之使人振奋。然以陈明远当时的身份地位,若不是误传为毛诗,也不会四海流传,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则“诗以人传”的奇谈,一个时代的玩笑。但在文革中,不论是真毛诗或陈明远的假毛诗,都曾起到了推动诗词复兴的作用。

198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此书由陈明远自己选编审订,共收有诗词二百五十首,分为五缉,第三缉《春海潮》中包括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书后附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四十封信和其自传性文章《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为研究陈明远,笔者曾托北京的友人代寻一册《劫后诗存》。友人来电称:“《诗存》一书到处都未能购到,问到世知社总编辑室和销售部以后,查到了该书责任编辑的电话,并从其得知:陈书确出于1988年,不料次年陈因卷入‘六四’事件后,此书也被令从所有书店下架……”友人却也神通广大,辗转打听到陈明远的电话。

2005年10月,我随“美国华侨文化访问团”到中国去。在北京,我有机会与陈明远会面两次。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误传假毛诗事件中的一些疑点。据陈氏所述:“不知由何种渠道,我的诗词传入朱德元帅府中,误为毛泽东未发表的诗词,由朱德的秘书打字印出而流入社会……其实,这些诗词的真伪,只要毛泽东表个态就可以了。听说的确有很多首长当面询问过毛,但毛至死也没有未吐露过半句是或否。我没有罪,是毛泽东侵占了我诗词的署名权和发表权……”

被误传为毛诗的十九首,并不是陈明远自已最满意的作品。陈明远告诉我,他最为珍惜的,是《沁园春·咏石》。1972年1月,陈氏步《咏石》韵写下同调的《悼陈帅》,前后两阕《沁园春》,又被误当作毛泽东新作的诗词,争相传抄。而我最感亲切的,是他写于1967年春的《水调歌头 未名湖沉思》,结篇云:“望月忆当初,与汝相辉映,一卷未名书。”

陈明远,在那荒诞的年代,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角色。

四、文革诗词刻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的确,文革的残暴、惨酷、批斗、整人、冤案冤狱、文字狱、焚书坑儒与无耻等等,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丑恶、可怕的文革时代烙印,也留存在文革诗词中。文革诗词的内容,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残暴和荒诞。

1.史无前例的残暴

文革之凶残,举世皆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全国一片愁云惨雾,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如当时湖南省道县的“左派”,把所谓“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子女,数以千计,捆绑至双牌水库,悉数投入水中淹死。因尸体堵塞,导致水库不能发电。“双牌惨案”,有黄心培的七绝诗留下佐证:

为标革命献忠诚,左派争先清阵营。阶级敌人皆杀尽,双牌水库胜秦坑。

2.史无前例的惨酷

1968年,“派性”、“武斗”处于高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死人无数。“十亿遭蒙蔽,豆箕痛相残。”当时印尼归国华侨青年冯刚毅,写下《惨象》一诗,记录了惨酷的“武斗”场景:

举国民争古未闻,一朝挑起乱纷纷。冷枪惊破佳人梦,重炮堆成乱者坟。

造反姑娘哀割乳,兵团战士惨抽筋。苍生未悉因何罪?北望神州日已曛!

此诗中间两联,如实地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而当年个人迷信处于登峰造极之时,此诗以“北望神州日已曛”作结句,指出种种惨象的根源是在北京的“红太阳”,可谓勇气过人,大胆之极!

3.史无前例的批斗整人

毛泽东之“最高指示”有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被囚秦城期间有感于“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于是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三家村》,即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写于遭喷气式批斗之后: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4.史无前例的冤案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最后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道哉!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1969年冬天,年届73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拾到一张香烟壳纸,在上面写下其一生最后一首诗,不久便含冤病逝。潘天寿这首诗,道出当年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

莫嫌笼絷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5.史无前例的冤狱

文革时期,处处皆冤狱,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冤狱。北京秦城监狱,当年就囚禁了不少受冤屈的共产党干部。著名作家关露即为其中之一。在一个寒冬之夜,在“铁门紧锁”的黑狱中,关露听见牢房旁边的自来水管滴滴嗒嗒之漏水声,更加难以入睡,心有所触,于是口占一绝:

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有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

6.史无前例的文字狱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一诗: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冯其庸所感之事,应是指自报X发表姚文元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摧残文化、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随之批“三家村”,砸“四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批判烈火烧遍全国。“臭老九”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如待罪之囚,似惊弓之鸟。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如鲁迅所言:“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何其沉痛悲愤!

7.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

文革时期之灭绝文化,打杀文化人之“焚书坑儒”,超越秦始皇何止千百倍。而文化育部门、学校、师更是首当其冲。当时的惨况,我曾亲历其境。2005年秋天,我有缘在北京拜访了吴柏森先生,他是北京市第五十中学的退休老师。他向我展示了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首首皆含血和泪。其中一首为《感事》:

恶浪掀腾到学童,翻天覆地闹黉宫。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8.史无前例的无耻

为林彪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黄永胜,曾授上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革中受林彪提携,官至解放军总参谋长,“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然黄永胜乃好色之徒,连其“老上级”、“大恩人”林彪的妻子叶群亦勾搭上。“黄叶”之私情,林彪至死都不知。后来林彪一家仓惶外逃,摔死异邦之后,在北京的林家大院,搜出了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情诗:

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据传,叶群当时亦有和诗:“咫尺遥知心难静,孤燃灯光不成眠。万紫千红花无意,独念西山一叶黄。”可见,当年的政坛上,多少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其实是一些狗男女!

五、文革诗词的创作特色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写于文革期间的诗词,除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和时代烙印之外,其创作过程、创作空间、创作氛围、创作方法及创作艺术,皆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1、监狱成为文革诗词的温床

文革时期冤狱遍怖中国各地,无数人因种种“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按广义而言,“牛棚”、“五七干校。”、“学留班”、“交代会”等,也是冤狱的一种。入冤狱者,有一部分人早已是诗词高手,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另有一些人,原来并不懂格律,入狱之后,受教于狱友,也学会写诗填词。写诗填词,不需纸笔,有时只需记在脑海中。这是在冤狱中诗词盛行的原因之一。我收集和阅读文革之后出版的个人旧体诗集,大多都收有在文革狱中所作。

如黄克诚大将,自1967年1月起,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被囚长达八年之久。据黄克诚忆述:“1967年四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词一首……”此词即为《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借景言情,寓意甚明。此词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批之为“讥讽时事”,因而倍加审讯和批斗。黄克诚此词中所指之“英雄”者,当首推彭德怀元帅。

2、深藏不露的藏锋诗

文革期间,比清朝康雍乾三朝更为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皆以钳口封笔为上策。然冤愤难禁者,有的仍敢寄情于诗词,不过,不用“直笔”,而用“曲笔”。“藏头诗”、“藏锋诗”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最为著名的,首推国学大师文怀沙所作的七绝,后被钱钟书评为“浩劫诗压卷之作”: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下的一首诗。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怀沙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3、严肃且意深的打油诗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大量打油诗,继承和发扬鲁迅以杂文入诗的传统,打油却是严肃,语浅却是意深,以杂文入诗,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文革时期的打油诗,不少乃出于大家之手,如聂绀弩、李汝伦、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等。 邵燕祥乾脆把其旧体诗词结集名之为《邵燕祥诗钞·打油诗》。诗界对这类打油诗评价甚高。如程千帆评聂绀弩:“他的诗初读只使人感到滑稽,再读才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如水有评邵燕祥、黄苗子、杨宪益的《三家诗》诗选集:“他们的诗作,让人笑,更让人哭,让人沉思和反省,更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而当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相传为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刻划“臭老九”的打油诗,是何等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毛泽东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4、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6年清明节,因周恩来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为工人王立山作所: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5、虚假、违心的歌功颂德篇

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出现浩如烟海的“颂毛篇”。其实,绝大多数是言不由衷的假话和空话。连“笔直”的胡风,也写下肉麻的《水调歌头》:“不可鱼无水,不应水无鱼。七亿中华儿女,共沐党风舒……”1967年7月1日,在狱中惨遭折磨的田汉,居然在病危时用颤抖的手在日记写下一诗: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田汉在诗后还注有:“党的生曰,入党35周年纪念。”如此“豪言壮语”的打油诗,更使我感受到田汉内心的痛苦。后田汉屈死狱中,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六、文革诗词的历史价值

文革诗词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我以为起码有如下几点:

1.文革诗词在中国诗史中是不可缺少的篇章,中国诗史不能留下文革阶段的空白。

诚如李锐先生所言:“诗言志,诗言事,诗言情。我国自古诗歌相传,为中华文化一大特色……诗歌存史,是历代志士仁人的贡献……诗词语言精练,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便于流传,使人潜移默化,陶冶情操。这是我国独步世界的优秀文化传统。文革惨祸十年,受难者悲苦无告,惟有呻吟,有的化为诗歌。借此一斑,可窥全貌……揭露邪恶,伸张正义,正视历史,永记训,这是我们对待文革应取的态度。”

2.文革诗词与文革史实一样,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份。不研究文革诗词,文革史也是不完整的。

刘心武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一书作序,序言题目为《延续民族整体记忆,修建纸上“文革博物馆”》。其序有言:“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椿重要事件,在事发40年事止30年之后,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加以探究,而这探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钩沉’……‘文革’中当然也有人写自由体的诗歌,但古典格律的诗词,却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大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多种因素化合的产物……每一人每一诗固然代表着一个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成起,则又构成了相激相荡、相克相生、人有九算、天有一除的历史大面相、大趋势……延续民族整体起忆的工作是神圣的。”

3.文革诗词,一样具有千秋万代的史训价值。

广州的《当代诗词》开辟专登文革诗词作品的专栏《劫尘史鉴》,熊鉴为此题下七绝十首,首篇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傍惶。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而熊鉴之《十年文革祭》,更是千秋不朽之大文。文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熊鉴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纪念馆。

为纪念文革四十周年,我编著的《文革诗词钩沉》也即将付梓出版。虽此书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希望此书能为文革史留下一个注脚,为巴金先生所倡建的“文革博物馆”添上只砖片瓦。我下一步计画,是继续搜集和研析文革诗词,并完成另一部专著“文革诗史”。另一个构想,是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编一部像《全唐诗》那种体例的《文革诗词全编》,我将为此项神圣的工作献出余生岁月。

《文革诗词钩沉》之自序有我的一阙《临江仙》,且引此词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游子心魂牵故国,难忘旧日云烟。十年浩劫史无前。霜风摧草木,血雨洒江天。

多少悲歌多少泪,犹存断简残篇。挑灯觅句总凄然。钩沉诗百首,高抬贵手此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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