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不仅是对毛泽东晚年复杂思想的一次深入探寻，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一节重大历史发生原因的重要揭示。一直以来，关于毛泽东何以要发动文革，朝野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主流的官方解释是反修防修，非主流的民间说法是打倒刘少奇。两种说法各有所据，分别从“政治理想”与“权力斗争”的角度立论言说，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却存在明显的疏漏，在具体的史实上缺乏足够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前者无法说明一场冠冕堂皇的运动何以会密谋于暗室而起始于躲闪，后者也不能解释为何为打倒刘少奇而把整个社会弄得天翻地覆。显然，历史需要新的解释，在现有答案的背后还埋藏着尚未人知的历史因素有待挖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原因需要进一步探寻揭示。
上篇
我们从毛泽东图谋倒刘谈起。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初肇因，也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目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你是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十分坦率地表示在“1965年1月”;而在致刘少奇于政治死地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纸报》中，又有过“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指称。这不仅点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让人们由此得以窥测到毛泽东图谋倒刘从最初起意到定下决心的心路历程，也使这一可能让人猜测而争辩的历史话题不复悬念，而无所剩义。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既于1965年1月决心倒刘，将会以何种方式打倒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历经的党内斗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凭藉雄才大略无一不是将对手击败而傲然胜出，最后成为最高领袖，从而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斗争经验;战争年代姑且不提，仅是执政之后就处置过1953年高、饶与1959年彭、张、黄、周两起重大事件，采用的都是党内斗争的方式。以党内斗争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冲突，这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毛泽东屡用不爽，已是得心应手，了然于胸。对付刘少奇，亦自当驾轻就熟，一循惯例，以同样方式予以处置。
从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运思的曲折运用。在这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经毛亲笔三次修改的文章中，当年发生在毛、刘之间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路线之争，借由对1961——1962年所谓“单干风”与“翻案风”的批判，被巧妙地提出，并设置成为文章的核心与“要害”。毛、刘路线之争是党内讳莫如深的一节敏感历史，惟党内高层少数人了解内情，其他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这篇文章真正面向的读者对象与其说是社会大众，毋宁说是党内高层。它是毛泽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借批《海瑞罢官》向党内释放的政治信号，旨在告诉党内同志，是到了需要清算刘少奇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姚文元文章如石击水，在党内高层引起强烈反响。然而，这种反响不是如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为党内同志们的正面回应，而是对文章敏感内容与文章背景的狐疑、猜测与反感所引起的对文章的强力抵制。抵制最力者是毛一度给予重望的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
彭真出身于刘少奇北方局旧部，是刘的一员大将，但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戴与追随者。在1962年引发毛、刘发生严重冲突的问题上，彭真是站在毛的一边，坚决支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亦即在此一问题上是与刘相对的。毛泽东选择这一重大历史敏感问题作为倒刘斗争的切入口，党内当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其现实可能反应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考量，彭真的坚定立场让毛有理由把他划入属于值得信任与期待者之列。
但事情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彭真的反应与表现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我们不能确定，彭真当时就读出了隐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实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名正直而敢负责任的高级领导，彭真凭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敏感到了文章的“不同凡响”，出于维护中央权威和北京市的尊严(中央明文规定发表公开点名批判文章须经中央批准，上海未经中央批准，发表批判北京副市长文章意味着挑战北京)而对姚文进行强力抵制。
关于彭真抵制姚文的具体情形，众所周知，此处不赘。惟彭真抵制姚文及后续行为对毛泽东的激怒影响及其产生的思想心理变化不可不察。这是使毛泽东倒刘斗争发生转向的催化剂与关节点，也是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的触发点。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挑起党内矛盾，揭开斗争盖子，进而打倒刘少奇，而彭真和北京方面的行为无疑是在掩盖矛盾，捂住盖子，与毛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如果说彭真最初的排拒与抵制，还可以以一时不能觉察领会毛泽东隐藏在姚文背后的深意为解释，毛泽东亦不妨暂且以认识问题而观察之，但在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借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谈话，明确表态支持姚文，指出“要害”问题之后，彭真依然固持己见，一意孤行，联手陆定一于66年2月制定出台与毛谈话精神背道而驰的《二月提纲》，在毛看来那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态度立场问题了。
彭真是忠诚的拥毛派，文革后复出，对毛的维护坚定不移。他在文革前夕的行为表现的确有让人感到意外之处。其实，从姚文发表到垮台之前，彭真有过多次与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即使在《二月提纲》制定之后，彭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与其也有过几次谈话。晚年彭真几次说道：“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彭真文革未始即被打倒，所谓“心中有数不好讲”，是否意指毛与其谈话涉及刘少奇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后来黄永胜提供的一个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案例，我们或许能一窥毛泽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行事方式，而获得某种启示。
1970年庐山会议，黄永胜留守北京。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之后，黄被急召上山，径见毛泽东。此时，毛、林矛盾激变，气氛十分紧张。毛召黄谈话，目的不言而喻。但毛却话语模棱两可，旨意含而不露，黄永胜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大概是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屁股后面跑”。“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
黄永胜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与重要性与文革前的彭真几无二致，毛召其谈话的政治背景与文革前夕亦颇为相似。据此，我们不妨推想，彭真在文革前夕或也遭遇过类似的谈话情形，所以才有“心中有数不好讲”这一说。只是“天意从来高难问”，由于毛泽东的高深莫测，故作神秘，说话模棱两可，拐弯抹角，用谜一般的语言考验属下的悟性与忠诚，让属下自己领悟猜度，彭真不想也不愿往最坏的方面去猜想，结果不仅自身不保，被早早清除出局，且激怒毛泽东而改变了局势的发展。
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是除7位常委之外政治局委员居首的要员，中央书记处是他协助邓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他的这一行为表现对毛而言无疑具有了非常的意味：一、彭真与北京方面违命抗旨，跟自己作对，让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大权旁落”的怀疑得以证实;二、倒刘斗争节外生枝，部署受阻，不能如期贯彻推行。毛自是怒不可遏，严厉谴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指责“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对整个局势的判断也因此发生了改观。这一情形正如恩格斯论及历史发展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从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文章，毛泽东倒刘斗争正式拉开帷幕算起，到66年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时间过去了4个月。表面上思想界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围绕批判《海瑞罢官》风生水起显得很是热烈，但实际上与毛泽东所设想的相去甚远，倒刘斗争不见眉目，倒刘部署无实质性进展。“政令不出中南海”，倒刘图谋受阻碍，这在毛泽东49年以来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毛泽东不啻是愤怒，更有震惊。
他第一次这么明确而切身地感到彭真妄自尊大，不听使唤，感到北京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变为阎王殿。64年以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党内已形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大程度上这自是出于倒刘图谋的一种严重说法与暗室想象，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与危言耸听的意味，而当彭真及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违命抗旨”惹得毛龙颜大怒时，其行为在毛眼中无疑就是修正主义的现行表现，就是典型的一群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耸听危言成了事实，暗室想象变为真实，如此，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亟需他解决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打倒刘少奇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了以中宣部与北京市委为表征的一个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官僚体制问题。这一问题一直以来让他困扰不已、担忧不已，如今以一种触目惊心的严重形态暴露出来，与倒刘问题一样成为眉前之迫。
在这里，我们需要宕开一笔，就困扰毛泽东的官僚体制问题略着笔墨，稍作回溯。官僚体制，一种维系国家行政管理与权力运行的体系与方式，它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并作为批判性思考对象的乃是始于1956年。这一年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的相继爆发，震撼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让社会主义国家一党专政的权力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毛泽东深为震惊，由是意识到中国需要从以苏为师转为以苏为鉴，不能重蹈斯大林覆辙，但又不能走西方民主的路子，如此，需要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既要防止权力滥用，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于是，毛泽东开始思考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道路的方法。
从苏东事件毛泽东看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严重性，但并不认为斯大林现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原因，仅仅视其为斯大林个人专断的作风问题;而波匈尤其是波兰所以闹事乃是因为那里党政官员存在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祸害。从而认定，以官僚主义作风为表现特征的官僚主义是影响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它的严重存在不仅影响党群关系，制造社会矛盾，更危及到政权的稳固。
毛泽东将官僚主义视为影响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获得启示，决定用整风的办法来治理官僚主义作风，消除官僚主义现象。从1957年初始的整风(因局势风云突变，整风方始即转为反右)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年期间，这种以思想批判与行政整治兼具的整风(即斗争)形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糅合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的主要内容，也是其运用于抓纲治国的主要方式与手段。随着国内形势与党内矛盾的变化发展，斗争冠以的名目也由“官僚主义”换以“修正主义”或“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不管名目怎样变化，其整治内容均为有悖于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行为，其指向对象大都是党内中下层那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僚主义者。
然而，尽管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影响党群关系与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给予严重关注，并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整治，农村进行四清，城市展开五反，但功效不显，治丝益棼。党群关系仍旧对立紧张，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突出，“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各种风气与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与消弭，在毛泽东眼中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严重，甚至发展蔓延到了中央党政机关，以至令滋生这些现象的官僚体制变得更为顽固和僵化，成为了毛泽东心中最大的隐忧。
除了对顽固僵化的官僚体制的忧虑，毛泽东心中另有一情结，对其晚年政治思考构成重要影响，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毛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对中国社会未来建设的乌托邦构想。这一构想与毛泽东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气质与性格密不可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横空出世，就是这一构想的鲜明体现与实践尝试。前者全民炼钢的狂热体现了毛泽东欲带领中国短期内赶英超美、争做国际共运盟主的政治雄心，后者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体现原始共产主义精神的公共食堂，寄托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小农式的乌托邦理想。大跃进运动的惨败，给毛泽东当头棒喝，使其不得不放弃经济建设的狂飙突进。但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诗意构想，在毛心中，“六亿神州尽舜尧”、“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美好图景，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向往，不仅是正确的、可欲的，而且是伟大的、可行的;既然是正确的可行的，有朝一日一定要将其形之于世而大行于天下。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因素与背景，1966年3月中下旬当毛泽东在倒刘斗争受挫而被激怒时，他那强悍好斗、愈挫愈勇、“爱做一些惊世骇俗、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的“戏剧性”性格被彻底地调动了起来，长期以来他积压在心中对官僚体制的深恶痛绝和对中国社会的未遂构想也一并被唤起，被激活。其结果，恰如马克思在论及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对历史发展所起作用时指出的，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于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在愤怒、震惊、痛恨、激动与兴奋等诸多激烈而复杂情绪的驱动下，毛泽东做出一项惊人决定——将党内的倒刘斗争推向党外，发动全国人民参入其中，彻底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以天下大乱到达天下大治——开展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
下篇
毛泽东因倒刘图谋实施受阻被激怒，将原本用党内方式解决的倒刘斗争推向党外，从而发动文革，这是我们根据历史逻辑和毛泽东思想与心理分析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结论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倒刘斗争受阻而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而非经深思熟虑的预设谋划，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毛泽东传》提出的毛泽东在发表姚文元文章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的说法颇有不同。下面我们将从历史语言现象解读和历史文本分析的角度，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证与说明。
(一)、毛泽东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历史时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指出，“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金观涛与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一书中认为“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据此，“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用于传达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段特定历史及其思想的固定的关键词。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与领导者，从其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词的时间，我们可以判断作为指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思想观念)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的时间。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关键词的呢?我们发现，姚文元文章发表后，“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是在1966年的3月下旬。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提纲》，批判彭真和陆定一。3月28——30日毛泽东对康生等人连续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毛严厉批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求“现在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文化大革命。”
就笔者阅读范围，这是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元文章，发起倒刘斗争以来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词语。毛泽东首次使用关键词“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间毋庸置疑地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就是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是在66年3月中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才开始出现形成。而此时距离发表姚文已过去四个多月，如算上组织撰写姚文过程时间已有一年多。这就意味着，在实施倒刘斗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在发表姚文元文章之后的数月间，毛泽东还未及想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头脑中对这一运动尚未形成一明确概念。
在此之前，我们注意到，毛泽东是用“阶级斗争”这一词语来指称当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批判，也就是他心目中的倒刘斗争的。即便在3月20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第一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谈及当前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时仍说道：“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请各大区注意一下。”
(二)、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流变与使用情况稍作一番梳理如下：“文化革命”，作为一普通名词， 1950年代初就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当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使用过“文化革命”。如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讲话说道：“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又如1957年3月20日在上海发表的讲话中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但显而易见，彼时的“文化革命”与“技术革命”属同一语境，具有“革新”、“创新”和“建设”的意味，与后来之“文化革命”有相当大的语义上的差异。
1962年中宣部对“文化革命”作出一个定义，称“文化革命”为：“革文化落后的命，革资产阶级思想的命。”“文化革命”被注入政治意涵，人们在此意义上开始使用这一词语。1965年下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逐渐成为政治热词，开始较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央党政文件和高级领导讲话中。如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多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这样一段表述：“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领导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不仅在“文化革命”中加上了“大”字，而且将其意义提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的高度，与半年后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表述几无二致。此文件由中央于1966年元月批发全国，作为文化领域工作的指导纲领。
又如，周扬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一小标题为：“文艺战线的斗争和文化革命的形势”。周扬这样说道：“最近这次(指64年以来——笔者注)文艺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可以说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文艺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可以预言经过这次斗争，我国的文学艺术，又将跃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周扬讲话发表在6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不难看出，在当时的高层，已自觉地、较为常见地用“文化革命”或“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来统称和概括1964年以来兴起的文艺界的批判斗争与文化领域的破旧立新。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在1964——1965年之间开始形成。如此，也就意味着，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之前，已然存在另一个“文化革命”——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文化革命”。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当中央文件和报刊不断出现“文化(大)革命”词语之时，正是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元文章，紧锣密鼓倒刘之际，而很早熟悉并使用过这一词语的毛泽东反倒对此熟视无睹，视而不用。这恰好说明在此一阶段毛泽东运筹帷幄的是如何用党内斗争的方式打倒刘少奇，而未及想到发动文革运动这一着。
使得毛泽东决定将倒刘斗争从党内转向党外而发动文革的，是前述彭真对姚文的抵制和制定出台与毛意背道而驰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除了内容拂逆毛意，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署名也刺激了毛泽东，引起他的严重联想，因而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运动形态的“文化革命”来反击为刘少奇等所控制的思想文化领域观念形态的“文化革命”。3月11日彭真在听取许立群汇报上海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时，在答复中对上海市委的严厉指责，当是促使毛泽东横下心来发起文革运动，烧沸文革这壶开水的最后一把火。3月28日毛泽东听到康生汇报彭真对上海的这一指责时愤然说道：“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三)、假如毛泽东在发表姚文元文章、正式发起倒刘斗争之时，就开始了文革的设想，也就是假如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经过深思熟虑，有过一段时日酝酿的理性行为，那么这样一场规模空前、涉及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宏大运动，事先必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安排或纲领性文件。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安排，纲领性文件倒是有一个，但只要稍加考察就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纯粹是一偶然的产物，因为它是专为批判《二月提纲》而应运而生，而非预先对文革设想的量身定制。毛泽东三月中旬提出批判《二月提纲》，月底提出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中央随即成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起草《五一六通知》，显而易见，没有《二月提纲》，就没有《五一六通知》，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就进一步从历史文本的角度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临时起意，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如《毛泽东传》所言，65年11月毛泽东就定下了决心。
此外，揆诸既往历史，但凡毛泽东发起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均是有言在先，向党内先打招呼，让执行者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如1957年的整风，1963年的四清，都是提前向党内发出告知。文化大革命规模更广，意义更大，事先更应向党内吹风透气，但却行而不预，事发突然，未见与党内同志有任何商量便独自径直宣布。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对中央一线的不信任，但这一运动源于倒刘的密谋意味与临时起意的紧迫仓促性质也自不言而喻。
总之，无论是历史语言时间解读，还是历史文本分析，或毛泽东的政治习惯，都清楚地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倒刘图谋受阻而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具有明显的情绪成分与非理性因素。这种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从而制造出一个更大的动作，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有例可循。1957年的反右便是如此，反右是整风运动的突变与转向。文革也是，它是倒刘斗争的突变与转向。倒刘是蓄谋已久，文革属临时起意，是倒刘的延展与扩大。如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从1965年1月决意倒刘到1966年3月决心发动文革此一阶段的心路历程，看到倒刘斗争与文革运动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就回答了何以一场冠冕堂皇的运动会密谋于暗室而起始于躲闪，又何以为打倒刘少奇而把整个社会弄得天翻地覆。
虽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愤激反应下的临时起意，具有明显的情绪成分与非理性因素，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之所以发生又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背景因素。它是毛泽东1956年以来欲以中国特色制度创建独立于世，从“破”与“立”两个层面改造中国社会，因不得其愿而郁结于心、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一次强烈诉求与表达，集中反映了一位以人民意志代表自居的领袖人物对与其独断专行的政治个性格格不入的官僚体制之“破”和对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之求的不羁壮心。
正是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具有双重的目的，除了打倒刘少奇而权力重组这一预设的近期目标，加入了打破官僚体制而实现社会重构这一新的远期目标。
就前者而言，在毛泽东并非难事，以毛之威望和权谋，拿下刘少奇不会比当年延安整倒王明更难。邱会作就认为，“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按常规，用举行中央会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说，其实无需采用激烈的文革形式，照样可以达到打倒刘少奇而重组权力的目的。而所以逸出常规，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者，一方面与毛泽东为维护个人权威与尊严而不惜代价地大乱天下的好斗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当是毛泽东作为说一不二的最高权力者能够毫无节制而可以为所欲为的政治体制使然。
就后者而言，社会重建，包涵着“破”与“立”的两个方面，这在著名的毛泽东1966年致江青的信和“五七指示”中有充分表述。但需要指出，社会重建之破旧立新并非毛泽东为文革而创，不过是其前十年努力所创建“破”—“立”革命模式的强化，是“破”—“立”模式1.0版到2.0版的升级。那么，2.0升级版的革命模式能否实现毛泽东心中目标而让其如愿以偿呢?
我们知道，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作风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官僚主义，是任何设官而治的社会中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伴随权力而衍生，其本质问题为权力问题。当毛泽东严重关注并提出以整风方式克服、消除这一现象时，其真正担忧的其实是掌握权力的革命者被糖衣炮弹腐蚀击倒问题，也就是权力的异化与腐败问题。“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英国人阿克顿针对权力本质所做出的最精准的判断，也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关于政治经验的一条不易铁律。毛泽东1956年读到阿克顿的这一名言，自是清楚权力趋于腐败的这一本质，且早在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共能否摆脱“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时，就提出过“民主新路”的说法，所以，对于如何防范应对权力异化或腐败这一关乎政治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根本性问题，毛泽东似应有一种符合预期的正确认识与方法。
但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却是，毛泽东将官僚主义及权力产生的腐败现象视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独特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在新时代出现的新动向、新反映，以独树一帜的整风方式来努力消除这一现象，而对高度集中的权力本身置于不顾，放过不问。这种高度重视对官僚主义的整治却从不言及对权力约束的做法，结果便是让大大小小的单位掌权者得以在不知不觉的权力腐蚀中丧失革命的意志与立场，走向革命的反面，然后在一场集中整治的运动中又被当做运动对象而拉于马下，如此循环反复，形成掌权—腐败—阶级斗争这种封闭而无法走出的国家治理模式。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其实质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舍权力约束之“本”，逐官僚主义现象之“末”。因此，尽管毛泽东视之前效果不彰为措施不力而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动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开展阶级斗争，但它除了带给国家原有结构的大破坏，造致社会的大动荡，绝无可能达到预设之目的，则不言而喻。
同样，毛泽东关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之不达不立，亦自不容说。因为这种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构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致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它源自于小农经济的乌托邦思想，仿效于战争年代的军事建制，在人类主流社会进入向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1960年代，明显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与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反向而行。
毛泽东“破”—“立”2.0升级版的文革模式，除了形式上更为激烈，措施更为极端，内容与其1.0版并无二致，不仅理论上错谬，实践上亦进入死胡同，其失败已是注定而不可避免。也因此，它带来的不仅是毛泽东晚年个人的政治悲剧，更是使整个社会走向动荡的国家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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