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那次保卫军管会，我们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从在休战的时候，一人背一个大背包跑到战场中间捡“子弹”。我看我也不是武斗的材料，眼也不行，就专搞动态了。搞动态挺带劲，主要通过潜伏在对立面组织中我们的人，搞消息。这些人大多是收买来的。不用钱收买，当时也没钱呀，靠挑拨。说你是个老造反，现在勤务组都没你。领导班子叫勤务组哇，一把手叫勤务员，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这样就慢慢地拉过来不少人。还打到对方组织里去。派人带假情报过去，参加他们组织，很重要哇。这是我们的地下动态员。对立面组织内部有个四个人组成的“契卡”，经常开展肃反，有时肃出来也真揍哇那家伙。我们也搞肃反。我为什么对武斗腻歪了呢，记得我们逮了一个女的，是化学系的一个姑娘。戴眼镜，身体特别弱。她是单为探听消息来的，被带进学校一小屋里去啦。我们这边一个女将，长得特别魁伟，是邯郸人，狠打她。化学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带这么宽，刷就抽下去啦。这姑娘别提多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大皮带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红，胳膊上，脸上，打完，这姑娘头发一甩说，我再说一遍，打死我我也是这观点。说老实话我现在认为，那时红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当革命搞的。师大死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我说过，“我觉得我就像保卫巴黎公社的战士似的。”那是一次武斗，两边拿小口径对打，人都往后退，这女同学自己硬顶上去。一个流弹打在头上啦。你说她要有私心杂念能那样干吗?想起“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你说我们受了那么多罪。那阵第一次参加武斗的时候，黑夜都不敢睡觉，每天鞋都不敢脱呀。外边一声哨，骨碌就起来。没黑夜，没白天，不能退缩，退缩耻辱。也有逍遥的呀，那时逍遥的简直像狗屎堆一样。现在有些人把罪责完全推在红卫兵身上啦，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一个路线错啦，就像并岗山第五次反围剿，对那些红军战士怎样评价呢，能说他们死的狗屁不如吗?对不对呀?一场战争指挥错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斗就更升级啦，动枪啦。那天晚上被布置了，说坏人都武装起来啦，我们不武装起来不行。江青曾说啦，文攻武卫，没有枪不行。就决定到解放军那去抢枪。实际那是解放军让枪的。到军工厂啊，大门敞着，没人管，哪里是抢?纯粹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武器库也开着。管库的人说你干嘛啊，你干嘛啊，一边说一边往里领，还拿手电给你照着，这边来，这边来，原来全是军队布置好的。抢了枪，也不能打，试打结果连一环也没打上，这枪呢后来没使上。我总觉得整个“文革”的过程，是毛主席领导“文革”，后来他领导不了这个过程。人们开始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都是由衷地参加革命，以一种虔诚的水晶般的心，跟着领袖去干，去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可是随着“一月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不纯洁了就是。已经明白了革命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开始有些人有意识地能动地利用这个革命，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越来越肮脏。这是因为夺权以后涉及到个人利益。党内派系斗争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掮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这场革命，所以决定这革命就不好办了。如果说“文革”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学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我起草致敬电。当时叫“三结合”，一个工人，一个解放军，一个红卫兵。革委会是权力再分配，开始争权夺利了。红卫兵的命运越来越不如。红卫兵是第一梯队，解放军是第二梯队，工人第三梯队，所以越到后来红卫兵越不值钱。到工人宣传队进校时，红卫兵简直就是臭下三烂了。解放军进校还好，表态支持我们，那是我们的大恩人，所以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是后来使我们非常懊悔，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阵儿不许提“业务”两个字，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离了，该念书啦，要求复课闹革命。解放军对我们讲是啊，复什么课啊，只能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马列主义大批判之课;业务课的词都不应该用。业务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后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业务问题讲的非常左。当时我也仗着自个儿老造反，纠合了两个老造反派，加我一共三个人，写了篇大字报，直接贴报社门口去啦，大题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论有问题》。我那旁边不是有一个马列主义弹药库吗?由他提供语录。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无数大字报围攻我的大字报。又来了好几汽车人堵在学校门口，要和我辩论啊。驻军专门约我谈，说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错误，现在正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那套话又上来了。校革委会就把我抛出来啦，意思说你跟人辩论去吧!亏得这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确实从白色恐怖杀出来的，保护着我。我从那以后就退出一切组织，跟学校的关系特别拧。参加一个创作组写话剧，题目叫《春到长城》，大意就是走资派厂长怎么迫害工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厂就行啦。那时的小说、戏剧都这么个意思。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乾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与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标!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两年多，怎么反革命哪?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释。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声呀，言声要揪出去怎么办?结果好多同学起来说：我揭发!我揭发!我纳闷儿你们都揭发什么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阵，我觉得是开始革我们红卫兵的命了。结果那同学判刑十年，到处游斗啊，这是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一溜儿，吓坏啦。他赶紧叠巴叠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了。过些日子他给忘了。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对这“文化大革命”，由于这么没有良心的胡批乱斗，出自于个人私心的胡打乱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腻了。腻了这里边可能含着有更高的觉悟吧!再说岁数也大了，面临毕业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种厌战的情绪。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个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说，我挺崇拜你。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呐。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以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啊。那阵儿想起来也是够飒爽英姿的。看来我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们非常密切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岁数也是二十四五了。人们没事干，这种事就很自然地发生起来了。可是临毕业的时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让工宣队给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队进校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再一伸进脚来真坏事呀。说老实话呀，驻军凶还讲点政策;那工人宣传队进校实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队什么东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觉得自己是老大。这时红卫兵已经是老三位了，到后来就是老九了。我记得工宣队一进校就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占领学校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一人手里还托着一个芒果，是拿塑料做的。讲话时说，我们工人阶级就是大老粗，“唰”地这个扣子开了，一条腿蹬在讲台上。这阵儿说起来难以置信就是。当然这里边有个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而这种老工人正成了他们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的筹码。有个老工人来忆苦，那是真苦，伸出手来没几个指头。忆苦为了嘛呢?还得进一步斗知识分子。全被利用了。工宣队一来，马上与驻军闹矛盾。而且工宣队一进来，准有一拨人哭诉去，我们怎么受压，这个那个，工宣队就有事干了。有个工宣队头头，出个主意，把我们拉出去，到农村改造思想。解放军的军训队、军宣队和工宣队跟着。唉呀，那时真是活活要把人给折腾死。一声哨儿，一二三，“唰”地下稻田。好多女同学都在例假期啊，都不敢言声，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儿。每天早晨累得都起不来，大家还得站在毛主席像跟前说，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我想干什么，我想遵照您哪条思想怎么干;后晌儿回来，临睡之前，累得根本直不起腿来，又得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我今天又犯嘛错了。早请示，晚汇报啊。工宣队说要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一片红”，全学校能刷的地方一律刷红油漆，大家什么也不干，天天不是刷漆就是刻葵花。黑夜没事总备战。你刚睡熟觉，就喊起来急行军。不开灯，摸着黑打背包，一跑就是三十几里地。我真火，第二天没起，我说这不是折腾死人了吗，是不是?你们看不见女同学她们怎么受?我仗义直言地说了。我说我不干了，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这一讲，军宣队那连长还通情达理;工宣队就急了，“啪”地一下把手里的个镰刀柄撅折了，说，你太猖狂了，我看你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我说你呀，甭来这套，告诉你，我爸爸当工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连长吓唬我，把我拉到一边儿，对我说明天上午写检查，一定写，我保你没事;我说不写，他说你混蛋，一下子这拳头就打我肩上。咱明白他这是为我，要不是他，那次非把我揪出来不可。那次要揪出来就环了，罪名小不了：反工人阶级啊!我们这红卫兵多窝囊!
一九七○年春天临分配时，学校里突然间没头没脑地传来这么一件事，说我爸爸是特务。这一下工宣队就直接渗入，找我那个烈士子女的女朋友，不下十几次谈话……这是我的隐私啦，当时在一个老师家，她跟我整整哭了两个小时，我也不能往深处问。据别人悄悄告诉我，她和一个工宣队好上了。唉，我的一切一切啊，都涂上了“文革”色彩。他们多强大啊，又是工，又是军。那工宣队说，这人不可靠，他爸爸是特务。你有理受屈也没法争。分配的时候哪，工宣队定了一个原则，叫做“远分对，近分赘，不远不近分光棍。”这就是谁有恋爱关系就照顾你俩，远处干革命去;近分赘，累赘，有残有疾的;不远不近分光棍。他们就把我搁到不远不近分光棍这一类了。那天晚上念分配名单那阵，简直跟宣判一样。张三哪个村，李四哪个县，决定你的命运呀就是。那阵儿毛主席不是有条指示吗，统统分下去。临走的头天晚上，那女朋友又跟我谈了多半夜。我这个人说老实话呢，总觉得素质还比较好，历经这么多事从来没因为什么神经错乱，为什么事死了活了的。我说，咱是合则聚，不合则散。我说今后你去跟你的工宣队吧，我回去耪地去，扭头就走，眼泪总是掉了。我拽着几个纸箱子，穷学生没有什么别的财产呀，都是书啊!我们老师送了送我，我还说我要到贫下中农那里接受再教育，好好干活好好表现，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来再来见你们。总是那么个劲儿。如果说前边这几年是被动过来的，后几年遇见的事呀，真是更不可思议了。
我们一下来就分配在县里。真虔诚啊，我自己打天津过，把书都搁家里了，把自己好一点的衣服都放下了，专门买了一双凉鞋穿上，以示和贫下中农没有区别。还叫我妈专门拿白布做了一个钉绊子的褂子，那是真坚决呀。一到县里，七十个大学生，交大的，科技大学的，北大的，清华的，复旦的。说老实话都是人才呀，那里不光有我们七0届的，还有六七届、六八届、六九届的，有的真棒呀。县里没留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讲话说，同志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东边的大洼去。那是真穷呀，房子都盖在河坡子上。一到那里，我们非常虔诚地找到了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主任就说了，大家在这儿都要好好表现，不好好表现上边追下来我可不好办，啊，要批谁一盘，我可负责不了。唉呀，这意思我们不过比四类强点儿就是。住的那屋满是乱七八糟的鱼网。晚上在炕上垫几层厚草根子，睡不了觉啊。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虫子往上爬，那蚊子就像轰炸机似的嗡嗡嗡嗡地叫。到了那种情况，你还想什么?还是虔诚地想，我呀应该这样改造。第二天我们几个男的，小裤衩一穿，一下跳坑里就挖河泥去了，可根本干不了!挖河那苦就别提了。反正干过这活的不止千千万。我现在反而特别感谢那一段呀，虽然说苦，我觉得只有在那段时间里，我才特别体会中国农民受着世界上最重最深的苦。他们得到的最少，而且最没有怨言。有时候我跟农民们谈心，我说你们心里觉着怎么样?他们说，瞎，又不是咱们一个人，不都这样吗!听到这话真是千万种滋味上心头呀就是。这时候县里听说我挖河比较卖劲，还听说我以前写嘛写嘛以后，教育局就调我去写。我这人生来就没有留在机关工作的命。上来以后干嘛呢，给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写讲用材料。把积极分子请上来，座谈，我再编。比方一个小伙子，烧战备砖，你就说他烧砖怎么苦，手上烧出多少燎泡，还要写他烧战备砖那时从窑里看到了五洲四海风云，看到世界革命烈火。纯粹是胡编乱造，这叫嘛玩艺儿呢?我心里这东西憋不住露出来了，教育局的头头就跟我谈，说你啊，工作还不错，但还是要下去锻炼一阵子更好。我心里当然很明白啊，我说我的铺盖卷都卷好了，又回去了。
那阵子农民知道我爱看老书，天天叫我后晌讲一段。我不敢跟他们说《济公传》呀，《薛仁贵征东》蚜，《三侠剑》呀乱七八糟的什么，就变着法把它变成现代的事，每天刚吃完饭，那个炕头啊就围满了，我一开口，有人就给弄热水，还有的打家里带来炒瓜子，实在没瓜子就弄点儿棒子花子炒炒。有的时候讲到半截停场啦，他们就拿一块纸呀给我卷一颗烟。农民非常纯朴，卷完后给你舔好了。他不懂传染病之类的事啊，到那时你就根本不用犹豫，拿过喇叭筒子来就抽。人到那时候，不会有多大上进。我也没书看呀，就马列和毛主席那几本，再有就看《人民日报》。有时候连那个犄角旮旯儿的地方都看了。要不怎么会买《朝霞》、《虹南作战史》那些没劲的书看?精神上真是很饥饿呀，农民也精神饥饿。可是我一跟农民在一块，盘腿上炕一讲，好像互相满足了。这事就有人汇报大队主任那里，主任找我说你讲啥了，我说讲两条路线斗争史啊，你也听听去呀。一天打完草大伙儿在草场上一躺下，我说主任哪您过来。这时他提过来一桶水，人们就像马喝水似的喝了一通，我呢抹抹嘴就开讲。原来，主任他也爱听。后来他就说了，再讲咱就在屋里讲，别上外边讲去啊。那天讲的全是瞎编的，我把那古人都变成现代人了。里边再插上走资派网，再插上地富什么的。说老实话呀，我给他们讲，自己也是个享受，因为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没有发泄的地方啊。
往后村里号召学哲学。你说那时候真是拿农民糟改着玩儿呀，农民知道啥哲学呀!主任学哲学回来了，召集农民传达，怔了半天就是一句话，“大伙学大寨，好好干，完了。”然后就叫我讲啥是哲学?我说我没改造好。主任说你别扯淡了，快讲讲。我就开讲哲学，可没讲两旬，那底下妇女纳着鞋底子就说，“咱不讲这个啦，接着昨后晌的讲吧!”
在村里叫农民开会可不易。大喇叭叫，打六点钟叫，到八点，一会叼着烟袋出来一个，一会又出来一个。农民不怕上纲，因为农民在最底层，你说开除他哪去?公社大队就决定每天开会给“二成”。一天十分，晚上算二分，所以开会就是挣那二成去的。坐着瞎扯淡呗。干部也是两头唬弄，他也知道上面是胡折腾，对下面呢又不敢深说，就支撑着吧!那阵没有一个村子不瞒产私分的，粮食不够吃啊。上边净是瞎指挥，一律种“反修七号”。那“反修七号”不好吃。公社叫种不种不行啊。农民也有法，外圈全种“反修七号”，里圈种本地高梁。上边检查的干部一来，大队早把酒肉准备好了。不堵他们的嘴，自己嘴里更没嘛啦!
我在这儿改造完了，临走时主任对我说，我看你还真不像个大城市的伢子是吧，你心直口快，不行啊这个，到哪恶帐的话别说，叫人硌硬的话别说，犯忌的话别说。这是这一段。
七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公社的中学教书。说老实话在农民里头呀，要是弄错一步几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因这里比较封闭。大城市一下班，大家到点蹬上自行车人就散了;彼此住在单元房子里人与人没啥联系。在农村，多少年来，都是守在一堆儿。连你祖爷爷那辈的事都知道，你祖爷爷尿炕不尿炕的事也都能考证出来。所以那阵你要有一步走不好就不好办啦。再有，长期对知识分子有个偏见，就是那些年留下的根。认为你自高自大，能言善辩，不好斗，群众关系不易弄好。这几条说老实话对我的评价也是够准确的。我在公社中学教书时赶上“修教路线回潮”。有一次班上有个女生没上课，问她，态度还特别蛮。说，昨天我吃乾饭去了。“吃乾饭”是那里的方言。谁家娶媳妇大家随几元钱份子就到人家吃饭去，叫“吃乾饭”。农村平时吃不上白米饭，吃一次也算享受吧，可我不懂。我说你为顿饭就不上课，怎么那么没羞没臊呢?没羞没臊是我老家的口头语，搁这儿就相当重了。那女生哭得没完没了。好家伙，这可坏了，当时正是闹“黄帅事件”啊，好多同学围着我批我哟，学校领导逼着我一次一次检查。我就成了“修教路线”的典型了。师道尊严啊。我这命运始终跟“文革”连着。“文革”有嘛事，都能跟我连上，学校农场有八十亩地，校革委会主任说你种地去吧。我就把铺盖卷上去农场了。种茄子、辣椒、西红柿、莴笋和菜花，倒也不错。可是到七五年我就完全消沉了。因为在私下里借了一本《红都女皇》，是个手抄本。看完之后马上还给人家，可我心里感到迷惘了。本来林彪事件一出来后，说老实话，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感到好多过去那么神圣的东西，那么祟拜的东西原来都是假的，但那时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没变。那阵一看报纸就琢磨，自打林彪死了后，毛主席老的速度就特别快就是呀。这时再看江青的事，再加上社会的丑恶现象，真是迷惘呀，也就完全消沉下来。我想，自己都三十岁了，这么功不成名不就，干点什么呢?
七六年，地震时差点没给砸死。全校房子都倒了，大家都睡在一块儿。地震之后我反而莫名其妙有点解脱感。我说这叫神鬼怕恶的啊。我说反正我一无所成，到处碰壁，也入不了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逮谁闹谁吧。结果这一下人们反倒害怕你了，横冲直撞倒嘛事没事了。可是每次闹了之后;自己思想里就特别空虚：这是干什么呢!我又觉得累得慌，特别没劲。自己背地翻《聊斋》，反正都是文言，别人都看不懂，看来看去就看出鬼、狐、神、怪，整天半人半鬼，不明白不糊涂，倒也不错。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我才第一次明白这是特别巨大的受骗!没等清醒，又到了清查。清查呀，还是两派，一派整一派。原先那一派打人凶手都没事，结果给我们来材料共有五条。又是一些捏造的假东西。清查本来是为了安定考虑的，可是一拨人又利用这个整另一拨人。这个历史欠帐将来谁再来还。而且挨整的这拨人都是我这个岁数的人，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当时红卫兵就是初中、高中、大学这部份人呀。所以这几年哪我思想还是沉闷。有时我就想，地球那么大，天天你跟我斗，我跟你斗，有什么劲呀!不累吗?可是我这个人天生精力特别旺盛，说老实话我觉得现在还没给国家使出劲儿来呢。
从近几年开始我另找一条路。我就想了，搞语法太枯燥，搞文学创作自己又没有才华，可是我爱看小说，有文学底子，我懂语言，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在修辞上打出一个局面来，在修辞界挤进去。这几年哪，我读了很多书，发表了一些个语言方面的文章。但是写来写去呀感到苦恼，因为我底子太差就是。我特别感到我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学校教育，可是还顶着大学毕业的牌子。现在修辞学开始向立体发展，得需要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需要好多知识，而且向各个边缘科学发展。孤立的静止的过去那种考据式的研究根本没有前途。有时我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就觉得国家养我这么大了，我总得给国家干点什么。我不想飞黄腾达，只想我自己的位置呀。说起对于“文革”中自己那一段呀，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后悔。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场“文革”，我没有任何异义。但是做为一场运动不能简单地否定，不能简单地政治划线。我觉得中央呢，我是这样理解的，说老实话，咱们中央现在也是够难的，难在哪儿呢?难在中国这封建主义基础太深厚。我在农村呆了这么多年，深感到现在在农村就是封建社会主义。你不知道上上下下的官儿们，都结成网。
我不光说我那县，哪儿都是结成网。只要你撞上网，再也择不清楚啦。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