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最活力的“戚大帅”——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但是在上海长大。那时，党在上海各中学里建立了不少地下组织，戚本禹所在学校里也有了党。这就使戚本禹有机会接近党的地下组织。后来，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成为当时青年人中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之一。1949年，戚本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受到表扬。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毛泽东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谓一“文”惊人，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63年冬至1964年初，历史学界围绕着戚本禹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搞得戚本禹很狼狈。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四句否定李秀成的话：“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泽东写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片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声音。戚本禹趁势而上，又写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
这下子，戚本禹真正出了名。在毛泽东的眼里，在中央一些理论家、大“笔杆子”眼里，戚本禹不再是只会办一点具体事情的干部，而是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了，连毛泽东的大秘书陈伯达和自称为“理论家”的康生，也对他高看一眼了。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这预示着戚本禹今后腾达有日了。
1965年，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这篇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并没有积极响应这篇文章，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实际上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已经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各地的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地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也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戚本禹被毛泽东选中，列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
但是好景不长。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从1967年3月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国局势进行了重新估量，决定动用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对混乱的局势稳定一下。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O事件”。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和积极鼓动者之一，而且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
早在戚本禹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时，周恩来就已经觉察到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是好人。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谈话，提出了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意见。杨成武当天飞往上海，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杨成武当天飞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但是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他一下。按照毛泽东决定对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争取一下”的想法，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可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了逃避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还在信中还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指关锋、王力)二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并未肯定戚本禹的检讨，只是淡淡地写了一些鼓励的话，可见，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信并不认同。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过去对戚本禹“让三分”的陈伯达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发，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此时，距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后不满5个月。
戚本禹虽然是后被“请假检讨”的，但却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与林杰一起，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淡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党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后，人们才又想起了当年的“王、关、戚”三人。重新审理后，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戚本禹的刑期，从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他的桌子上放着许多手稿和无格的白纸。据去戚本禹办公室采访过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记述：1988年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他对各种书报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戚本禹说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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