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传》上册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披露的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尤集中阐述了寅恪先生的这一学术精神。《答复》中写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见该书第111至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陈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陈垣的专精在目录、校勘、史讳、年表的研究，并兼擅词章之学；史源学一目，是他的创造；治史的显绩则集中在宗教研究和元史研究。从继承的史学传统来说，清代史家赵壹、钱晓徵对他的影响最大。所以陈寅恪评赞其史学之贡献时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退，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但陈垣五十年代以后世潮润及己身，没有再写出重要的著述。陈寅恪则挺拔不动，愈到晚年愈见其著述风骨。尤其1953年至1963年积十载之功撰写的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述，是我国现代文史考证的典范，是“借传修史”的明清文化痛史的杰构，置诸20世纪的史林文苑，其博雅通识和学思之密，鲜有出其右者。
文化史学集大成者：钱穆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
宾四是钱穆的字，无锡人，自学名家。始任教于无锡、厦门、苏州等地的中学，1930年起北上京华，执教鞭于燕大、北大、清华、师大等高等学府。钱之著述，早期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为代表。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隽，是钱氏史学的特点。其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撰写的《国史大纲》，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即对“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引论”第7页，及卷前“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第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他强调：“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7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初版）钱穆晚期的代表著作是《朱子新学案》，其价值在重新整合理学和儒学的关系，把援释入儒的宋学，收纳回归到儒、释、道合流统贯的传统学术思想的长河中去。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中国现代学术之史学一门最见实绩，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硕果丰盈。梁、王、胡、顾和二陈、钱穆之外，张荫麟、郭沫若、范文谰、翦伯赞、吕振羽，都是具通史之才的史学大师。郭的恣肆、范的淹博、翦的明通、吕的简要，为学界所共道。就中张荫麟的史学天才尤值得注意。虽然他只活了37岁，留下的史学著作最重要的竟是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中国史纲》（只有上古部分）。
史学天才：张荫麟、陈梦家
张荫麟，自号素痴，1905年生于广东的东莞，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十八岁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于《学衡》杂志，批评梁启超而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四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兼授哲学、历史两系的课程。他试图把哲学和艺术与史学融合在一起，提出要用感情、生命、神采来从事历史写作。他说：
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斯言也，多数积学之专门史家闻之，必且嗤笑。然专门家之嗤笑，不尽足慑也。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之上矣。今以历史与小说较，所异者何在？夫人皆知在其所表现之境界一为虚一为实也。然此异点，遂足摈历史于艺术范围之外矣乎？写神仙之图画，艺术也。写生写真，毫发毕肖之图画，亦艺术也。小说与历史之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此则艺术之事也。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要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张荫麟先生文集》下册第1059页，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初版）他认为正确充备的资料和忠实的艺术表现，是理想的历史写作的两个必要条件。他自己的史著和论文，把他的这一史学写作理想变成了现实。谓予不信，请试读《中国史纲》以及《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和《北宋四子的生活与思想》等专书和论文，你无法不被他的“忠实的艺术表现”所感染。你甚至可能忘记了是在读史，而以为是在阅读文学家撰写的饶有兴味的历史故事，但他那不掺杂繁引详注的历史叙述，又可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
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这也。”（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见《张荫麟先生文集》上册第3页，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初版）以熊之性格特点，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
另外在专史和断代史领域，汤用彤、柳诒徵、萧公权、岑仲勉、朱谦之、雷海宗、陈梦家、侯外庐、孟森、萧一山、向达、杨联升、罗尔纲等，都有足可传世的代表性著作。而陈梦家的学术成就和遭遇，更令人感到震撼。他是浙江上虞人，1911年生，十六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二十岁就是闻名遐迩的新月派诗人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他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淞沪抗战。后来师从容庚，成为研究古文字学、古史的专家，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学府，50年代以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殷虚卜辞综述》、《尚书通论》、《六国纪年》、《西周铜器断代》等重要著作，都写于1957年以前。
他的诗人气质和学者的风骨，使他未能逃过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那一劫。他被下放到甘肃。但他那双神奇的眼睛和神奇的手，似乎接触什么就可以研究什么，而且都能结出果实。他在甘肃接触到了汉简，他撰写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部涉猎新的学科领域的专著。他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