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河地带一枝独秀
此前谈到红山、大汶口、良渚、石家河几个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几乎同时衰落了，接续他们的却是一些不如这些文化的地方文化。在那个时候，沿着黄河岸，却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地方文化，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展现了稳定进步的潜力;从今天关中地带半坡文化，一直拉到郑州附近，沿着黄河中游，扩展到黄河两岸，归结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豫东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这系列的区域文化，都显示逐渐减弱采集和狩猎，稳步走向农业的特征。相对于渤海外围传统的五帝集团，这个黄河边上出现的新石器农业文化，并没有引人注目的特色：没有红山文化的玉器，没有大汶口文化精致的陶器，也没有巨大的公众建筑和墓葬。这些黄河边上的农人，老老实实耕种土地取得足够维生的资源，聚族而居，发展为一连串的村落。在沿海区域文化衰落的时候，稳定的黄河地带，却是一枝独秀。
许多在衰落地区外移的人口，不少迁徙到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即今天的河南、安徽、湖北等处。例如，“祝融八姓”是一个高天崇拜的族群，与渤海周边的五帝系统，有相当关系。在这一时期，迁移到豫、皖一带，其中的芈(音同“米”)姓，更南下进入汉水流域，结合原来石家河文化故地的“群蛮”，成为后世楚国的前身。
这个地带，累积了千万年来由黄河搬运过来的黄土，土壤深度数百尺到数十尺，但是由于黄土细如粉末，其中有许多细孔，犹如毛细管，足以将地下深处的水分，不断吸引到接近地表，以支持植物的成长。虽然一样是受到天候寒暖的影响，在这里农作物不会真正缺水。在后世，黄河的泛滥或干枯都会造成灾害，那是因为人力糟蹋自然环境，毁坏了保持水土的植被。黄河流域，那时虽然也要承受季节性的泛滥，然而黄土本身犹如海绵，很快就将过多的水分，储蓄在土层下面，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灾害。在这种天然条件上，人付出一份劳力，就会有一分收获。这一系列的文化，并没有将他们的资源浪费在耗时费工的玉件和精美陶器的制作上，也没有动用大批人力建筑土山和大型墓葬，他们的资源只是不断地循环使用，保持稳定的成长。
当渤海外围的许多族群，包括炎黄系统的农耕者，和太昊、少昊、颛顼那些崇拜高天的族群，因为渤海冲积平原面临的气候转变而迁移，此时，他们首先会遭遇到的就是黄河中游这一大群农人。各处移入的族群，带来老家原居地的文化因素，也丰富了新居地区的文化内容。于是，在黄河中游的文化，可以找到东、南两面文化的成分，融入于“中原”。
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
在传说中，那些大型文化衰败的时候，也就是尧、舜、禹进行禅让的时代。这显示着族群的霸权，由渤海周围，转移到黄河三角洲的顶端。据说，尧、舜的活动地点，就在今天山西、河南的角落上。而禹所代表的夏代，到今天还留下一个地名“夏县”。现代考古学刚刚开始时，徐旭生先生追寻夏代的所在，也在豫、晋交接处的大范围不断寻找。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让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个复杂共同体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复杂，包括了冶铸青铜的遗存，和相当数量的小麦残迹。2013年，中国考古重大发现中，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冶铸青铜的炼渣，还需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麦类遗存。考古学家认为，那时河西走廊已经是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这一发现，显示二里头文化已经吸收了中亚、西亚的文化成分。引进两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麦类，增加了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尤其，掌握青铜的冶铸技术，必定提升了这一文化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考古学家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从黄河三角洲的顶端，一直到关中，包括山西的运城平原，这一个族群共同体，占有的地方不小。这一个地区，就是后世所谓的“中原”。从夏代经过商和周，三个复杂共同体的连续发展，都以这一个地区作为他们的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核心地带;从“中原”这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从那时以后，这一片平原就是中国的中心。
3“禅让”实际以实力决定领袖
尧、舜、禹的“禅让”，自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统的历史观，认为前一个君主选贤自代，政权是和平的转移;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三个君主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如此和平，舜曾经放逐尧，禹也曾经放逐舜，而禹的儿子启，则是以武力取代了据说本来禹选作接班人的益。这两个说法，都显示一个大共同体的领袖权力，还并不是如何稳定，表面上是“禅让”，实际上还是以实力决定谁作领袖的。这三个“圣王”各自有自己的族群渊源，每一个大型共同体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中原的部落联合的力量，会超渤海周边的那些群体。所以，中原的领袖，可以号召别处的族群领袖，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据说，禹领导的会盟，甚至于会将晚到的部落首长处刑，以彰示自己的威权。
禹所建立的夏后氏，也并没有继续不断地执掌霸权。夏后氏霸权的中间，也曾经被后羿所取代，要等到少康中兴夏后氏的霸权。根据传统的年历，夏后氏曾经享祚四百多年，即使中间有过中断，这一个霸权的延续，也足够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核心地区出现的第一阶段。
在古代气候寒冷期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距今三千七八百年前的时代，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他们大概也是崇拜高天，而且有燕子含卵的传说，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在不同的传说中，例如《易经》和《天问》都曾经提起过，商代祖先在渤海冲积平原上，曾与放牧维生的有易氏有过密切的来往。商人的崛起，是不是也因为渤海平原承受天气寒冷的影响，使得他们不得不向中原扩张?
商代历史的前半段，也只是靠传说和考古数据，让我们有一点模糊的知识，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拥有战车和马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复杂的组织，足以统治广大的地区。商代后半段，他们的首都已经搬到今天的安阳，因为殷墟的考古，我们有相当清楚的知识，能够重建商王国的情形。
在搬到安阳以前，他们曾经数次迁都，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频繁迁都，有人以为是躲避洪水的泛滥;也有人以为是战争的原因。我个人以为，他们迁都的方向，是逐渐西移，也就是说，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一方面还可以顾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近陕西关中，间接联系西去中亚的通道。在考古学上，与商代同时，而具有商文化特色的据点，北到河北的藁城，南到湖北江陵的盘龙城;在东南方面，江西新赣大洋洲的遗址，文化内涵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色。这几个遗址，大概都代表商人在各地扩张的力量所及。在西边的关中，商人的力量，足够掌握华山之下的通道，有“崇侯”据守。后来代商的西周，也长期地受商文化的影响，甚至于接受商王的领导地位。
4商王朝的同心圆布局
商王国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中游，也代表了后世“中原”观念的范围。商王国的统治，并不是直接的治理各地。首都称为“大邑商”，在首都的外围，许多子姓的王族——所谓“多子族”，拱卫都邑。有的王后也自己率领部下，居住在都城四周的某一处。这种安置，其实和草原上游牧民族，如蒙古的“斡尔朵”，相当类似。在其四周则有商人的城邑，由王国的使者监督;再外面，则是商人友邦;最外圈，却是一些称为“方”的族群国家，例如，土方、人方等等。
这一个同心圆的布局，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模式，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商代的一些友邦，有些是远处遥奉商人的号令。董作宾先生从商人卜辞资料，重建商王远征人方的事迹。人方地处在今天徐、淮一带，商王曾经率领军队，在人方巡视，行程中间没有战争，处处得到招待，这就是以武力确立自己的霸权。至于“鬼方”，则是经常和商人对抗的敌人，鬼方所在，可能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商人抵抗鬼方，动员的武力常常一次以五千人为单位，不断增兵，可见战争规模不算小。远在关中的西周，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奉商人号令的小国，称商人为“大邦”，足见商王国力量的强大。
在殷商后期首都安阳遗址，考古学家找到大量文字资料。这些称为“卜辞”的文字，已是字形、语法都很成熟的书写工具。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别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找到更早的复杂书写系统。仅仅这一成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后来，西周的力量，足够威胁商人，且结合了商人北面和西面以及西南面的一些部族，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终于代替殷商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周人能够接续商人成为中原之主，也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
5周王朝的封建网络
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原本务农，但在天气寒冷时期，也曾经依靠牧养维生。后来，他们又从原居地，沿泾水南迁“周原”，后世称为关中的黄土高原。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发展为中原以西的盛国。周人自居为商王国的附从，经过三代的经营，才有挑战商王国的力量，逐渐发展，终于取得中原的主权。在牧野之战后，周人考虑建都的地方，在“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他们将嵩山称作“天室”，而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于是，周人的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当时周邦实质的统治者，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往返于两地之间。
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更重要者，根据考古获得的分封“宜侯”铭文和《左传》分封唐叔于晋的记载，每一个封君在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在这都城之外的当地土著，和在城里居住的那些封君带来的族群虽然分两种类型，却设立了共存的机制。例如，统治者的奉祀处，称为“王社”，而当地人也有奉祀自己祖先的“社”。武王的弱弟唐叔就封山西建立晋国，接受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夏人的文化传统和土著戎人的风俗习惯。周公儿子伯禽分封鲁国，那是奄人的居地。鲁国就有鲁国的“社”，与“奄社”并存。孔子的祖先，来自商王国旧地的宋国，迁徙鲁地;他就自居为处于“两社之间”。
周封建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稍加区别。因此，周人封建系统，等于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
周王号令所及，疆域又大于商代，西起关中的宗周，王畿之内，还有诸侯的封邑，包括同姓与异姓;另有一些原居族群及陆续从外面渗透进入周土的族群。后者颇有自称王号的小国。东方的中原，分别由姬姓和姜姓子弟分封建国，其封疆之内，已如前述，各自安排为多族群的混合体。
从中原扩展，周人又东向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自此北上，则由姬姓重臣召公一族，追赶商人退回渤海故地的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沿着太行东麓，又有姬姓的卫、邢诸国，与东都成周四面诸国呼应。沿着黄河两岸，北岸的晋国与南岸的虢国，夹岸拱卫两都之间的通道。
周厉王的天子作器宗周钟，记载周厉王征服南方诸小国的故事
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延边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晋国奉命安抚夏人和戎族，已如前述。燕国的考古遗址，处处显示周文化与当地土著及北方山戎族群的混合。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封国是成串安置在中原的南方前哨。他们分别与当地土著混合，考古遗址中，常见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性。这些地区，祝融八姓的后裔，散居各处。最重要的发展，则是芈姓与今日湖北北部的百蛮联合，创建楚国，日后成为南方的大国，面对中原，俨然是南方文化的主流。
东方的齐国，地大人众，面对沿海一带的古老族群——夷人，既须安抚又要防范，不是易事。根据《荀子》和其他先秦古籍记载，到了距今三千年前，周穆王在位时，东方的徐王偃，居然还能号召二十六“国”，自己称王，挑战周王权威。这一徐人的地区，大约就是前文曾经提过的商代的人方，那些族群即是古代环渤海古文化的后裔。周人以齐国和王室的力量，平服了徐国。徐、舒族群，遂逐渐分散，迁移到淮水、长江各地。据费孝通和潘光旦的研究，后世带“余”部的姓氏所分迁之处——徐、舒、畲、畬，甚至涂、嵞等，均可能是海滨族群的后代。在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留下的地名。
6“天下”：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原”形成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逐渐向远处扩散而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因为文化交融。而构成的新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的一个核心，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的安排，实际上所谓“中原”本身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对四周的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的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整个欧洲核心不断转移，由爱琴海周边移到地中海的意大利，又移到西欧的法国，又分化为日耳曼的中欧和大西洋上的英伦，最后转移到北美大陆;欧洲的东部，从罗马分裂后，又自成局面，与西欧、中欧分道扬镳。各个核心之间，难以大融合，却多抗争。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
责编：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