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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雨廷,姬昌《周易》的终结

2016-09-07 17:56:24来源:人学研究网 作者:李劼 已浏览人数:
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易经》,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此是我的责任,认清客观时空和主观时空后抉择,故和政治界、艺术界、民间等息息相通,但绝对不卷入去。

三、卜占式的论学说道,时精时芜杂
 

从谈话录所展示的诸多象图以及潘子的谈易可以得知,潘子易学的主要路数,承继的是邵雍的象数易渊源,虽然潘子时不时地会发表一些义理言论。这与其说是潘子显示渊博,不如说是潘子颇有整合易学的雄心。用他自己对弟子的话来说则是:

我和杨先生合易,终未合拢。关键是时代两样了,不能从地主阶级角度搞,而要从资产阶级角度搞(此为譬喻)。故需注意现在的时代潮流,青年关心什么,故我无论如何要注意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

这里的合易,当然不是意指整合易学,而是易学本身的一种游戏。但潘子在此处把合易未成归结为时代变化所致,倒是颇有些与时俱进的意思,迥然有异于汉儒“天不变,道也不变”的教条。在四维时空之中,时间轴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这在潘子的另一次讲说里,有所阐述:

邵康节仅标出开物到闭物一角度,第三角度我标出,把三千年全部历史“啪”放入,本可随便排,自然有其微言大义。人的历史是子-午相应,午前尧(尧夫),午始于禹八年,是转机阴生。禹即位前期尚执行尧舜政策,到了八年想,算了吧,还是传给儿子吧,故开始

世袭制至今。这些话我不愿意说,故宋捷说我含多吐少(茹)。有些话是不可说,故说出所有关系并到处宣传,绝对错误。

潘子所说的第三角度,是不是时间轴,且存疑。接下去的那段发挥,显然有时代变化的涵义在内:禹改禅让为世袭。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潘子似乎是在故作含蓄,吞吞吐吐,一会不愿说,一会不可说。就算是顾忌有亵渎伯禹之嫌,也不至于如此的扭捏作态。这可能是易学家惯有的易学范儿,话不说死,美其名曰:茹。或可给个名称,茹范儿。有如江湖上的说书,卖卖关子。

应该说,潘子天资聪颖,说不上超凡入圣,也能算人中翘楚。只是,相比于钱钟书爱掉书袋,潘子喜欢玩他的茹范儿。倘若将潘氏茹范儿点破,藏在那范儿背后的,其实是时而清晰、时而含混的芜杂理念。金庸小说《天龙八部》所描写的段誉,习得了六脉神剑;只是学得匆忙,一旦临敌上阵,弹出神指,时灵时不灵。潘雨廷悟性不低,只是囿于他极其世俗的孔子理想,表达出来的思想时精时芜,时清时浊。比如,上述言及邵康节和禹改世袭一段,颇有见地。但这段话可谓良莠混杂,清浊并现。

《论语》和《老子》可视为十翼之外的两部大“易传”,二书渗透了易的境界,而且以不直接释经为最高,当荀子所谓“善易者不占”,邵康节所谓“善易者不言易”。汉“经学”把五经统之于“易”,先排斥了黄老道家,后又排斥象数,自加束缚,其旨遂晦,更遑论天地自然之易。

此处“天地自然之易”一语,当是潘子很精彩的易学思想,将“善易者不占”和“善易者不言易”上升为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天地自然之易。但将《论语》和《老子》视作十翼之外的两部易传,却让人怀疑潘子可能既没读透《论语》,也没读懂《老子》。《论语》乃入世之象,《老子》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之象;一者在地,一者在天,这是不能随便乱合的。天地合意味着天地死,天塌地崩。孔儒解易,仅止于肤浅的义理罢了;而老子思想却远在姬昌的《周易》之上,不仅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与姬昌《周易》也不在同一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子思想抵达的是中国上古先贤所遵奉的无语境界,而孔子不过是一个追随周公建制和姬昌演易的从周者罢了。读不懂老子不奇怪,《道德经》问世以来两千多年,真正领略者,几近于无。但读不透孔子,却是潘子的问题所在,也是潘子学识的死穴所在,叫做孔子障。一叶障目于潘子,是一个孔子挡住了他在学问上的融会贯通。而此障归根结底,又是潘子自己的功名障:欲成孔子不得,反被孔子所误。潘子有言:

众生有烦恼障,菩萨无烦恼障,有知识障,回向可去掉知识障。回向的方法是哪里来的回向哪里,如写邵康节就回向邵康节,写熊先生(十力)就回向熊先生。

问题是,潘子倘若写老子能回到老子么?即便是潘子写孔子,也未必能够真的回到孔子。因为孔子的最高“智慧”并非法自然的自然之道,而是游刃于人际关系的世故之道。学孔子,其实就是学世故。潘子的世故之道,就算很深,但能深过孔子么?事实上,潘子阅世极其浅显,即便世故,也不见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正因为阅世肤浅,潘子很容易如此这般的似是而非。

《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一章,诸弟子皆言治国之象,惟点所言乃平天下之象,反与道家精神相通,非仅归隐之谓。

潘子此处将曾晳的“暮春者,春服既成”,说成平天下之象,并且还与道家精神相通,然后,再引申至非仅归隐之谓,根本不管孔门师生对话的具体语境,也不管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曾晳所言大相庭径,更遑论其中含有什么归隐之意。段誉的六脉神剑虽然不到火候,但很少胡乱使用。但这在潘子却自恃天分不低,信口开河。就像他胡说“孔子读《易》读的是《洪范》”一样,根本不懂《周易》与《洪范》全然南辕北辙。潘子显然不知道这两者的区别,一如他茫然于老子和孔子的天壤之别,混说一气。也许惟有其座下弟子,会听得连连点头。对老子和孔子稍许有点心得者,不会当真。

潘子于象数易学是精湛的,但踩入其它领域,比如历史学或者语言学什么的,全然盲人摸象。

中国重视信息和能量在物质之上,秦始皇统一,车同轨,书同文,就是同时重视物质和信息的交流。中国能维持庞大帝国,主要是信息的沟通,能维持控制,何时交流阻隔,就爆发农民起义。而上下交流的主要调节就在于“士”。

好嘛,难怪如今的网络时代,稳定已然压倒了一切。因为信息太交流,太沟通了。

三家分晋确为大关键。《论语》记载孔子知田氏代齐,明知鲁不会伐齐,也没有能力伐齐,仍正衣冠往告“以我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于日趋恶劣的形势尽最大可能挽救,予以期待,真是大悲心。

这段话由于比较突兀,不知是在什么语境下谈论三家分晋的。倘若是意指春秋时代的政治大变局,那么三家分晋并非关健,管仲的“尊王攘夷”才是转折点。至于孔丘正衣冠往告,不过是难以容忍礼崩乐坏。大悲心什么的,实在是无从说起。潘子说话,有时就像在游乐场里开碰碰车一样,随意得很。尤其是涉及西学: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对形而上学等问题,上帝有无之类,属语言游戏,不谈的,犹佛教所谓戏论。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乃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思想前驱,居然被说成戏论。难怪先秦的公孙龙名辩思想,会被一代代以无知为自豪的士子学人边缘化,两千多年来没人读懂。潘子显然也不例外。当然,潘子于语言哲学的茫然,也与其西学根底不深有关。虽然早年曾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几十年的易学专注下来,可能也荒废得差不多了。所幸的是,他对现代物理学的进程倒是兴趣盎然:

引力作用,牛顿,宏观。电磁相互作用,麦克斯韦,微观。爱因斯坦致力于统一场论,就是想统一此二种相互作用,未成。海森堡新量子论,划出了微观的数量级,

认为在此数量级的微观层次内不可能再深入下去了,其天才可云惊人。

一个易学家能够对现代物理学有如此知识,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这番论说并没有抓住最关键的理论焦点:爱因斯坦和波尔的那场论争:一者致力于统一场论,一者坚持波粒二象性,亦即无法统一。这对于潘子来说,颇有警示意味:不要动不动想就“啪”的一下合拢。爱因斯坦都合不拢来,潘子就不必费劲了。

不过,平心而论,潘子一说到与象数有关的易学话题,马上灵气十足。比如:

昔二程春从皇帝游,皇帝折柳枝,二程谏止。折柳枝自然无关系,但折了伤春之生气,不合时宜。

准确说,折枝伤生。在美国,树林里即便枯树倒地,人们也不会触碰,以保持原始生态。又如:

现在有望远镜和显微镜,那是望空间的,我相信不久将会有一种望时间的望远镜。到那时一看,孔子就在我们这里,邵康节就在我们这里,那时的人看到现在社会科学的考据都要笑的,我的这篇文章只是在没有这种东西时代替一下。

这虽然有些匪夷所思,但从时空转换的维度变化理论上是说得通的。易学修到这个份上,堪称大师。

潘子有些看上去似乎语无伦次的话里,珍藏着很可贵的想法。比如:

《论语》以知言为目标,《老子》提出“名可名,非常名”,《论语》结束正是《老子》的开始。

这段话可能是弟子没有整理清楚,但最后一句,饶有意味。潘子自己曾经如此重复道:

老子思想肯定在孔子前,成书肯定在孔子后,我负责任。

借用佛家语汇,老子是个开悟者,孔子是个修习者。老子的《道德经》确实有针对性,既针对周公建制,又针对孔子言说。潘子虽然并不明白老子的这些针对性,但能看出其间的成言过程,独具只眼。潘子显然不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并且还知道如何读死书。比如:

我还经历过这么个阶段,《庄子》懂了,郭象注还不懂。后来懂了,原来是战国思想和魏晋玄学思想不同,再读《庄子因》之类,很明白。先要懂《庄子》,然后懂郭象注,然后扔掉郭象注(其它的注全部不要看),然后可以谈一九八六年的庄子了。

读书非得读到这种份上,方可与人论学。否则一出口就难免贻笑大方。在冷风景一著中之所以看低荀子,就因为荀子思路,极其刻板。有趣的是,潘子在对荀子的评价上,倒是所见略同。

孟庄皆好,但如果他们会面辩一辩,我知道孟辩不过庄,庄还高一点。荀子就低了。看他的书,也看出他有的地方又发展了,但思想境界无论如何上不去,而汉朝经学从此出。

儒家学说的欲成体系,荀子恐怕是始作俑者。潘子此处说的汉朝经学,应该是指董仲舒。但潘子又赞赏宋儒朱熹,“朱熹好,朱熹有东西”。有道是“唐的思想散乱不成体系,宋形成了,至朱熹而集大成。”潘子其实并不认同体系,在另一处谈话中曾特意指出:

日前讲《齐物论》没说,成体系就是庄子“得其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就是环中,故有黑格尔一定有马克思把它翻过来。“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环中是不够呀。

由此可见,潘子认同庄子的不以体系为然,并举黑格尔为例。但潘子显然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不甚了了,否则不会说马克思把黑格尔翻过来。因为事实上,马克思非但没有颠覆黑格尔,反而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演化成了乌托邦理论。不过这不必较真,需要较真的是,潘子喜欢出尔反而的指东道西,颇有恃才放肆之嫌,并且还对此煞有介事地解释道:

对一个人说一个人的话,对十个人说十个人的话,对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变化,此原则须注意。

佛陀也会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比如有神论者问神的有无,佛陀会回答,无;无神论者问神的有无,佛陀会回答,有;如此等等。但佛陀如此回答,并非是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以不同的回答,破对方的我执。倘若要理解这样的说话方式,必须加上一句:无论何时何地何境,说话都要口对着心。然而,遗憾的是,这在潘子不过是头脑的灵活,看不出心的印证。心口一致者,没有潘子这么的伶牙利齿,相反,通常比较木讷。

集儒道佛三家学识于一身的潘雨廷先生,于儒是情有独钟,于道时清时浊,于佛着相得不行;大话连篇,离题万里。

《华严经》好极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智慧不过如此。澄观的《清凉疏抄》,只此一人能和《华严》相应,唐时的《十三经注疏》何可比拟(已懂的重复注,不懂的不注)。《华严经》已达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以后再翻出禅宗是另外一件事,再后来就是密宗,那关系到了生理学。

若说《华严经》已达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那么《金刚经》怎么说?《华严经》里的十行、十回向、十地、十定、十通、十忍,等等,确实是上乘修为,为凡俗之人可望而不可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最高境界。境界高到一定层次,就了无高低之分。假如真的存在有最高境界,那么其特征一定非常朴素;或者说,具有返朴归真的意味。按照《金刚经》里说的非法、非非法,《华严经》里的诸多法相,层次再高,终究亦当视作虚幻,不可着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华严经》描述了佛陀成道的金碧辉煌,礼佛者自当欣喜赞颂。需要说明的只是,那样的金碧辉煌,并非佛陀成道之所之地。佛陀是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比起《华严经》里的浩大排场,菩提树显然更接近佛陀成道环境。因为朴素,因为自然。隆重的典礼固然表达了对佛的敬仰,但佛陀的真谛却朴素得一如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佛的智慧在草,在树,即便在泥土,在沙漠,也不会在楼台宫阙。《华严经》里显示的智慧境界,是令人向往的;但那样的金碧辉煌,却是虚幻的。窃以为,即便是佛陀本人,也不会如何当真。

过于辉煌会让人感觉陌生,虽然从《华严经》里能领会作者之于佛陀的礼赞之情之心,但相比之下,阅读《楞严经》里佛祖与阿难的对话,容易让人感觉亲切。更不用说诵读《金刚经》时感受到的空灵和高远。灵修的境界在于,万物皆空。即便是《金刚经》,真正领悟了,也可以不着佛经之相。生命有着自然的流转,不必如金刚般坚固。老子就喜欢以柔软,视作生命的质地。

不知潘子于《金刚经》有什么样的心得,但从潘子这段话里,可以看出,相距遥远。

《金刚经》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在于节节支解(庖丁解牛),均不见我,极其精微。(按:孔子“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亦精微分析。)

佛祖举例节节支解以证当年的不着相,被潘子说成了不着相全在于节节支解,听上去很像回事,细细一想,大相庭径。尤其是,竟然将佛陀当年做忍辱仙人时被歌利王的节节支解,比作庖丁解牛。不清楚这是潘子乱开玩笑,还是弟子记录有误。解经解到这种地步,真是荒唐得可以。居然还好意思说“均不见我,极其精微”。弟子在按语中又拉出孔子学易胡乱作比,更是无知无畏。姬昌《周易》离老子境界都差得相当远,遑论佛陀。孔子习《周易》与佛祖讲经,岂能混说?师徒两个如此妄言,显然是因深陷易学而心智昏乱。

然而,有趣的是,这样的无知又与什么都懂似的渊博,古怪地混杂在一起。潘子论佛,根底极浅;但潘子又确实知道:佛学关乎宇宙,佛不是地球上的人类。其情形一如潘子有知:在考虑河图洛书出在何处。如此,中国学问就全部总结出来。但潘子完全茫然于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分不清河洛与姬昌《周易》之间的演变和异同。潘子既因袭象数易的渊源,又在义理上胡乱发挥。《周易》只能让人心智昏迷,却被潘子说成是孔子最后开悟的典籍所在,致使其弟子会将《周易》与《金刚经》混为一谈,硬让孔子攀附佛陀。

潘子这种知识与心悟之间的反差,甚至分裂,可能与其阅历太浅,阅世不深,有关。潘子一方面博览群经,一方面出语幼稚,了无常识。在知识层面上,潘子知道河洛的价值所在,但在思想层面上却完全不知道《周易》的低维原因和孔子习易的肤浅。在知识层面上,潘子知道佛学的恢宏是不能以地球上的人类认识来囊括的,但在内心体悟层面上,却分不清《华严经》和《金刚经》之间的有相与无相之别,不懂佛门的境界不是金碧辉煌的,而是朴素自然的。可见,潘子论儒道佛三家学问,完全是卜占式的神神叨叨。偶尔说出一些精彩想法,有如瞎猫逮着死老鼠,不像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可能也是潘子动辄信口开河的缘由所在。

尚须知《隋书.经籍志》,《汉志》纯粹为中国文化,《隋志》则增入佛道,三教合一,此可延续至明末。有此基础,再抓住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现代等几个变化关键,人类文化仅此矣。

潘子如此断语只能证明其井蛙人生,没有周游世界的阅历,没有看过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城市里一个个的博物馆,于古印度文化,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甚至南美的玛雅文化、北美、墨西哥的印弟安人文化等等,全然无知。估计潘子可能连《奥义书》都不曾读过。至于介绍印弟安人文化精髓的《唐望的智慧》,潘子恐怕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便是其热衷的西方现代物理学心理学,潘子也不过是于牛顿、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浅尝辄止罢了,没见他提及过荣格的文化心理学,更不用说荣格与泡利实验过的同步共振理论。

借用一句上海的市井俚语,潘子有点像上海滩上的老叶客。既不见世面,也不经风雨,把个人生安置得妥妥贴贴安安稳稳。然后玩玩易卦,读读经书,自我感觉就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了,然后就可像孔子那样讲学了。

按说,不怎么阅世而能够通达的学者,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中国的老子,德国的康德。但那都是已然成道得道的圣贤。凡胎俗骨,不阅世是不行的。这其实是潘子自己也明白的道理。但明白道理,不等于就已然在道理之中。就如海德格尔追问存在,不等于已然在存在之中。老子、康德并没有如何追问存在何在,但他们的著说已经就是存在的展示。总之,在知识层面上,潘子确实像钱钟书一样的天资聪颖;但要说到内心的修为,却实在是乏善可陈。

从潘子的论学,也可以看出,所谓儒道释三家合流,其实是个乌龙。其中,仅老子思想与佛经可以互证。而儒家学说,与老子和佛陀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儒家仅世俗人生而已,没有形而上意味。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划分,儒家仅止于生存筹划,而老子是在存在层面上展开的生存论,或者说,同时兼顾了生存的存在论;至于佛陀佛经,则是纯粹的存在论。这三者就好比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之间,隔着一个维度,根本不可能合一。潘子显然不明白这之中的区分,所以会下如此判断:

明德清云:惟儒可以入世,唯佛可以出世,唯道可以忘世。极深极深。当时人判教已不判本教内部,而是判三教。中国人思想最深到此为止,明末利玛窦来了。入世深者可出世,出世深者可入世,忘世即出入无疾。

用入世、出世、忘世来谈论三教之别,乃是将三教置放在生存策略的平面上,私心度取。欲入世,择儒家;欲出世,择释家;欲忘世,躲进道家。此说不无以世俗的得失心,衡量地上(儒)、天上(道)、宇宙(释)三个不同维度上的学识之嫌。不说肤浅,至少世俗。潘子竟然会认为:极深极深;并且断言:中国人思想最深到此为止。潘子此言,与其说是给中国人下的判断,不如说又是潘子的夫子自道。潘子之于儒道释三家的理解,最深也就到此为止了。

凭着这样的见识,潘子以为可以游刃于三家之间,如鱼得水。有道是,入世深者可出世,出世深者可入世,忘世即出入无疾。一会儿出,一会儿入,一会儿忘,开心啊。殊不知,搏取功名要付代价,立言言说也同样要付代价。哪里是想出就出、想入就入、想忘就忘那么随心所欲的。潘子有避世之能,一旦入世扬名立万,就不会那么一帆风顺。当年吃过苦头的老先生,一旦复出,无须登高一呼,已然门生济济。潘子只能望汪兴叹。更不用说,潘子避世太成功,无意间丧失了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阅世自然就浅显,论学无以致深刻。既然人家有失必有得,那么潘子也只好有得必有失。这就叫做,出有出的代价,入有入的收获,哪有可以两者得兼的便利呀。明僧憨山德清立此言说自有番阅历在其中,孰料后世潘子会依样画葫芦;结果,就只能甘苦自知了。

潘子其实心里有数,偶尔发发牢骚,将自己的无奈,归咎于生不逢时:

中国二、三十年代打倒皇帝军阀后,曾有一股生气。世界上许多学者均想来此块地域看看,泰戈尔(二次)、罗素,爱因斯坦来而未讲(又维纳、肖伯纳、燕卜

荪)。又言:当时还有薛先生出来用《易经》冒爱因斯坦之道,现今冒天下之道的人何在呢。

民国时的思想言论空间,确实比红朝大许多。这不算秘密,众所周知。但问题是,即便天寒地冻,也照样有人拼着性命让思想抽芽,在牢房里写下血书,或在劳改营写里下密密麻麻的形而上思考和美学论述。以潘子当初在圣·约翰所学到的知识,再加上有所师从,倘若稍许有点勇气,不说像《山海经》里的人物那么底气十足,至少也张开翅膀扑腾几下,此生景观,将截然不同。德清高僧那几句喃喃自语,乃历经儒、道、释之后的一点心得,颇有自己人生总结的意思,并无什么了不起的微言大义,却会让潘听在耳朵里,奉为真谛,视作至理名言;从而误以为,可以籍此为自己的人生权衡利弊,在血雨腥风的浊世间,想出就出,想入就入。潘子可能还以为这才叫做超然物外,有道是:

一百年前的历史如何看,不要你在里面方能看,你在里面就不是看了。所以自己不要放进去。

此言既有常识性的正确,又有操作上的悖谬。观察历史就如观看棋局,总是旁观者清。但一旦进入历史,或者书写历史,就无法旁观。在历史之中,难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进入历史书写,又只能取一己的视角,无法全面客观如上帝。因此,就其正确而言,这其实是句废话;就其了无操作性而言,这只能算作空话,根本不可能兑现。

说潘雨廷集儒道释学问于一身,不算褒扬也无贬意。但说自宋以降集儒道释于一身者惟潘雨廷而已,却既意指三教合流的不成立,又暗示惟潘雨廷能将三家合在一起混说一气。这与其说是潘子学识过人,不如说是潘子敢于信口开河。明僧德清,也算是个三教俱修之人,但德清禅师乃是幼师孔儒,少师老庄,最终皈佛,有个循序渐进的递增过程。这在潘雨廷,却是将三家通通捏在手里,仿佛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凌空抓起三位高僧同时甩出的绳圈打结,最后一个跟头,翻到孔子的脚底下。自有宋以降,将儒道释三家如此合于一身者,确实惟潘雨廷一人,而已。儒不儒,道不道,僧不僧;最终可以确认的,惟其在易学上的造诣。那倒一点不假,是大师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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