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研究网renxueyanjiu.com 中华典艺-君子的标志-人学研究网renxueyanjiu.com
首页 > 中华文明 > 中华典艺 > >

潘子雨廷,姬昌《周易》的终结

2016-09-07 17:56:24来源:人学研究网 作者:李劼 已浏览人数:
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易经》,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此是我的责任,认清客观时空和主观时空后抉择,故和政治界、艺术界、民间等息息相通,但绝对不卷入去。

四、慈悲情怀和审美标高的双重阙如
 

限于篇幅,有关潘雨廷在易学上的造诣,这里仅随手引述谈话录中的片言只语,籍此表达一下应有的敬意。

三百八十四爻一图,首尾无一卦无来历,只不愿全说尽。

艮卦《彖》:“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排《杂卦》可能是先有六十甲子,即三百六十爻当六位六虚图,后排《杂卦》。西汉人脑筋中都有这么套东西。

年的周期对应天文。

六十花甲周期没有天文上的客观对应,实是对应人事。三十年一世。

两千年的迷信全宜廓清。六十合天象,决非作天干人之本意。

推算者所用之年、月、日、时,没有科学根据,只有数学根据。年、日可合客观,月、时是凑十二。

六十是十、十二最小的公倍数。六十年二代,隔代遗传有道理,如昭穆。三十取《内经》女子四七二十八男子四八三十二之平均数。

律——人的标准(人的感情)控制时间标准与空间标准

历——时间标准

度量衡——空间标准

日——爻辰

月——纳甲

星——现代原子

爻名与卦爻辞并不完全相应,一是严格的几何结构,一是复杂的社会现象。

对初、上、九、六的进一步分析,自然须于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流中,无上无下的空间巨细中,规定其数量级,乃有二三四五的爻等。今所谓宏观微观,莫不可纳入其中。

化圆为方是《易经》解决的(六七八九)。二倍立方是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解决的。

要对潘子易学造诣作出洞幽烛微的细述,必须将整个易学从到到尾作一番考查。即便如此,二千年的易学也不是能在数千字的文章段落里可以讲说清楚的。因此,感到两难的是:要么仅止于了解脉胳,要么就一头钻进易学,有如潘子那样深陷千年易学之黑洞。钻进易学显然不是明智的考虑,更何况,即便身入黑洞,也未必能比潘子做得更加出色。因为有关易学,该说的话,潘子大都讲得很清楚了。潘子雨廷,应该是历史上最后一位易学大师;潘子之后,不可能再产生与之比肩的大师级人物。这跟宋易三子的情形,很不一样。有关宋易三子,潘子如此论说道:

宋起,陈抟直接看阴阳符号卦之思想,得先天图,继之李之才卦变图,邵康节一爻变图,此为宋易之三大原理。而李之卦变图即此下一层,邵为中间一层,宋易全部有个根,一千四百年的相应不希奇。

此处陈抟直接看阴阳符号一语,份量极重。因为姬昌推演《周易》过后,自孔儒“十翼”以降,易学始终以义理为主流。用潘子的话来说则是:“刘向、刘歆校书,限制了中国二千年,中间唯陈抟能跳出来。”而所谓的跳出来,则是从义理转到象数。此处云“得先天图”,乃意指伏羲先天八卦图。这番话的潜台词在于,陈抟不再从孔儒“十翼”以及姬昌《周易》进入易,而是直接上溯到伏羲八卦,重起炉灶。这一脉象数易学,潘子指出,前后三子,分别为陈抟(先天图),李之才(卦变图),邵康节(爻变图)。他们构成宋易三大家。窃以为,宋易的出现远比宋儒的所谓集大成,更有意味。

然而,潘子的精彩,并不啻在于对易学演变了如指掌,更在于他的自然易思想,以及他认为惟有数学才能描述人脑无以企及的高维时空等等一系列观点。潘子一方面极力推崇邵康节的推算成就,一方面又心知肚明,不管象数易具有如何神奇的推演能力,毕竟无法穷尽深邃的宇宙奥妙。用潘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

我并不以为自己高,我们还是极低的,上面还有无穷层次,只不过不在书上。

高维的世界,无穷的层次,不仅在人脑之外,更在书本之外。易学大师潘雨廷有此见地,可谓超凡出俗。也正是这样的见地,使潘子在两千多年的易学家丛中,鹤立鸡群。若说伏羲的先天图是初民之于河洛读解的一个停格,那么自姬昌《周易》以降的易学,到潘子雨廷得以了断。

尽管潘子本人可能认为自己的易学乃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潘子的诸多论述本身,已经从诸多角度,将千年易学交付终结。

其一,人脑无以抵达六合之外的高维时空之说,意味着由语言文字表达的易学所至,是相当有限的。

其二,惟有数学可以描述人脑无以抵达、文字无法形容的高维世界。这等于是承认了,惟有数学才能超越象数易所抵达的高维时空。换句话说,象数易不能抵达的高维描述,只能交付数学解决。

其三,如果说易学有什么意味深长之处,那么与其说是孔儒的义理解说,不如说是象数易之于天地和宇宙运行的推演。倘若象数易最终也不得不让数学替代的话,那么孔儒的义理,更是只好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生自灭,就像陈旧泛黄的意识形态教条,或者文革小说一样。

由此可见,潘子一再向弟子强调跟上时代的重要性,并非即兴之语,而是意味深长的。虽然潘子并不想结束易学,但他的许多洞见本身,却不知不觉地将易学推向了终端。尤其是潘子的“天地自然之易”之说,无异于将千年易学付之一炬。

天地自然之易之说对易学的解构意味在于,既然易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那么人们未必非得通过卦爻来窥察命运。任何物象,诸如一片树叶,一页报纸,一个人影,一段心绪,全都可以成为卜占之物。如此这般的自然起卦,其效应并不下于卜占。而事实上,古人也早就在卜占之外,知道这样的自然起卦。且不说其它,即便《三国演义》也曾有过以风吹旗断的自然之卦,预示庞统之死。在日常生活当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赌场里的赌徒特别注意诸多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动辄就会读成输赢之兆。易象犹如撒在水里的盐,平时不太引人注意,但只消捧起水一尝,即可品出咸味。

然而,无论是象数易,还是自然易,都不宜沉溺其中。玩易有如玩赌。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偶尔把玩一下易卦,不管真假虚实,徜徉于似信非信之间,无咎。倘若一头扎进易学,有如走进迷宫似的在卦爻之间费尽心思转悠不已,伤身。玩易者,不寿。玩易与赌博同理,亦与吸毒相类,一旦上瘾,很难摆脱。中国人的抽鸦片,固然可以责怪到英国人头上。但中国人的玩易,却是自己作孽。可以说,大凡易学家,没有一个是健康的;至少在心理上,不可能健康。

潘子天地自然之易一说将象数易引向自然易的最大易学意味,与其说是将易学交还给自然,不如说是无意间道破了姬昌《周易》的本质,其实是了无神秘可言的随意絮语。当易象一旦被揭破完全可以交付天地自然,那么稍许回顾一下易学便可发现,对卦爻的任何解说都不具备数学那样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当年姬昌被囚羑里,百无聊赖之际,以推演八卦打发时光,那些卦辞爻辞纯粹是这位西伯侯的心理独白。其中,既有姬昌于易象的体味心得,又有姬昌于天下大事的思忖自度,有时还间杂着对日常生活的观察领悟,或者对万事万物的天马行空式冥想。曾经在《中国文化冷风景》的第四章中,专门分析过姬昌演义的心理独白,这里仅摘录有关乾卦的解说,与读者分享:

乾,元亨利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再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姬昌这番言说,与其是在开导他人,教诲后世,不如说是在自忖自思,并且不时对自己有所提醒。初九,力量还在潜伏之际,不要轻举妄动。九二,力量稍有积蓄了,可以与他人接触了。九三,力量有所壮大,但还得时刻小心。只要保持警觉,就算碰到什么障碍,也不会出错。九四,力量已经足够,只要时机得当,伺机出击,不会失手。九五,大功告成,统率群雄,众人朝拜。上九,小心物极必反,由盛及衰。用九,在没人可以号令天下的时刻,横空出世,志在必得。

这是一个有志于夺取天下的政治枭雄,在逆境中的窥测时机和自我激励。根本不需要什么深奥的学问加以钻研,只消凭借权术常识,就可以读懂读通。当然,姬昌的这番推演过程,刚好暗合了天下万事万物的兴衰消长,所以有了被后人夸大其辞的可能。只是有些言辞,诸如“利见大人”之类,与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消长,实在太不相干,致使后人绞尽弱智的脑汁,百般穿凿附会。(摘自《中国文化冷风景》第四章“姬昌演易的心术独白和《周易》卦爻的必然性结构”)

可惜的是,提出天地自然之易之说的潘雨廷先生,显然没能读懂姬昌演易的心理独白实质,所以会将老子和孔子说成“十翼”之外的两大易传。事实上,姬昌演易之际,根本不曾想到,后人会把他的那些胡思乱想,当成圣人圣言,大做文章。姬昌当时关心的是,能否摄取天下,能否将普天之下悉归姬家,然后一统天下,建立周室周制。姬昌当时绝对不曾想过,如何制作出一个巨大的姬昌话语,将普天之下人言人想人心悉数捕获。倘若孔子真是个有如潘子所说的复返先天之成道者,那么非但不会以姬易《周易》为然,还应另辟蹊径,创立出孔子自己独立思考而成的孔易来。然而,孔子的智力,远在姬昌之下,不仅将姬昌随手刻下的片言只语当作葵花宝典,而且还加以非常肤浅的理解和阐述;以世俗的人伦秩序观念,穿凿附会姬昌的心机冥想。

伏羲的先天易到了姬昌手里,已经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及至被孔儒以人伦观念穿凿附会,更是从地上跌进了烂泥塘。儒子儒孙在那个烂泥塘里打了一千年左右的滚之后,才由宋代易学家陈抟,重新捡起,从先天八卦图象直接开辟象数易。然后,再由宋易大家邵康节,籍象数尝试推演千万年的命数运势。邵雍以降,易学家又在象数里滚了一千多年,最后,潘子雨廷,恍然大悟,所谓易者,乃天地自然之象也。

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演变过程,却折腾了这个民族两千多年,才从朦懂的黑暗里,透出一丝光亮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潘子功不可没。然而,潘子本人却并没意识到,他最终会成为整个易学的掘墓人。这除了潘子有障,还在于另外一个事实:即便没有潘子洞穿易学,左右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易学也气数已尽。因为易学天然带有与生俱来的两大致命伤:慈悲情怀和审美标高的双重阙如。

两千多年的易学,与西方思辨哲学和科学思维的最大区别在于,从来不以造福人类为宗旨,也不曾对造福人类哪怕仅仅是造福华夏民族,做出什么贡献。孔儒的义理易学,窒息心灵;象数易学,扭曲心智。义理易学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伦理等级秩序金字塔,从而为宋儒理学提供了理论地基,使之将该塔进一步建到人的内心深处。象数易学虽然并不直接指涉人世,但其卦爻推算游戏本身,对人的心智,具有潜移默化的毒害。

大凡陷入易学黑洞的人们,无论是义理易学,还是象数易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理象兼顾易学,就算原先具有慈悲心的,也会在易学的旋涡里转出一付冷血心肠。就此而言,潘子面对挑战者号失事说出那么一番寒气逼人的话,并非偶然。同样道理,集了大成的宋儒朱熹,其理学为何刻板阴冷,也跟其僵硬透顶的义理易学背景息息相关。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潘子提及的明代高僧德清禅师,之所以能够由儒升道、由道入佛、一步一个台阶地修成正果,就因为高僧没有掉进易学黑洞。

基于卦爻变换排列而发生的无穷变化,通常会引发人们的好奇心,这可能是诱惑人掉入易学黑洞的重要原因。今人甚至极其无知地认为,不管易学如何,其中的辩证法因素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的。殊不知,易学所涉及的卦爻排列变化,恰好是最不能被诉诸辩证法的。因为辩证法是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心术论,而辩证法一旦进入操作,就自然而然会转化成心机或权术。

所谓的辩证法,源自黑格尔在《逻辑学》和《小逻辑》中阐述的逻辑思想。人们通常将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对照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里开创的形式逻辑,尊奉为辩证逻辑。然而,人们一直不明白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权且如此命名)之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亚氏形式逻辑有如几何学原理一样,是天然具有操作性的,比如三段论推理之类;但黑氏辩证逻辑却有如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定律一样,仅仅在思维方式上成立,或者说,只能在概念和理念的层面上展开论说,不具备任何操作性。

由于不懂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特性,马克思哲学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企图将黑格尔辩证逻辑通过实践概念作为中介,变成具有操作性的辩证法。黑格尔辩证逻辑变成马克思辩证法的灾难性后果,就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工艺学因此诞生,导致人类不得不承受长达一个世纪的红色灾难。这就好比中国历史上的韩非子将荀子的帝王术变成极具操作性的权谋术,从而催生了暴秦。

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属于纯粹理性或纯粹思辨范畴。所谓纯粹,就是纯粹在不具备操作性。后来二十世纪的逻辑哲学其实是从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两个方向,分流了原先仅属思辨的逻辑思想。由于茫然于西方文化中的逻辑思想演变,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既盲目接受了作为革命工艺学的所谓辩证法,又反过来将他们习得的辩证法,当作绝对真理,衡量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他们肯定老子时,会说老子思想含有辩证法;他们肯定易学时,又会说易学里含有辩证法。如此等等。他们根本不懂得,要说辩证法,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就有最经典的极具操作性的辩证法宝典,那就是《孙子兵法》。一部孙子兵法,远比列宁主义的革命工艺学精湛。中国人其实根本不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批发所谓的辩证法,只消熟读《孙子兵法》,就可以从事打天下了,美其名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不过,用辩证法打天下可以理解,以含有辩证法为理由开脱易学之于心灵的毒害,却是不成立的。

易学与内心的自由或心灵的健康,天然相剋。强调人伦秩序,自然走向“存天理、灭人欲”;醉心象数运势,导致不应有的忘却人间烟火。灵修者若不入世,何以出世?高妙的境界,有时就潜藏于担水劈柴的日常人生。先是有了“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方才能够“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悲悯,于自身是一种朴素;于他者是一种关爱。

易学的另一个致命伤,则是审美标高的阙如。这里再摘引一段潘子的有关谈话:

子曰“兴于诗,据于礼,依于仁,游于艺”。游于艺即七十境界,艺非琴棋书画之谓,乃从心所欲之境,即《庄子》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的自由境界。艺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又是庖丁解牛!以屠夫的冷血比喻《金刚经》里的不着相,以屠杀的熟练比喻自由的审美境界,惟有被易学弄成铁石心肠者才会乐此不疲。这就好比中国人喜欢拿残疾人开玩笑一般,在西方文明世界简直不可思议。更何况,游于艺之说并非是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而是孔子之于审美的低俗感受。

孔子“游于艺”的准确注解,应该是孔子评说《关雎》一诗时讲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们通常将这样的文学欣赏归结为有节制、有分寸的中庸之道,殊不知这样的审美,在骨子里却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正是这样的冷漠,才能不淫、不伤从而游于艺。这个“游”字,通游戏之游。倘若“游于艺”是指熟悉各门技艺,那么另当别论。倘若“游于艺”着意于审美活动,那么这个游字并非潘子理解的自由境界,而是置身事外的无动于衷。所谓“游于艺”,就是指人在审美活动中,不必太投入,要与审美对象保持距离。虽然近人布莱希特在戏剧上特意倡导过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刻意创造距离的间隔审美说,以阻止观众过于投入。然而,孔子的游于艺却并非是推开观众,而是拒绝投入,或者说,要审美主体拒绝把审美对象太当回事,刚好与布莱希特将审美主体轻轻拉出来的间离说,南辕北辙。这样的审美方式,有如皇上歪在龙榻上,有气无力的观赏歌舞。“乐而不淫”,即便开心也不忘天子身份;“哀而不伤”,就算尝点悲切也不必痛彻心肺。这与其说是孔子对审美的要求,不如说是孔子的夫子自道。这跟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说的“悲剧是灵魂的净化”截然相反,不是让心灵、让灵魂经由审美而纯净、而提升,而是让心灵、让灵魂游离于审美之外,拒绝接受美的净化。

倘若将“游于艺”当作审美境界的话,那么前提就是世故透顶。因为惟有世故达透顶程度,才会将读诗观剧当作消闲排遣。有如《红楼梦》里的贾母看戏听戏。而事实上,假如要例举出最经典地体现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审美方式的样板,恐怕就是那位荣国府里的老祖宗。顺便说一句,也正因为这样的审美方式,导致了中国的叙事文学,通常以大团圆取悦读者或观众。

由此看来,潘子与孔子在审美的“游于艺”原则上,应该是真正相通的。这与其说是自由的境界,不如说是世故成精。不知潘子看戏听戏,是否也像贾母一般,“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可以推断的是,要潘子欣赏古希腊悲剧,恐怕非常困难。深谙以易推运的潘子雨廷,很可能看不懂索福克勒斯的命运悲剧《俄狄浦斯王》。顺便说一句,不管潘子的易学著述具有多大的推算过去未来价值,与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放在一起,人们宁可选择谈艺,管锥。这并非深浅问题,而是有无审美愉悦的区别。尽管就学术地位而言,潘雨廷足与钱钟书并肩而立。

倘若说,慈悲是易学的阿喀琉斯脚蹱,那么在审美上的无以标高,则是易学的天然之障。基于如此障碍,相信潘子完全茫然于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这一脉文化承传。华夏民族的这一脉文化,不以易学为然,不以人伦秩序为意,而是展示人的天然,追求存在的朴素。这一脉人文承传有如一面镜子,对照出易学的残破,对照出易学之于华夏民族心理健康的殆害。

无论是从姬昌到孔儒、再到朱熹的义理易学,还是从宋易、尤其是从邵雍到潘子的象数易学,都因为慈悲心肠和审美情怀的双重阙如,而必然走向衰落,走向终结。纵观从姬昌到孔子、再从宋易到潘子的历史演变,可以断言如斯:易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门邪学。中国文化被易学所毁,中国历史被易学所误,中国人被易弄得萎靡不振,全然丧失《山海经》人物展示的充沛元气和自然朴素。几千年易学,惟有一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值得保存。因此,潘子这番感叹,恰如其分。

我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觉人。但其实是用不着的,别人自己也会懂的。这些工作是多余的。

在易学上的任何深入,都将被证明,是多余的。因为象数易学最终要被数学所替代,而义理易学则已经丧失了其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历史合理性。无以造福民族、造福人类的易学,会自然而然走向终结。当下真实的人文图景,便是《中国文化冷风景》精要辑义的结语所言: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承接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伟大启示,回到河图洛书,回到《山海经》人物所呈示的文化心理原型;重新审视先秦诸子,重新书写中国历史。这完全符合相对论时间倒流的高维时空原理,也是老子生命需要复返婴儿的真谛所在。

阐述过了易学的终结命运和潘子的独特贡献,再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潘子之相。百度上的潘雨廷条目里,正好放有一张潘子的照片。有点罗汉的意思。稍许谢顶,天庭不算很窄,眼神也还自信,就是五官比较拥挤,仿佛正在朝鼻尖方向竞相努力。总体感觉,浊而浓。这倒是与施蛰存先生的晚年之相迥异其趣,清而淡。

至于胡河清所形容的“近似观世音的女相”,应该说,确实见识过一次。那是在初到纽约之际,四处寻找租房棲身,碰到过住在史坦登岛上的一位美国老妪,收养着十来只流浪狗。那天临别之际,只见老太太怜爱满溢地注视着一条跛了一只脚又瞎了一只眼的残障狗,那目光之温柔,之慈祥,有如关切着宝贝孙子的老祖母,令人终生难忘。所谓观音之相,也许就是那样的温柔慈祥。只是在异国他乡的人文世界里,通常会被人叫做,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

二0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责编:紫天爵

 

相关热词搜索:子雨 周易 姬昌

上一篇:潘雨廷先生的绝学    下一篇:曾仕强:圆通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