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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圆通的人际关系

2016-10-20 16:33:39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中国人的基本立场是不偏不倚,秉持既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在征求中国人意见的时候,中国人基本上说的都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话。

曾仕强
 

(作者:曾仕强,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现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

 

中国人的思想源自伏羲氏,伏羲氏所创的八卦一直都对中国人有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易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人本位,这与西方人所倡导的神本位截然不同。西方式的管理始终离不开神本位的思想,而中国式管理重视人本位,以人为本。

不要以为中国人的言行乱七八糟、模棱两可,如果用《易经》所阐述的道理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道理。可惜近几百年来,我们经常用西方人的观点和标准来考察自己的行为,才会认为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更有甚者,有人喜欢拿中国人的缺点与西方人的优点去对比,更觉得中国人一无是处。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如果真要比较世界各个民族的优劣,首先要有一个公平的标准,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这样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导致我们丧失自信心。

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别人学不去,我们也不能去学别人,否则只会自找倒霉。所以,我一直强调管理中国人要靠中国式的管理,而中国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际关系的管理。
就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才导致中西方的管理大相径庭。西方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人人讲平等,那是没大没小,而中国人非常讨厌别人没大没小。
现在有个怪现象,很多人喜欢看书,但是看的书越多自己越倒霉,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西方人写的书:西方人的技术是值得学习的,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没有错,科学无国界。可是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就要非常小心,否则很容易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远。如果这些人从此生活在西方人的环境中,那问题不大;如果继续生活在中国人的环境中,就会发现自己时时吃亏、处处碰壁。就像清朝末期,很多人留着长辫子却穿西装,到哪里都显得不伦不类。

人际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宇宙万物之中,人类的关系最为复杂,而且各地的风土人情不同,人际关系的表现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主。西方人认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个人自由独立,但是必须加以适当的规范,也就是实施法治,才能够维持整体的秩序。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方的人际基础。
中国的人际关系以伦理为主。中国人认为社会固然由个人所构成,但是个人却很难离开社会而生存,个人的自由实际上相当有限。人与人的互动,也不能完全由法律来控制。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以伦理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才是我们的人际基础。

正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基础不同,所以二者的人际关系存在很大差别,了解二者的差别,有助于认清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差别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际关系是神本位的,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人本位的。西方人认为上帝高高在上,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则不同,伏羲氏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到,宇宙之间最了不起的不是神,而是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得弄一个神来做自己的主宰呢?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只崇拜自己的祖先,而不去拜什么神——中国人不是在拜神、拜佛,而是礼神、礼佛,就是看到神、佛时,走过去打个招呼,如此而已。
第二,西方人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问他是谁家的小孩。中国人会根据小孩的爸爸来判断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据他自己。同理,要是小孩做错事,人们通常把错误归到他父母的头上,责怪他们不会教育小孩。
第三,西方人重视平等,中国人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西方人可以直呼爸爸的名字,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在中国,这样做就是不孝,是忤逆。中国人不认同西方人那种“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而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合理的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分的不平等,我们就会反抗。中国人不相信绝对的平等,资源有限,机会太少,怎么可能绝对平等?

人与人之间合理的不平等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爸爸与儿子、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永远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敢站在上司面前说:“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你也要听我的话。”中国人对上的态度和对下的态度不同,你对下属敢讲的话,不一定敢对上司讲,这是很正常的。对上级是一个说法,对下级是另一个说法,这就是伦理的体现。

第四,受神本位的影响,西方人只讲权利义务,而中国人讲彼此对待。西方人就算父子之间也是权利义务的关系——儿子 18岁以前,靠父母养活;18岁以后,就得靠自己。中国人不看重权利义务,如果中国的父母一等孩子长到 18岁就让他自生自灭,会被别人视为狠心的父母。

中国人所重视的彼此对待,就是说:你对我好,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对你好。中国人会将心比心,投桃报李,这与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关系。在西方的企业里,上下级之间也只是权利义务关系,你是我的上级,我就会按照规定向你报告。中国人却不这样,你虽然是我的上司,但我不认同你的时候,我就不会向你报告,你要是强迫我报告,我就会敷衍了事。

第五,西方人重视法律,中国人重视道德。西方的法律规定很明确,而且执行得很严格,完全没有人情可言,也没有任何弹性。从理论上讲,法律不应该有弹性,但是没有一点弹性的法律在中国很难执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是靠法律约束的民族。古时候,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很少这样执行,多数是“刑不上大夫”。在民间故事中,即便是包公这种刚正不阿的典范,也只是“打龙袍”而不是打皇帝。

中国人一般不遵从什么戒律,但是提倡典范,重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位有德者居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同样是道德劝说,并没有立法,强制国民执行。道德是看不见的约束力,而法律是看得见的约束力。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讲良心道德的话,是很难在中国生存发展的。中国人不重视有形的东西,凡是有形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迟早都会变成形式化的东西。我们只靠无形的东西彼此约束,约束别人,也约束自己。
第六,西方人之间充满好奇,中国人之间充满关怀。西方人对人和对动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人就是动物,彼此之间只有好奇。在西方社会,青年男女之间产生好奇就可以同居,一旦失去好奇,双方就会分开。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好奇,而应该相互关怀。西方人很有礼貌,一见面就会亲切地同你打招呼,但他一点也不关心你。中国人不注重礼貌形式,但是很关心你。看到你嘴巴破了,中国人会直截了当地问:“嘴巴怎么破了,是不是上火了?来,吃点药吧。”

西方人不会看到你的嘴巴破了,看到了也会视而不见,还是会问候你:“你好吗?”而你也清楚,就算抱怨几句自己很不幸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并不关心你。此时,就算你疼痛难忍,也只能说:“我很好,谢谢。”西方人不关心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关心自己。中国人以尊老爱幼为美德,而西方人并不如此。你看到西方的老人走路比较吃力,去帮他,他反而不高兴。他的看法是,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你少操心,你帮我就是看不起我。
第七,西方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距离,而中国人常常是亲密无间的。西方人重视隐私权,彼此之间保持着戒心,所以会很疏远。而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认识对方的欲望,一回生,两回熟,三回见面是朋友,这样慢慢地由不认识到相互了解,再到亲密无间。

人与人之间是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共事的,你不相信别人,就无法与其合作。西方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法律的保障,双方在合作前会签订合同,只要稍有不轨,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心意的传递,靠的是相互的了解。所以,中国人一见面就会“套近乎”,问东问西,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八,西方人之间是利害关系,中国人之间是势利关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看重利害关系,其实错了,西方人才重视利害关系。在西方,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个人之间也是如此。而中国人是很势利的。利害与势利有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公司里有一个员工,表现很不好,公司马上把他辞退,这是利害。员工表现虽然不好,但是他有后台,辞退他会惹来麻烦,所以只能留着他,这是势利。可以说,势利就是复杂的利害。

总而言之,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而中国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西方人以“二分法”区分事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早已摆脱“二分法”的陷阱,我们知道“错,绝对不可以;对,常常没有用”。对错之外,还牵涉是否圆通的问题。我们厌恶是非不分的人,也不欢迎是非分
明却不圆通的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讲求“在圆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不得罪人,但也不讨好人,人际关系才可能良好。
中国人喜欢拉关系、靠关系。这句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朝坏的、不正当的、不合法的地方想。有人认为某些人的成功,是讨好别人的结果,而自己的成功是凭本事获得的,甚至公开宣称:“我从来不搞关系,我现在的一切,完全是凭真本事得来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毫无能力,是无法完全依靠人际关系而成功的。但是,即便有高超的能力,如果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成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说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某些人用心营造不正常、不正当的关系,然后用来营私舞弊,祸国殃民。这种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弊端的确使得许多人为之心寒,以致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只有害而没有利,因此不重视也不研究人际关系。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不擅长建立人际关系,眼见他人因人际关系而获利,出于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对人际关系产生强烈的反感。

于是,很多人把“搞关系”看成负面的东西,似乎好人从不搞关系,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搞关系。这样看待人际关系,自然形成偏激的态度。人际关系本身是中性的,运用得恰当,便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用错了,当然产生不好的影响。行为正当的人对拉关系、套关系,实在不必过分敏感。往好的方面想,反而容易获得良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人际关系需要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比其他民族发展得都早,而且最完善。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说,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自古以来,我们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准则,无非是为了加强对个人的约束,提醒我们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各种有关系的人,因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谨慎。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对中国人的言行产生重要的影响。

既然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势必打上伦理的烙印。自古以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种罕见的人伦关系,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人际关系。而我们一直错误地想把西方的人际关系移植过来,弄得大家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愈来愈败坏。

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后者所主张的“平等”。西方人认为“人生而平等”,于是发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认为“人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资质方面也不相同,加上出生时家庭的环境、父母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也不一定一样,子女们怎么可能平等呢?先天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平等,顶多经过合理的调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

伦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父父、子子,应该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用现代的话说是上司、下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彼此之间,必须维持“合理不平等”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的平等”。二者之间的差异,必须慎重拿捏,才不致发生差错,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平等”的祸害。只要把“合理的不平等”这个观念端正起来,很多问题都会解决。我们现在满脑子追求平等,弄得大家很不幸福。人有胖瘦之分,两个人坐在一起,胖的人占的位置自然就大一点,瘦的人就委屈一点。两个人吃一样东西,喜欢吃的人就多吃一点,不喜欢吃的人就少吃一点,为什么非要一人一半呢?全世界都是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平等,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没有对错,没有好坏。

中国人十分重视做人、做事的道理,人际关系如何反映出做人的效果。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人际关系搞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又怎么能够好好做事呢?透过好好做人,来好好做事,通常比较有效。
人际关系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可以说是做人的技巧。做人讲求技巧,免不了有一些权谋、圆滑、奸诈的味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时候注入伦理道德,可以使权谋变成权宜应变、因时制宜,圆滑变成圆通,而奸诈也变成一种机警。
若是只学做人的技巧,而忽视做人的原则,不但没有成效,而且会被人嘲笑。做人不可以玩弄权谋,许多人误把圆通、应变看成讲求谋略,其实应该是策略才对。做人做事可以有策略,不可讲谋略。换句话说,一切要求应当正当合理,不应该有不正当的念头。

我们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来加以合理运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死守法律规章。
第二,天下事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变通的,若是变通不了,大多是因为找错了人。只要找对人,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法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一些可以控制别人的人,碰到别人稍有反对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甚至杀一儆百。
对中国人而言,法不够用。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违法,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普遍喜欢动脑筋,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这种情况必须用伦理道德来弥补,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大家凭良心有所不为,才有可能加以改变。夜不闭户不是靠法律来实现的,而是靠道德达成的。
总的来说,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平等”。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过分熟不拘礼。其中的轻重,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只有用心体验,不断改善,才能达成良好的人伦关系。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仍使用人际关系一词。言——模棱两可,言不由衷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彼此都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时,就更需要确确实实了解对方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
俗话说,言为心声。中国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所以中国人的话常常模棱两可。我们主张“逢人只说三分话”,同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逢人只说三分话”是对交情不深、关系不够的人而言的,因为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应该小心试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对交情深厚、关系密切的人而言的,既然大家亲如一家,也就不需要互相隐瞒。

其实,中国人说“逢人只说三分话”的时候,已经含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况且中国人所说的“三分”,既可以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也可以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就看到时如何拿捏了。当彼此尚不熟悉时,当然“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到互相信赖了,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同样,中国人说“言无不尽”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逢人只说三分话”,因为彼此虽然关系密切,但是有的话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或者引起他的嫉妒,所以必须有适当的保留,说三分留七分,那七分就心照不宣了。
听话不如“看”话
不了解中国人的人觉得我们很难捉摸:“我明明听懂了他的话,他怎么还是不高兴?”因为中国人说的话通常包含很多意思,听懂了表面意思却常常听不懂言外之意。有时候,中国人不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包含了很多意思,这当然需要彼此的默契。如果没有默契,要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说什么,确实很难。下面这个小故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苏东坡被贬至黄州后,一天傍晚,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忽然,苏东坡用手往岸上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岸边有一只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便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蒲扇抛入水中。两人心领神会,不禁相视而笑。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当然,要达到苏东坡与佛印这种心灵相通的程度,除了默契之外,还要有较高的智商才行。
中国人南腔北调,就算大家都说普通话,也很难保证彼此听得懂。勉强听懂,也未必弄得清楚他的真正用意。
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人们把“指鹿为马”理解为“不明是非、颠倒黑白”,其实很不恰当。赵高只是借此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权势怎样,其真正的话意是:“你们是服从秦二世,还是服从我?”我们嘲笑群臣不分黑白,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听得懂话意的人。
有一天,我搭出租车到某地。由于大路发生事故,所以司机改走小路。但小路蜿蜒曲折,司机不太熟,越走越觉得没有把握,便停下来,问路旁边一位老先生:“请问我要到某地去,该怎么走?”
老先生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回答:“有路就可以走,多问几次就会到。”
这两句话,叫人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摸不着头脑。
司机表示感谢,很有信心地向前驶去。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你知道怎么走了?”

他说:“知道。有路就可以走,表示我走的路是对的。如果我已经走错了,他会把手一扬,然后指向正确的方向。现在我走对了,他不必举手,所以说有路就可以走,告诉我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多问几次就会到,意思是后面会有几个比较复杂的岔路口,那时候一定要问路,不要乱闯。”
经他这么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话如此简单明了,两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但听者必须动脑筋才能听懂。现在有些人只听不想,以致听不懂中国人所说的话,实在是一种遗憾。
中国话很不容易听,才是我们真正的难处。中国人要人家不要“听”话,其中含有“中国话不可以用耳朵听”的意思,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听他的”,包含“不要听他的话”,也包含“不要单凭耳朵听他的话”的意思。中国人很少说:“听他说什么。”反而常常告诫我们:“看他怎么说。”也就是说,中国话不适合单用耳朵听,应该配合眼睛看。中国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看”起来清清楚楚。中国人不喜欢啰里啰唆讲一大堆,只喜欢简单明了,短短一两句话,含意很深,所以“看”了之后,还要多想。如果不用心想,还是弄不清楚中国人的话意。也就是说,“看”话不能单凭一双眼睛去看,还要动用“心眼”,才能够真正看清楚,才能领悟“话中的话”,以及“话外的话”。
“心眼”要大,才听得真实。“心眼”太小,成了“小心眼儿”,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对方有难言之隐,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有说出来反而彼此难过的事情,千万不要用不正当的心思去曲解。
一句“你看着办吧”,究竟是“全权委托你”,还是“猜猜我的用意”,甚至“居然搞成这样子,你自己收拾烂摊子吧”?短短五个字,足够让别人思前想后了。凡是耳朵听不懂的时候,就要用眼睛看,还要动脑筋,结果呢?你看着办吧!

“随便”并不随便

中国人常把“随便”挂在嘴边上。请客吃饭时,总是说:“没有什么好菜,随便吃点。”实际上菜肴十分丰盛。反过来说,客人真的随便吃喝,丝毫都不客气,即使宾主交情甚深,主人看在眼里,也会不太舒服:又不是只有你我两人,当着我的妻儿,你也未免太随便了!
“随便”的意思有两种:一是“随意、任意”,一是“不拘束、不认真”。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起来却有三种含义:

1“随便”代表“看看你的诚意”。人家问我要什么?我说“随便”,意思就是说: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可以提供什么。中国人认为,我说“随便”是不想为难你,如果你真的“随便”,就是轻视我。如果我到你家做客,你问我喝什么,我说“咖啡”,你没有,岂不是很尴尬,所以我只能说“随便”,给你留了面子。你虽没有咖啡,但是给我端上一杯好茶,我自然也很高兴,因为你没有“随便”应付我。但是,你真要“随便”给我一杯白开水,那我肯定不高兴:“如果只有白开水,何必问我喝什么?”

你请我吃饭,问到哪里用餐?我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议上豪华酒楼,万一你认为那样不值得,我岂非自讨没趣?不过我也不愿意自贬身价,一开口就选择普通餐厅,非但显得土气,对方也未必领情。最好的办法,还是说“随便”。至少可以了解你认为拿什么招待我最合适,进而了解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以便调整自己所应表现的态度。你经济拮据,只能够请我上普通馆子,我照样吃得高兴,因为你够诚意,我不在乎吃什么;如果你手头宽裕,豪华酒楼也请得起,却只请我上普通的馆子,我就知道你不够意思。

“随便”绝对不是含糊,而是“在和谐中找到合理”的一个代名词。中国人如果真的随随便便,一定没有前途。甲和乙是好朋友,一天,乙到甲家里做客,甲热情招呼,顺口问他:“喝点什么东西?”乙回答:“随便,随便。”
甲当然心里有数:家里确实有好酒,是留给上司丙的,现在当然不能拿给乙喝。衡量与乙的关系,决定泡一壶好茶招待他。乙见甲并没有敷衍他,自然很高兴,也知道自己在甲心中的分量。

正在此时,丙不期而至,明显就是来喝那瓶好酒的。此时,甲该不该将好酒拿出来?如果拿出来就会
得罪乙,不拿出来又会得罪丙。这种两难的情况却也难不倒深谙圆通之道的甲。甲对他太太大声说:“我刚才找了半天,你到底把那瓶好酒藏到哪里去了?”甲的太太明白甲的意思,也大声地回答:“我昨天收拾屋子,怕把它弄脏,特地藏起来了。”话音未落,甲的太太就拿着好酒出来了,并准备了丰盛的下酒菜。乙和丙都很高兴,当然,甲将危机巧妙地化解于无形,更是高兴。

用高声说话来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想法,是中国人的绝招,在人际关系的运作中,具有转危为安的决定性力量。甲很清楚,丙提前来就是想喝自己的那瓶好酒,可是乙来了自己没拿出来,等丙来了才拿出,乙心里肯定不高兴。可是不拿出来,就会引起丙的不满。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但是高声说话就解决了问题:“刚才找了半天”就是告诉乙“我本来想请你喝,但是没找到”;而丙明白,就算乙是甲的好朋友,还是没我的面子大,哪怕是“特地藏起来了”,到了紧要关头,也得拿出来。知识很重要,但是知识之外,人际技巧也很重要,若想圆满解决问题,在知识之外,还需要一些艺术气氛。

2.“随便”表示具有“单凭物质不足以表达全部的敬意,必须拿精神来补助”的用意。以请客吃饭为例,主人即使准备很多佳肴,仍然说“随便吃点”,意思是这些菜虽然很好,但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才足以表达主人对贵宾的敬意。如果客人认为过于丰盛,就会说“太破费了”;如果客人觉得不过尔尔,既然主人说了“随便吃点”,那客人也不会不满。
如果东西非常好,中国人也会轻描淡写地说“随便买的”,这不是谦虚,而是中国人认为精神重于物质,“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同时,也希望对方不会有“受之有愧”的负担。如果东西并不好,一句“随便”,表示“我已经尽力,希望你能够谅解”。中国人讲究“尽心尽力”,只要尽力而为,对方多半是会体谅的。

3.“随便”暗示“我有我的意见,只是不便说出来”。上司征求下属的意见,下属绝不敢说“随便”,而是请上司做主。因为说“随便”,就意味着下属有自己的意见,只是不方便说而已。“随便”正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时时有变化,如果丝毫不加考虑,冒冒失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很可能使对方为难,不如将心比心,先说“随便”,好让彼此有个商量的余地。

既然“无可无不可”,“随便”就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都通用的。有的时候,随便说“随便”也会给对方造成困扰。例如,晚辈对长辈最好别说“随便”,否则就显得太随便。朋友之间也有不宜说“随便”的情况,同是请客吃饭,说“随便”可以让主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但是如果主人境况不好,要保全主人的“面子”,就不宜说“随便”,最好说:“我最近肠胃不好,很怕油腻,就在附近这家饭馆吃点素菜就行。”
有人托你帮忙,要请你吃饭,你就要暗自盘算一下,“吃人家的嘴软”,背负人情太重,哪里敢说“随便”,赶忙借故推辞,心领为上。

“随便”并不是“差不多”,而是以“合理就好”为原则,应该说“随便”的时候,才可以说,不应该说的时候,就不可以说。别人在对你说“随便”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随便说的,那就等于说:“你自己想想,怎样才合理;只要合理,我当然就随你的便!”
“随便”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们将心比心,既不希望人家“马马虎虎”待我,当然也就不可以“马马虎虎”对待别人。该“随便”才能随便,不该“随便”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不随便”的态度来“随便”,才能符合合理的标准。我们一方面不可以随便说“随便”,另一方面也不能够随便理会或处置别人的“随便”,因为一个有修养、有分寸的中国人,是不随便说“随便”的。

不反对并非赞成

中国人的基本立场是不偏不倚,秉持既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在征求中国人意见的时候,中国人基本上说的都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话。因为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所以只能赞成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演变:原本可以赞成的事情,演变到最后,令人不得不反对;而原来应该反对的,也可能愈变愈应该赞成。这些都是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说赞成还是反对的原因。

当把一切弄清楚,而且保证不再改变的时候,中国人自会当机立断,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就算如此,警觉性特别高的中国人,也尽量避免公开表态。一旦你明确表示赞成,那些不希望你赞成的人就会给你施加压力,相反,你反对的话,那些不希望你反对的人也会频频阻挠,徒增许多麻烦。所以,最后养成中国人凡事都含含糊糊的,“这件事嘛,呵呵呵……”。
中国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赞成或反对就像下赌注一样,万一押错宝,后果惨重。只要保证他的安全,要中国人表明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其实并不难。古时候,大臣要说一些可能冒犯皇帝的话时,总会先请皇帝饶他不死。这就是在寻求一种安的状态。

如果有人直接问你这种问题:“你赞成领导关于这件事的处理吗?”那他可能是不怀好意,挖了陷阱让你跳。你说“赞成”或“反对”,都会对自己不利,不是被利用,便是被嘲笑。

碰到这种情况,中国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而是会反问:“你认为如何?”然后兼顾赞成及反对双方面的看法,适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而被反问的人也是同一态度,或者采用“我也不反对”或“我也不赞成”来应付,因为中国人明白,“赞成”、“反对”不是“二分法”,“不赞成”并不代表“反对”,“不反对”也并不代表“赞成”。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实在,见风使舵,虚情假意,而且缺乏胆识,不敢担当。其实,我们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事实上是赞成之中有反对,而反对之中也有赞成,并不是不分是非,糊里糊涂或者怕惹事端。先赞成后反对,先反对后赞成,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攻心”术是中国人的独特手法。例如:“我毕业后马上出国留学,你赞成吗?”如果你不赞成,最好回答:“我不赞成你马上出国,但是如果你准备得十分周全,知道自己所要学的是什么,将来学成之后要做什么,我当然不会反对。”

既不说赞成的话也不说反对的话,一方面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对方的责任,凸显听者的自主性,使其更加重视自律和自动。一旦表示赞成,听者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可能大意失荆州,造成阴沟里翻船的惨剧。而一旦表示反对,听者受到挫折,可能因而放弃,或者缺乏信心。不赞成也不反对,听者才会面对现实,用心地研究判断,自己做最后的决定。

中国人相信,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事实上都不一定可靠,不如采取观察、试探、测试、迂回打听等方式来加以判断。若是因为怕得罪人,吞吞吐吐,既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对,那就是心术不正,终将被别人厌恶,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前程。合理的赞成加上合理的反对,才是正当的行为。

当然了,在人际交往中,圆通的人也不应该直接问别人是否赞成或反对,以免给人别有用心之嫌,一般只问“你有什么看法”之类的语气较弱的问题。

看清楚之后,合理地表达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尚未看清之前,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说出“我赞成”或“我反对”,以免被利用,或被人看不起,令自己骑虎难下。行——谨慎小心,反求诸己“合理就好”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把握好分寸。谨慎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就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

 
责编: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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