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侍坐于哀公，公曰：“敢问人道孰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鲁哀公问孔子说，人事治理中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孔子回答说，政治排在第一位。的确，政治决定人的命运，系关天下民生，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和作用。可以说，人类之所以能进步，国家之所以能富强，社会之所以能安定，根本就都在于政治。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可就是这个被学者一再称颂的学术大繁荣时期，在国家层面却是个动荡不堪的非太平时代，似乎应准了清朝诗人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中国的“轴心时代”，大致可等同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大变革的时代。周幽王在诸侯面前上演了一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最终玩火自焚。周平王迁都洛阳，标志着王权失信、天子无威、诸侯兼并的春秋时代来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礼崩乐坏，策士纵横，诸侯相伐，弱肉强食，战争与权谋成为时代主流。面对旧制度崩溃，新制度尚未建立的天下困境;面对群雄逐鹿，山河焦土的列国交锋;面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民生疾苦，如何去乱归治，重新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成为当时有良知、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忧心思虑与探索践行的问题。
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思想家而且产生思想家的伟大时代，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当坏世界之时，人们渴望好世界。在周礼倒塌的废墟上，孔子梦想复兴周礼，以仁的制度精神，回归善治体系。墨子是理想主义者，凭着宗教般的热情推行兼爱，以团体的侠道锄强扶弱，匡扶正义。法家切中时弊，以法治国，主张实行改革达到富国强兵，依靠强大武力统一天下终结纷乱。《易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针对乱世痼弊，诸子百家各备拯救世界的方案，目的都为寻求构建安定和平的世界秩序而努力探索。
列国逐鹿，天下大争;群嚣鼎沸，策士纵横。正当诸子在时代浪潮中捭阖，积极入世，为努力实现平生夙愿奔走投书之时，有位奇特的思想家却秉承自然无为，不求闻达于诸侯，遁世绝俗，骑着青牛，逍遥林泉。他就是老子，一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式人物，开创了道家学派，留下无尽智慧，为中华民族传承悠久的历史注满正能量。
老子何许人也。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专门记载，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太史公不愧文章大家，寥寥数语，便点出了老子姓甚名谁、籍贯楚国、担任着周朝国家图书馆史官的工作，一个简约的老子形象豁然在众人眼前。接下来司马迁补充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知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处于春秋末期，且做过孔子的老师，因为看到周朝衰微，复兴无望，便离开周都去隐居修道。路过函谷关，在关令尹喜的要求下，写了两篇阐述道德学问的文章，总共五千字，之后便出关西去，萍踪无迹，消失在史书的视野里。
上下两篇关于道德的文章，经过古人的分章整理，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道德经》，或称作《老子》。老子五千言，篇幅不长，论述精辟，意义丰富，一则则隽语诗意质朴，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装饰便可自闪光耀。然而，老子行文曲折隐晦，正言若反，历史上对于《道德经》的定性飘忽不定，扑朔迷离。有人说《道德经》是一部兵书，有人认为它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还有人说它是一部宗教气功书。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综合老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的职业身份，不难得出《道德经》是一部政治哲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他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君人南面之术，是什么意思呢。中国古代以南为尊，皇帝龙椅的方位是坐北朝南，向明而治，所以，班固说的君人南面之术，就是关于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身处艰危之世，身为史官的老子，醒眼看世界，如何消除人类社会的纷争，如何使百姓生活得到幸福安宁是老子最关切的问题，也是催生老子思想的出发点，而老子哲学的终极归宿是要构建人类和平的常态秩序，即所谓的“常道”，完成现实社会从“反常态”走向“新常态”的理想目标。孔子说吾从周，老子认为周朝不值得效仿，甚至他认为历史上的政治文明皆不值得推崇。现实水深火热，苛政猛于虎，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程度，并且“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如果这一切都是人类的进步所为，那么人们应当对这所谓的进步进行反思，反思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与法律的进步，社会应该归向何处。反向思考，老子得出结论，应该归根，回归到生命最原始的根本。洗尽铅华，落尽尘埃，最真淳处乃是宇宙起源。所以，老子启用了一个哲学概念“道”，作为万物起源的总开关。老子说“道”浑然一体，空虚深邃，用之不竭，无形而实有，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本，宇宙论由此而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少到多，由简入繁的自然演化程式也随之而来。天地万物皆相生相克，有无、阴阳、正反、刚柔、高下、前后、祸福等概念对立统一，互相转化，从而构成辩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预示着天道模式的生生不息。
老子的初衷，是由人生忧患的现实期求倒推向上，寻求到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道”之所在，以作为安顿人生的可靠依据。道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还是人间制度与人文价值的凭据，最终成为人们以践行道的内涵为生命意义的最高境界。因此，天道模式，是为人道模式而设置，天道为人道垂法。形而上的宇宙论要落入形而下的人生论，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桥接，并用“德”承载“道”在人间修行。“道”与“德”二者统贯，互为表里，可以说，德者，得道也。老子认为，人世间最具崇高德行的人是圣人，圣人是上善人格的典范，因此，把控百姓生死命运的统治者应当效仿圣人的作为，作人民的公仆为百姓谋福，兴天下利，除天下害。
《道德经》中，老子一方面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并施之以针砭。第18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8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74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5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另一方面又在殷殷告诫治国者该当如何如何，并抱之以理想期待的圣人之治。“圣人”二字在《道德经》中属于高频词出现，几乎贯穿从头到尾。第2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5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7章：“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49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81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破立并举，问题与方案的矛盾纠缠中，老子从天道模式中提炼出了“无为之治”的政治主张，何谓无为，于统治者而言是“无为”，于老百姓而言就是“自为”。人，最有效的作为，就是自我管理，自觉作为。若人人都能自觉自为，体道修德共存和谐，又何须统治这多此一举呢。政治归根，老子提出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政治理想国。自古以来，老百姓最本质需求仅仅是衣、食、住、行，保障了最根本的，又何需欲求其他呢，过多的欲求只会增加人性的贪婪，导致更多的祸害，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和谐人类，大道无疆。在人类文明迈进21世纪的今天，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然而，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公信力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区域间关系剑拔弩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智慧博大精深，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人类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正反辩证的思想等等。
西方大哲学家尼采说：“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老子哲学深蕴着治世处世、成人成事的智慧，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修身及人格培养提供有益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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