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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历史里有好东西,值得淘!

2016-09-09 11:33:44来源:人学研究网 作者:独履素 已浏览人数:
西方学者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必然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的人,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忧患,推算将来,从而明哲保身,趋利避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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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匆匆而过,每一秒的刻度,瞬间就定格为历史的回忆。历史并不遥远,它时时刻刻就在身边凝聚。唐代诗人孟浩然感慨地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间事,变化更替,恒河沙数的人与事在历史的年轮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沉淀固结成博大精深的人类文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西方文学大家斯蒂芬·斯宾得说:“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犹此,古今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现在是历史的未来,当今又是未来的过去,历史、现在、未来三者构成时间的长河绵延不绝。可以说,历史是智慧的涌泉,经验的宝库,有供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中国第一智者,老子深察社会发展规律,了解现在必须观照历史。他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把握已经存在的道理,驾驭当前的事物。能够了解宇宙的原始,可说是道的规律所在。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从历史经验中得到智慧,更好地把握当今。《昔时贤文》中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俗的说明了老子这番深刻的道理。

西方学者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一个拥有智慧的人必然是一个十分注重历史的人,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忧患,推算将来,从而明哲保身,趋利避苦。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自晋文公重耳称霸之后,三军六卿的势力逐渐强大,而公室的力量越来越弱小。由于历史原因,晋国六卿经过整合演变成为四卿,而这四卿中只有智伯的势力最大,其他三家韩赵魏的力量不相上下。智氏的领主因为势力十分强大,经常耀武扬威,欺凌其他三家,一会是戏弄人家的主公与国相,一会是向韩魏索要领土,一会又是强迫韩魏出兵一起攻打赵氏封地晋阳城。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压迫之下,必生反抗。公元前453年,晋国卿大夫赵氏联合韩氏、魏氏击败智氏,杀了智伯,瓜分了智氏的领土,从而奠定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基础。

就是在韩、赵、魏联合攻打智伯的过程中,有一个名叫张孟谈的赵国谋士起了关键作用,他从重兵围困的晋阳城突围,用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说韩魏调转兵锋,反戈智伯,从而挽救了赵氏被灭亡的危险,逆转了天下的局势。因此,张孟谈功名显赫,得到赵国上下的颂扬。但是,他并不贪恋美名重禄,而是要辞官归隐。

《战国策·赵策》中记载了他与赵襄子的对话:张孟谈说:“今臣之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现在我声名远播位高权重,同僚对我也是心悦诚服,而我希望舍掉这些功名利禄,辞官离开。襄子恨然曰:“何哉?吾闻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子何为然?”赵襄子听他这样说,感到十分惋惜,觉得自己也没在什么地方亏待你呀,你为什么要走呢?并认为辅助国君的人,该有显赫的名声;为国立功的人,该有尊贵的地位;主持国家事务的人,该有重大的权力。心怀忠信,大家都会服从他。这是先圣之所以使国家安定的原因。接着,张孟谈说了一番在历史上深有影响的话,他说:“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君你所说的仅是我个人功名得失的问题,而我张孟谈想到的是治国之道。纵观历史,古往今来的事实表明,国君与臣子的权力相等,名声相当,还能在同处一个庙堂下相安无事,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事情。记取历史的教训,可以当作今后做事的借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为千古良言。张孟谈果真眼见高,能从历史故事当中推知未来,全身而退。功高震主,是每个为官之人的大忌。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最后都杀身于这四个字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并不都是领导者的无情,也怪于功狗们眼拙,不知史,不知事,只能活一时,岂能活一世。

《易经·说卦》中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数往知来,了解过去能够明了未来。中国历史上的雄主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史不仅是一面镜子,历史更是一本教科书。清人戴名世一语道破历史的重大意义。他说:“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是故圣人之经纶天下,而不患其或敝者,惟有史以维之也。”以古鉴今,察历史沿革,明得失成败,知人论世,扬善砭恶,为警戒后世而敲警钟。历览前贤国与家,业精于勤荒于嬉,从反隋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唐太宗深知以史知政的道理。登基之后,唐太宗勤于政事,虚心纳谏,以文治天下,组织一大批文人良相,从古籍当中搜罗历代名人治理国家的精要文段,经过删繁就简,编订成集,名为《群书治要》,以供当朝统治者匡政之需。

无独有偶,宋代司马光闭门谢客,赋闲洛阳,耗时十七年而写成的《资治通鉴》更是有如此。宋神宗御笔亲赠书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真实阐述了治史的宗旨。在今天看来,《群书治要》也好,《资治通鉴》也罢,它们当中的思想不会因时间而改色,而是历久弥新,是当代中国治理诸多社会问题的良方,值得当国者借鉴。

历史是一座丰裕的知识库,善于治史、善于用史,是中华民族一贯的优良传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受尽酷刑而写《史记》,历朝历代皆有史书传承至今无不说明这一点。古为今用,创新传统,继往开来,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历史,化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戒之。前车可鉴,温故知新,只有通达古今之变,才能使人生利于不败之地,使国家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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