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自然是人、地、天所效法的最高法则，是道的最大属性，是圣人与百姓之间关系的最好体现，是道和德的尊贵地位的原因，具有最根本的含义，可以说，自然是老子哲学的最高原则与核心价值。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自然，是指自然界，它既包括人类已知的、也包括人类未知的物质世界，大到广袤的宇宙，小至构成物质的粒子。而老子书中的“自然”，并不是指真实的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道法自然，并不是说道效法自然，这个自然就是道的特质，道就处在自然而然的状态。准确地表达，道法自然，实际上可理解为道性自然。
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生养万物却不居功自傲，独立长存，周而复始发挥这种作用。然而，道施加于万物的，并不是心命物，而是让万物自由生长，各自发挥物性，不加干涉，即“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天生万物，各有特性，道最大的作为就是让万物各自发挥出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就叫做自然。等同万物，人间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的方式方法，也需按照自身存在的方式运行生活，统治者应该相仿道施加于万物的自然而然，让百姓自觉自发生存，不要强力驱使人民。对万物来说，大道的特质是自然;而对人间秩序而言，玄德的特质就是无为，老子强调君主要实行无为之治，不言之教。
《老子》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认为上等君主的国家治理是不会强迫百姓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向百姓炫耀自己的恩德，老百姓仅仅知道他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虚位君主存在，而不必理会他。次一等的国君会做一些让老百姓感恩戴德的事情，以德治国，以仁义治民，让老百姓亲近他，称赞他。再次一等的国君，动用刑杀威民，使百姓畏惧他，避之唯恐不及。最糟糕的国君以权术愚弄百姓，以诡诈欺骗百姓，令百姓忍无可忍，对他只有谩骂与轻侮。这种糟糕的国君因为自身诚信不足，所以老百姓当然也不信任它。最上等聪明的统治者悠闲自得，不轻易发号施令，等到大功告成，百姓却不知道这是国君的功劳所致，而是自言道：我们原本就是自然如此的。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自然而然，就是自觉启动内在动力而运行的方式方法。管理大师德鲁克说：“20世纪最大的革命不是科技产品的日新月异，不是医学，环保议题，而是人类的‘自我管理’。”可以说，自我发展，自我管理是人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在回答“经营秘诀是什么?”的问题时，他说：“我并没有什么秘诀，我经营的唯一方法是经常顺应自然的法则去做事。”
在企业管理上，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就极力反对高层领导者“在工作细节上耗费大量时间”，而在小事上却“总是忙忙碌碌”。法约尔主张“一个企业，经理应始终设法保持对重大事情的研究、领导和检查的思维自由和必要的行动自由”。这就是说，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必须讲求管理策略，要善于“抓大事”而“舍小事”。企业高层领导应该注重的是战略，而非战术，是如何当好导演，而不是扮演演员的角色，如果整天指挥员工干着干那，那就是越俎代庖，既阻碍了员工的积极性，又让公司失去了长远规划。
美国纽约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研究工作方面成绩斐然，曾诞生过十几个世界第一的发明。在谈及治所之道时，该所负责人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别人，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这句话成功解释老子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贝尔实验室的成功无疑是老子“道法自然”管理思想的实践运用。
《道德经》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最高的领导境界是无为而无不为。管理者越有为，公司就越没有大作为，因为高层领导有为，把自己装扮成了“超人”，什么都会，什么都干，什么都管，底下的员工就没有历练机会，员工就无能，无能也就只好无所作为了。如果公司每一层管理者都相对无为，除了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环境，其他让工作自觉发挥才干，最后公司肯定充满活力，积极性高涨，效率业绩也就成比例增高，公司最后会走向强大。
公司治理如此，国家治理同公司治理是一样的道理。统治者不要干涉百姓生活，要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会活得更好。统治者的作用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处在百姓的视野外从容做势，施一番润物无声的恩德，而不是在百姓生活中走来走去的忙碌做事。如果统治者今天发一个政策，明天颁一个诏令，后天来一个方针，自以为是帮助百姓过好生活，其实是束缚了百姓的手足，给他们带去不利的影响。
《孟子公孙丑》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话说古代宋国有个农民，因忧虑自己田中的禾苗长得太慢，于是干脆帮它一把，到田中将种植的禾苗都往上拔高一截。傍晚时分，他拖着劳累一天的身体回到家中说：我今天累坏了呀，我一天之间就让田中的禾苗都长高了许多。他儿子听了之后，以为父亲有什么神奇之术，带着好奇，就跑到田里想看个究竟，结果，田中的禾苗一颗颗枯萎了。最后，孟子感慨说：“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急于求成，而破坏作物的生长习性，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这个宋国农民不仅没有帮上禾苗的忙，还帮了倒忙。
在现实中，这种揠苗助长的故事并不少见，单凭主观臆断，违背自然规律，在“道”的面前摔大跟头，碰的头破血流。典型的事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一股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公社随便调用社员、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按劳分配的原则遭到破坏，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公社运动期间，上级领导对农民生活的干预过多，捆绑了农民的手脚，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例如在生产的指挥方面，上级安排工作不看季节，麦收正忙时，却让农民搞美化环境，到处画画写标语;发展养猪事业，不分气候，大伏天运仔猪，几乎全部病死等等的瞎指挥。人民公社化运动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伤害，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无权势的农民百姓大量死伤受害，最终酿成全国大饥荒的悲剧。
历史未远，警钟长鸣。高明的领导者道法自然，顺应人的天性，让百姓各尽其能，各守其职，各得其所，而不是用纷繁的规章制度来进行强制性约束规范百姓行为，那样只会适得其反。井水本无波，越是搅动，越是沉渣泛起，浑浊不堪;如果停止搅动，撤走外力干扰，水自然清静。这就是老子的无为之治，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一切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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