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啬之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点，如孔子所推行的仁恕之道一般。《道德经》五十九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治理国家，敬事天地，修养身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爱惜精神节省智力，保持内心纯朴不炫于世。只有这样，才会先一步接近大道，接近大道需要不断地积德。多多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胜任的。没有什么不能胜任就无法估计他的力量，无法估计他的力量，就可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能。掌握了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可以长治久安。这就是根深蒂固，长久永存的道理。
韩非子在《解老》中解释这段话说：“听力、视力、智力三者都是天生的，人为的各种行思活动，会导致它们功能的衰竭。视力用得过度，眼睛就会失明;听力用得过度，耳朵就不灵;思虑过度，智力的认识功能就会紊乱。眼睛无法判断黑白颜色就叫做盲，耳朵无法区别清浊声音就叫做聋，心智无法区分得失就叫做狂。盲就不能躲避白天的危险，聋就不能知道雷霆的危害，狂就不能免于社会法令予以惩罚的灾祸。《老子》所说的‘治人’，是说的适应动静的节律，节省脑力的消耗。所说的‘事天’，是说的不要用尽听力、视力，不要超过智力认识功能的限度。如果完全用尽，就会过度费神;过度费神，盲聋狂乱的祸害就会到来，因此要节省。” 韩非子利用老子学说为法家张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子的治人事天莫若啬，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修身要节俭精力思虑，所谓致虚守静;第二、治理百姓要爱惜民力，不要劳民伤财;第三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可过度耗费。
春秋末年的时代生活，让老子彻底看清了文明社会的残酷本质，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原始真质的自然规律被人们弃之不用，而让扭曲人类天性的仁义道德条框人们的举止。智慧丛生，虚伪智巧随之而来，统治者运用权谋智巧挖空心思，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老子认为仁义、巧利、智辨，是统治者扰民的种种手段，是欺世盗名的工具，是世风日下盗贼多有社会混乱的根源，所以他说“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要求“绝智弃辨，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去利，盗贼无有。”只有统治者不过度的追求外物，不为纷繁的物欲而耗费精力，修身养性，廉洁为民，节省民力，才能让社会正气盎然，让人民安居乐业，让国家稳定秩序。
五代后晋的宋州节度使赵在礼，在任上弄权牟利、强征苛敛，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他离任时，乡民在衙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以示“欢送”。对联写道：“早去一天天有眼，迟去此地地无皮。”可见，百姓对此他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同样，1943年，国民党军统特务许良安弃武从文，被任命为云南省路南县县长。一上任，许良安便私吞抗战田赋，更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征收酒税、保护费、住宿费、巡查费，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搜刮民财数百万元之多，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在民众的舆论压力下，云南省政府撤销了许良安的职务。贪官离任，民众并不止恨，为他立碑为《路南县贪官许良安遗臭碑》，碑文写道：“路南县长许良安者，实我邑空前绝后之贪官。去不有迹，何以惩前，臭既永遗，允堪毖后……然其在县一切卑污阴险劣迹，实有足以遗臭万年者，若不为之刊碑勒石使垂永久，何以抒众愤而戒后人也。爰为之记。”
清官离任，百姓夹道送别，涕泪难舍;贪官落马，百姓鞭炮相庆。这遗臭碑，让贪官遗臭万年，作为警示后人的标本。让后来为官者引以为戒，从而形成一种以廉为美、以贪为丑的风尚。清乾隆时进士王苏写过一首诗，名叫《一点朱》，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官吏巧立名目，榨取百姓的无耻手段，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写道：“长官一点朱，小民一点血。官符出官府，灸手手可热。皂隶东西走，伍伯先后行。‘莫怨守捉使，米票有汝名。’黑索袖中藏，朱票袖中出。汝若不见信，‘大令有朱笔。’朱笔任意下，不方复不圆。长官一点朱，小民万个钱。”官吏大权在握，朱笔一批，百姓就会血溅大地，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捏造名目，花样百出，随意转动红笔，就让百姓人财两空，家破人亡。
数典知史，大凡功被千秋的君王大都好战喜兵，免不了落个劳民伤财，不惜民力的骂名。秦始皇调集民力修阿房宫筑长城，人言暴秦，就是从这生出的悠悠口实。汉武帝兼有高祖之雄风，逐鹿匈奴纵横天下，穷兵黩武，终于在其手中耗光了“文景之治”的繁华，可喜晚年幡然醒悟，下罪己诏痛砭往事。隋炀帝比汉武帝过之犹不及，驱使民夫修建东都洛阳城，挖运河观光游览下苏杭，多次征伐高丽，种种作为导致民变四起，身死国灭。
历史上素以贤明著称的唐太宗，在贞观末年，也多次兴兵攻打四方少数民族，在多处修建宫殿，劳民伤财。名臣魏征屡次犯言直谏，终无果。他的妃子徐惠劝谏说：“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秦始皇、晋武帝迅速灭亡是因为他们成功之后骄傲自大，放弃修习俭德，骄奢淫逸所导致的。国家疆域宽广并不是安定的保障，动乱的根源乃是劳民伤财。又说：“斧斤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精雕细琢的珍宝玩物是丧失国家的刀斧，光彩夺目的珠宝玉器是侵蚀人心的毒药。这些虽然看着奢华美丽，但不能不去遏止这类欲求。事业安泰时志向容易骄纵，时局安定时人容易放任自己。
后来，高丽盖苏文叛乱，唐太宗亲帅大军前去征伐，却失败而归，预备来年组织更大规模的军队出征高丽。《资治通鉴》记载：“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为了准备这次战争，他下令官员征集民夫在成都伐木修筑战船，顺江而下，经京杭大运河到达山东莱州，由海上攻击高丽。四川民力不足，百姓不堪造船之苦，向政府申请出钱雇请潭州百姓造船，有些百姓穷苦，只好变卖田宅，卖儿鬻女，以此凑钱交纳税赋。宰相房玄龄临终直谏说：“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太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
所谓民强国富，民穷国弱。一位贤明的君主应该懂得爱惜自己的民众，节省智识，爱惜财力，物力，民力。因为只有做到了这些，国家才留有广阔的后备资源空间，才能够可持续发展。《论语》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更之，人皆仰之。”晚年在《帝范》中太宗告诫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殷殷之心，谆谆良言，横亘古今，言犹在耳。
当今世界，物欲横流。国际区域之间摩擦不断，中国正处大国崛起之时，在与邻国外交上，要运用老子“大邦以下小邦”的外交智慧，俭啬用兵，保持区域之间的和谐、合作与共赢。同时，身处繁华之中，官员修养要随时保持警惕，勿堕泥淖。常记起，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的教诲，爱惜精神，切忌纵欲声色;廉洁为官，收敛挖空心思贪腐的智巧，则可以保身，可以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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