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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说】从《左传》观郑国行政

2017-08-30 15:28:16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在两千多年前那场“乱局”之中,《左传》的作者慧眼独具,将一个民族各个方面特质的集中呈现都作了恰当的记录,使后世永受滋养。

(作者:人学研究网·中华典艺网儒栏目编辑部【水寒】)

《左传》是对《春秋》经的一部传注著作。《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子所作,其内容是记载自鲁隐公以来至鲁哀公约300年的历史,多涉及灾害、外交、战争等内容,因为文字简约晦涩,历来光读《春秋》都难解其意。《左传》便是对《春秋》微言大义的深刻阐发,它不仅仅是对《春秋》的字面注疏,更利用历史背景的再现,生动细节的补充,独到的散韵结合写作方法,让《春秋》里的深义被阐扬出来。作为一部兼备文学、史学价值的巨著,其能位列十三经之一,并启发影响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久的原因更还在于它包含了众多中华民族精神特质、政治精神特质、学术涵养特质。在两千多年前那场“乱局”之中,《左传》的作者慧眼独具,将一个民族各个方面特质的集中呈现都作了恰当的记录,使后世永受滋养。其现实意义不仅在于能深刻揭示中华民族的深层底色和社会走向,对于世界大局的演变也有重大启示意义。

《左传》对春秋诸国的起落兴亡都付以了同情的笔触,让后世从诸国的兴衰历史里能够汲取深远的史鉴意义。笔者对于郑国在春秋时期的百年演变颇感兴趣,认为在两强相夹中的郑国一直得以保全社稷的原因值得现代国际社会探究。郑国地理位置特殊,北邻晋国,南临楚国,它曾是春秋第一个强国,郑庄公宏韬大略,使郑国得以雄霸中原,“天下诸侯,莫非郑党”。直至后世,晋楚崛起,交相称霸,互有攻守,成为春秋时期称霸最久的一对双雄,天下诸侯可谓莫不站队两营之中,而郑国恰地处其间,成为交通和地缘政治的要冲,其战略地位不可谓不重要。然而这也导致了郑国国运的坎坷。郑国国卿公子騑曾道:“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襄公九年)此话当为确论。郑国为小国却身处两大国间百年而不亡,晋楚皆想占其为己有却不能,究其缘由,其既有郑国外交选择的正确性也有对内执政的科学性。

在外交上,郑国是向南还是向北望,一直都是摆在郑国外交议程上的头号难题。子展在制定外交方针的讨论会上就曾给出过一个提议:“《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谋之多族,民之多违,事滋无成。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病,不亦可乎?”(襄公八年)其意思便认为郑国是小国,晋楚任何一个大国都是得罪不了的,惟能相机行事,哪国兴师而来便投奔哪国,即为“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这似乎看来有些骑墙派的外交方针,也实是无奈之举。国力不足,倒向任何一方都有被兼并或被作枪靶的可能,于是子展想以迁就两方而获取夹缝生存的空间。

三年后,子展提出更为清晰的战略战术选择:“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襄公十一年)。这一方案看似是“拉一个打一个”,以强制强,找准晋楚的矛盾嫌隙,然后在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间,寻求外交转圜的余地。事实证明,郑国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晋楚争霸多年,两者都仍未能够将其吞而并之。郑国虽因为两者国力、种族方面的考量,还是选择在政治站位上更靠近晋国,但也一直与楚国保持外交渠道的畅通,很好地做到了“外交独立”、“小国尊严”。当然,这里面原因离不开郑国在外交上的进退有据,不因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放弃既定国策。襄公二十八年楚国伐郑,郑国举国上下准备积极备战,执政大臣子产却提倡不抵抗:“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他观察国际形势,认为诸侯甫和,必不再想惹起战事,郑楚一旦挑起战事,晋国并不一定为其站队,郑国此时在国际形势对比上是毫不占优势的,于是子产建议放弃抵抗,让楚国耀武扬威,面子上有光,便也就能很快平息事件。果不其然,楚国只是:“获九人焉,涉于氾而归”,并未挑起大的战争,这种战略判断无疑对于郑国来说是损失最小的。再如襄公二十八年,子产相郑伯入楚,没有大张旗鼓地设“坛”这种礼仪。有外臣建议历来规矩都是,大臣随国君访问其他国家都要有这种礼节,而子产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小国”地位,“大适小,则为坛;小适大,苟舍而已”,子产在大国外交中注意实际外交,进退有据,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时也以为,小国适大国,本多是请罪朝贡,无用太重视不必要的礼节,否则容易将自己的耻辱和罪祸昭示后代。在正式会晤中,在子产为代表的郑国外交大臣展示了极高的外交能力,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在朝见晋君时,详细回顾了郑国在多年之间如何生存与晋楚的夹缝中,并且因为晋国的几次征伐,郑国完全听命于晋,“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既向晋国道出自己身为小国的难处,又希望大国遵守王道规则,不施加苛政于小国。这番言论,令晋国群臣皆服,对郑国予以极大谅解,子产以政治智慧维护了郑国的生存空间。

郑国不仅在外交方面处理得有礼有节,在内政方面也颇为清明。子产为政时,善用人,顺民意,使得郑国国内政治局面既不失民主又显得团结稳定。襄公三十一年详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这段话已经很好的说明了子产知人善任,用人得当,正因为如此,才“鲜有败事”。在用人方面,子产有过人的慧眼,而在顺应民意上,子产也有突出的智慧。昭公七年,子产听闻民间有人传闻见到在叛乱中死去多年的大臣伯有再现的消息后,立即让伯有的儿子袭爵封官。他解释道;虽然伯有生前所为“为身无义而图说”,但朝廷应“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子产可谓深知民心所向,知道顺民意才能更好获得民心支持、施行国政。

子产执政期间,重视制度礼仪,重塑郑国政治风气,使得上下各得其所。而难能可贵的是,郑国诸多成就虽托子产政治才能,但是郑国朝廷里却并不所有一切都听命于子产,对于其政策制定,许多大臣是可以参与讨论辩驳的。昭公六年,叔向与子产对于在郑国实行刑罚制度的问题上,有过争论,叔向认为以刑法来对百姓予以统治则会造成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会造成百姓“不忌于上”使国君威严受损的后果。而子产也只是略带自嘲地予以反驳几句,并没有造成一种政局上的独断氛围。

内政外交,和政治民主稳定的方面,郑国在子产执政期间都做得不错。虽说其并未摆脱附庸弱国的命运,但是其生存空间已经大大拓展,国际外交也不卑不亢。子产有儒者风范,实行仁德之政,施行礼仪制度,知民意顺民心,在对外中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懂得灵活变通地处理。而在今日国际社会中,郑国的小国处世之道显然给予许多国家以启示,特别像夹处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因为战略位置的特殊,所以其生存也显得颇为坎坷。如韩国,处在中美两国的博弈之中,在两国站队上如何抉择是其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而为何其国内亲美亲中的政治力量交相轮替出现,在郑国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显然可以懂得其外交之道。当然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美苏争霸中是如何利用两者矛盾来进行自我发展的,其启示笔者以为在《左传》中也都有深刻的体现。《春秋》是儒家的经典,而《左传》更是儒家政治智慧、气质精神的更完美体现,儒家不仅追求入世,更是追求治世。许多人类共同面对的机制原因,在几千年前先人们就已经发掘并交出了很好的答卷,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刻板地复制,而是深情地凝视、思考,这可能也算是儒家给予世界的一些普世价值财富吧。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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