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新儒家的心理构造
新儒家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构造虽然尚有待建造，但是他们的心理构造早已是金字塔式的，而且已发展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态度便是这种心理结构的一种最清楚的表现。他们似乎自信已“优入圣域”，因此往往流露出一种?睨古今中外的心态。前面所讨论的新儒家道统观的严格性已显示了这一点。熊十力曾明白地说：
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
林宰平所用“眼在天上”四字其实不是“戏语”，而是的评;熊十力“我有法眼”四字也不是“戏语”，而是自信。新儒家自信已窥见本体界的最高真理——“道”，因此掌握了绝对的标准，足以判断古今中外一切义理的是非高下。熊十力又曾面告箫公权说：
西洋哲学和科学都缺点妙义，没有研讨的价值。
这话可以代表他对整个知识领域的评价。在新儒家的眼中，西方的哲学和科学都仅仅接触到现象，而未见本体，所以“缺乏妙义”。这是陆象山评朱子“学不见道，枉费精神”的现代翻版。我们必须记得，新儒家论“学”，必须设“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分别。第一义是“内圣之学”，属于本体界，第二义是“学人之学”，属于现象界。“内圣”之学可以“开出”知识，“学人之学”则决不足以成为上通“内圣之学”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在他们不过是一种“纡尊垂奖”的表示，并不是承认“学人之学”可以和他们的“内圣之学”处于同一层次。在内心深处，他们其实是把所谓“学人”看作低一等的。试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吕祖谦(伯恭)曾写信给陈亮(同甫)，告诉他陆象山很愿意和他相聚。“渠云：‘虽未相识，每见尊兄文字，开豁轩翥，甚欲得相聚。’觉其意甚勤，非论文者也。”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评此事说：
象山之高明爽朗表现于内圣之学⋯⋯而陈同甫者则是高明爽朗之于“事功之学”者，故重英雄之生命。高明爽朗在此转而为慷爽。其文字“开豁轩翥”即是英雄主义之慷爽之表现，而此种风格亦特为象山所喜，故“甚欲得相聚也。象山自与同甫殊途，彼亦不必看得起同甫，然在此“开豁轩翥”上，则是气味相投者。
这一打段推向是否合乎事实，姑且不论。最可怪的是中间奇峰突起，冒出了“彼亦不必看得起同甫”一语。这在原来的文献中是文化没有着落的。但是这个有意无意之间的“失言”(slip)恰好反映了新儒家的心理结构：“内圣之学”的陆象山怎么会当真看得起“事功之学”的陈同甫呢?
新儒家此种心理结构自然有一部分是源于中国儒学、文土之流的“狂”的传统。“文人相轻”、“惟我独尊”、“目无余子”、“自郐以下”之类的心理习惯在两千多年中从来没有断过。“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这是晋代名士与名僧的互相标榜;“世无孔子，不在弟子之列”，这是韩愈的自负;“仰首依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是陆象山的“目无余子”;“一夕梦天坠，万人奔号。先生独奋臂托天起。又见日月列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这更王艮的自我无限扩大的梦中现形。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有些新儒家严判“古今述作”或“道统”的那种“法眼”，在中国“狂”的传统中也是无所不在的。人我们举两个例子。清初毛奇龄(西河)论汉以来的经学便具有非常严格的法眼“。当时人说，“西河目无今古，其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只七人，孔安国、刘向、郑更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章太炎大弟子黄侃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宣称只新风八部书，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只》、《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此外都不值一顾。所以当时北京大学章门同学赠他一句很传神的诗句：“八部书外皆狗屁。[1]这当然也可以说是“衡论古今述作，确乎其严”了。
新儒家的思想风格与中国“狂”的传统有渊源，这是不足为异的。特别是新儒家上承陆、王谱系，而陆、王正是理学中“狂”的一派。陆象山之“狂”前已论及。王阳明也是欣赏“狂”的，所以他晚年在天泉桥宴请，见诸生脱落行迹，而写出了“点也虽狂得我情”的诗句。但是我并不认为新儒家的风格完全来自中国的旧传统，其中也有新的成分。新儒家所表现的那种有趣的“君临”姿态似乎主要是来自西方人所谓“知性的傲慢”的直接反应。所以我想称新儒家的心态为“良知的傲慢”。
现代西方有一种“知性的傲慢”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科学的巨大成就诱发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根据这种意识形态，科学是理性的最高结晶，而科学方法则是寻求科学真理的惟一途径。因此自然科学( 如物理学、生物学)成为知识的绝对标准，因为它所获得的真理是最精确、最具客观性的。社会科学虽然也是实证主义思潮下的产物，但其“科学性”已远不足与自然科学相比，至于人文学科——哲学、神学、史学、文学批评之类——则等低一等了。在实证主义者的眼中，不但自然科学是理性的最高典范，而且自然科学家也体现了人类的最高道德——如无私地追求真理、诉诸理性的说服力、诚实、公正等等。自然科学家是天地间第一等人，因为他们具有最高的“认知的身份”(cognitive stotus)。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由于在知识上达不到同样高度的“科学性”，他们在真理的王国中只能算是第二等以至第三等的公民了。这当然是一种“知性的傲慢”。在“五四”前后，这一“知性的傲慢”随着科学主义一齐传到了中国。从此中国知识界也大体接受了“科学至上”、“科学家是第一等人”的价值判断。中国人的文学者为了争取“认知的身份”，也不得不借“科学”以自重。“五四”以后，“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之所以风行一时，便反映了这一文化心理的转变。传统儒学的地位已为科学所取代，道德意义上的“圣人”也让位于知识意义上的“科学家”了。这一转变可以说是西方俗世化的一种缩影：科学代替了宗教;科学家代替了牧师( 上引Rorty的新作对此多有论及)。
新儒家的“良知的傲慢”是受现代“知性的傲慢”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我们只要稍稍比较两者的思想结构，便不难看出新儒家其实是科学主义的反模仿。科学主义者讲“真理”，新儒家反之以“道体”;科学主义者讲“客观性”，新儒家反之以“主体性”;科学主义者讲“事实”，新儒家反之以“价值;科学主义者讲“理性”，新儒家反之以“良知”或“道德理性”;科学主义者讲“科学方法”，新儒家反之以“证悟”或“成德工夫”;科学主义者以“认知身份”决定各种学术专业的高下，新儒家反之以“道德身份”;科学主义者讲“科学理性”体现德行，新儒家反之以“知识为良知之发用”⋯⋯新儒家如此处处与科学主义针锋相对，一切反其道而行之，而整个系统的内在结构又与科学主义几乎完相一致，这决不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所以最近情理的解释是：新儒家为了对抗科学主义，在有意无意之间走上了反模仿的途径。但方模仿也是模仿的一种，其结果是发展了一套与科学主义貌异情同的意识形态——道德主义。科学主义者以独占“真理”自负而有“知性的傲慢”，道德主义者则以都德独得“道体”自负而有“良知的傲慢”。他们都置身于各自建造的世界巅峰，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慨。但是科学主义者虽然给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较底的“认知的身份”，但毕竟承认社会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同在一个知识世界之内，而所谓科学方法则是人人都能掌握的。所以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类学术只是在“科学性”的程度上有高下的别而已。道德主义者则不然，他们高居于本体界，视整个知识领域为低一层次的活动。他们只要肯“自我坎陷”，知识之事固然可以随时为之。但知识领域中的人如果想取得“道德的身份”，上窥本体，则其事难如上青天，因为“证悟”、“良知呈现”并不是人人所能有的经验。由此可见，“良知的傲慢”更远在“知性的傲慢”之上。(“良知”与“傲慢”无论依旧儒家或新儒家之说，当然都是不能并存的，但这正是我铸造此名词的用以所在。)
总之，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主要思想倾向来看，他们所企图建立的是涵盖一切文化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教”，而不是知识性的“学”;他们决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中的一个流派。这个“教”的地位在历史上大概只有西方中古的神学曾经取得过，中国传统的儒教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所周知，中古神学是凭籍着政治权力才取得君临天下的地位的。新儒家的凭籍则是良知的一点灵明，而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这当然是一个无限艰巨的任务。但是新儒家虽然在现实上距离君临天下的境界尚远，他们的君临心态却已牢不可破。“良知的傲慢”至少一有部分是从这种心态中派生出来的。
以上从交游和学术两方面讨论了钱先生和新儒家的关系。钱先生和新儒家之间，除了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阐明中国文化的特性——之外，真是所谓“所同不胜所异”。他们不可能属于同一“学派”，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分歧恰恰发生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面。这正是章学诚所谓“千古不可合之异同”。
我在本文开始时便已指出：钱先生论学不立门户。他研究中国史，特别是学术思想史，确具有独特的观点，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他的观点是惟一正确的观点;更没有要求他的学生去发扬他的观点。所以钱先生像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史学家一样，并无开创“学派”的兴趣。因此本文仅说明钱先生为何不能划入新儒家一排，但绝不是说：钱先生另创了一个不同的门户，而我个人则在此以弟子的身份为师门张声势。尽管我自己治史受到钱先生的启发最深最大，但我根本没有能力继承钱先生的志业。
为了说明钱先生和新儒家的学术途径截然异趣，本文不能不对新儒家有所质疑。但这种质疑只表现了我个人的史学偏见，并不代表钱先生的意见。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种特制的哲学语言来宣传一种特殊的信仰。在这个信仰普遍衰微的时代，新儒家如果能发挥一点“起信”的功用，哪怕仅仅限于三五人，仍然有益于社会秩序。我个人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愿意乐观其成。但是从史学的角度看，由于新儒家采取了最极端的“六经注我”的方式，其中不免留有许多值得商?的地方。总之，新儒家如果仅凭“直觉”、“证悟”以建立其关于本体界的信仰，那么我们局外人自然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但是一涉及现象世界和它的历史——包括一般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则问题复杂了，不是光凭“良知的傲慢”便能一切迎刃而解的。三四十年来，我对于海外新儒家的内部演变只有偶然观赏的兴趣，新儒家从50年代初的“一气化三清”到今天的“三清重归一气”，也是一种富于启示性的历史现象。由于新儒家对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只有非常边缘的关系，我对于新儒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成见，最多不过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这次因为纪念钱先生而涉及新儒家，在我确是一种不得已的意外。最后我愿意再正中声明一句，此文仅仅表达了个人的观点，与门户或宗派的意识是完全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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