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与庸，孔子的中庸思想
(一)中与庸。什么是“中”?什么是“庸”?什么是“中庸”?
“中”字的本义，有几种说法：象射箭中靶的形状;立木表测日影的正昃;象旗子，氏族首领立旗于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说文》：“中，内也。从口∣，上下通。”这个“中”字，相对于“外”来说是“内”，里面;在方位上，相对于四周来说是等距离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对于上等与下等的中等;在过程中，是相对于全程来说的“一半”;而相对于“偏”来说，那就是“正”，不偏不倚。段玉裁指出，“中”是相对于“外”，相对于“偏”来说的，同时又是指“合宜”的意思。我们今天讲的“中庸”之“中”，即是指适中，正当，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标准。
“庸”字的本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大钟，通“镛”;有人说是城，通“墉”;有人说是劳义，通“佣”;有人说是功义，以钟记功等。“中庸”之“庸”有三个意思：第一，何晏讲是“常”，程子讲“不易之谓庸”，即恒常而不易之理，变中不改变的道理;第二，朱子讲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复观讲是每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第三，《说文》：“庸，用也。”就是运用。郑玄讲，《中庸》这篇文章，是记中和之用的。
(二)孔子论中庸。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道德修养的境界，又是一般的思维方法论。
首先，我们看修养的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师是颛孙师，即子张。商是卜商，即子夏。从性格上来说，子张处事有点过头，子夏处事有些赶不上，孔子回答子贡说，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孔子称赞“中行”之士。“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狂者一意向前，是豪迈慷慨之士，心地坦然。狷者毫不苟取，不要不义之材，个性独立又有修养。孔子说，实在是找不到言行合乎中道的人交朋友，那一定要交狂狷之士做朋友呀!进取的狂者与有操守的狷者都很不错，但还不是第一等人，第一等人是综合了两者之优长的中行之士。孔子的弟子说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这是性情上的中道，也是修养的境界。
中庸之道不是不要原则，不是迎合所有的人，那是滑头主义的“乡愿”。孔子批评这种无原则的滑世主义，说：“乡愿，德之贼也。”(《阳货》)有人说儒家、孔子及其道德论是“乡愿”，说中庸之道是折衷主义、苟且偷生，当然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其次，我们再看一般方法论。孔子的“中庸”又是普遍的方法学。
《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里提出了“时中”的问题。孔子是“圣之时者”，最有时间意识，不舍昼夜，自强不息。“时中”的意思是随时制宜，随时符合标准。例如，一个士人为诸侯所用，绝不违背做人的原则，可以当官就当，不可以当官就不当，可以做久就做久，不可以就赶快离开。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关键是要保持独立人格与节操。如果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礼”是标准与原则的话，“时中”的要求是指人的行为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立于礼”，符合礼，不是机械地拘执僵死的教条、规范。
孔子最早提出了“权”的概念。“权”是称物之锤，民间说的“称锤”、“称砣”。权然后知轻重。这里用作动词，指权衡，即在道的原则下通权达变，强调动态的平衡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庸”不是线段的中点，不是僵死的，而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标准。
孔子有“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子罕》)，即不断地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端点(如阴阳、强弱、大小)去叩问，去启发，去思考并解决问题。他又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即“执两用中”，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辩证综合。
在文质关系上，就形式华美与内容质朴而实在的关系来说，孔子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这是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中道。在诗歌的表达上，孔子评论《关睢》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快乐而不过于流荡，悲哀而不过于痛苦，这是情感表达的中道。孔子赞美《韶》乐，提出了“尽善尽美”的美学原则，这是“中和”“中庸”之道在美学和艺术上的反映。
二、子思子与《中庸》
我们先讲子思其人，再讲《中庸》其书。
(一)子思其人。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孙，战国初年人，生卒年不详，一说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威烈王二十四年，相传他受业于曾子。
《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班固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缪即穆。东汉郑玄肯定《中庸》为子思所作。南朝梁国沈约指出，小戴《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张岱年先生晚年认为：《中庸》大部分是子思所著，个别章节是后人附益的;《中庸》“诚”的思想应先于孟子。
1993年10月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缁衣》等篇。以上诸篇是与子思子有密切关系的资料。据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载，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由此可见子思刚直不阿的人格!而这样一些品德、言行，我们又不难从孟子身上见到。孟子从学于子思的门人。
(二)《中庸》其书。《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第31篇。今本《中庸》在传衍过程中被后世儒者附益，掺杂了一些当时人的言论(例如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又称泰山为“华岳”等，当是秦汉时人的话)，但其中主要思想观点却源于子思。汉代至南朝，不断有人研究《中庸》。唐李翱以后至北宋，诸位大家都重视《中庸》。二程夫子推尊《中庸》，认为是“孔门传授心法”，朱子亦大力表彰，作《中庸章句》，使之成为《四书》之一，风行天下，远播东亚。
《中庸》只有三千五百余字。程颐认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朱子分为三十三章，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十一章，其中第一“天命之谓性”章是全书总纲，子思述所传孔子之意而立言，以下十章是子思引孔子的话来印证总纲。第二部分是第十二“君子之道费而隐”章至第二十章，其中第十二章是子思的话，阐发“道不可离”，以下八章又是引孔子的话加以发明。第三部分是第二十一章至末尾。其中第二十一“自诚明，谓之性”章，是子思承第二十章孔子讲的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说，以下十二章乃作者反复推论天道、人道的思想。
三、《中庸》的思想要点
我们通过细读原文来把握《中庸》的几个要点。古书要诵读，不能只是看。读书出声，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读出其韵味与真意。读书百遍，其意自现。
(一)性、道、教的关系与“致中和”。《中庸》开宗名义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全书的纲。意思是说，上天所赋予人的叫做“本性”，遵循着本性而行即是“正道”，使人能依其本性而行，让一切事合于正道，便叫做“教化”。《中庸》以天道为性，即万物以天道为其性。人与万物的性是天赋的，这天性之中有自然之理，即天理。本书实际上是说，天赋予人的是善良的德性。“率性之谓道”，“率”音“帅”，是循的意思，率性是循其性，而不是任性。一切人物都是自然地循当行之法则而活动，循其性而行，便是道。一切物的存在与活动，都是道的显现。如就人来说，人循天命之性而行，所表现出来的便是道。如面对父母，便表现孝。人因为气质的障蔽，不能循道而行，所以须要先明道，才能行道，而使人能明道的，便是教化的作用。一般人要通过修道明善的工夫，才能使本有之性实现出来。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节”的“中”念“众”，符合的意思，“节”即法度。情感未发之前，心寂然不动，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这种状态叫“中”。“中”是道之体，是性之德。如果情感抒发出来能合乎节度，恰到好处，无所乖戾，自然而然，这就叫做“和”。“和”是道之用，是情之德。“中”是天下事物的大本，“和”则是天下可以通行的大道，谓之“达道”。君子的省察工夫达到尽善尽美的“中和”之境界，那么，天地安于其所，运行不息，万物各遂其性，生生不已。
(二)修身的五达道与三达德。《中庸》指出：“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是说，治国君子不可不讲修身，想修身，不可不侍奉双亲，要侍奉双亲，不可不懂尊贤爱人，要懂尊贤爱人，不可不懂天理。本书托孔子之言，指出五伦为五达道，即人人共由之路，普遍之道;智慧、仁爱、勇敢为三达德，即实践五条大路的三种方法。“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通过五伦关系的实践过程来修身，也即是通过日常生活来修养自己。
君臣关系现在没有了，但仍有上下级关系，仍需要工作伦理。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通过家庭与工作伦理，在处理好亲情、友情、同事、上下级关系中，走正路，不偏颇，这是修养的过程。“所以行之者一”的“一”是指的“诚”，即落在诚实、至诚上。在这一修身过程中，培养君子的三大美德：智、仁、勇。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本书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喜好学习，接近智德;力行实践，接近仁德;懂得羞耻，接近勇德。这里指的是大智大勇大仁。智不是耍小聪明，勇不是鲁夫莽汉，仁不是小恩小惠。根本上是要修身，此是内圣，治国平天下是外王事功。这与《大学》的主张是一致的，由内圣贯穿到外王。为政者懂得修养自已，才懂得治国平天下。
(三)贯通“天道”与“人道”的“诚”及“诚”与“明”。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中庸》是以“诚”为枢纽来讨论的。“诚”是《中庸》的最高范畴。“诚”的本意是真实无妄，这是上天的本然的属性，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道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天道公而无私，所以是诚。“诚之者”，是使之诚的意思。圣人不待思勉而自然地合于中道，是从天性来的。普通人则有气质上的蔽障，不能直接顺遂地尽天命之性，所以要通过后天修养的工夫，使本具的善性呈现出来。这是经由求诚而最后达到诚的境界的过程。
求诚的工夫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五种方法。广博地学习，详细地求教，谨慎地思考，缜密地辨析，切实地践行，这“五之”里面就包含有科学精神。《中庸》还强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学习精神。
《中庸》认为，由至诚而后明善，是圣人的自然天性;而贤人则通过学习、修养的功夫，由明德而后至诚。由诚而明，由明而诚，目的是一样的，可以互补。“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于是能够兴养立教，尊重他人，极尽众人的本性，进而尊重他物，极尽万物的本性，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既如此，就可以赞助天地生养万物。这使得人可以与天地鼎足而三了。人的地位由此彰显。这也是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意思。人体现了天道，即在道德实践中，见到天道性体的真实具体的意义。从上我们也不然看出《中庸》的天人合徳的思想：天赋予人以善良本性，即天下贯而为人之性;人通过修养的工夫，可以上达天德之境界。由天而人，由人而天。
(四)成己与成物，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里是讲人道。意思是说：诚是自己所以能实现、完成、成就自己，而道是人所当自行之路。诚是使物成其始终的生生之道，没有诚也就没有万物了。所以君子把诚当做最宝贵的东西。诚一旦在自己心中呈现，就会要求成就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一切物。当人的本性呈现，即仁心呈现时，就从形躯、利欲、计较中超脱出来，要求向外通，推己及物，成就他人他物。仁与智，是人性本有的，扩充出来，成己成物，即是兼物我，合外内。人之本性圆满实现，无所不通，举措无有不宜。
凡俗生活中有高明的境界。《中庸》提出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平凡与伟大的统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既保护、珍视、养育、扩充固有的善性仁德，而又重视后天的学习、修养;既有远大的目标，而又脚踏实地，不脱离凡俗的生活世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尽伦尽职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之境，实现崇高。冯友兰先生自题堂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的境界离不开凡俗的生活，就在凡俗的生活中实现。
